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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商帮的集群化发展模式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出现诸多困局。
在文化方面，由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低门槛创业特性，使创业者以“零门槛”方便进入的同时，也滋长了浙商商帮的“宁做鸡头，不愿做凤尾”的心态和观念。同一批老板都在同一个产品平台、同一个档次上竞争，结果企业都难以做大，大家都只好做小老板。小老板之间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只能是小草，很难成长为大树，更难见森林。这样，一旦遇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产业集群内的小企业就很难抗拒风险，在巨大的压力下甚至会出现成片倒闭的现象。
在研发创新方面，浙商产业集群也带来很大的困局。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运输成本低，配套企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交易风险也就很低。这容易使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得很大，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很快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云和县的木制玩具，产品的类别很偏，但没有几年的时间，就战胜了台湾的同类企业，成了世界市场出名的木制玩具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内，企业间按利益关系，配套、分工、合作，能形成很大的产能规模，产生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但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的竞争，所以创新能力很难增强。同时，同类相聚，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而当仿冒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习惯后，那么谁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担巨大的风险去搞新产品研发呢？企业都懒得去搞研发，那么整个产业集群内的创新能力就只能是越来越弱。
在价格上，产业集群内的低价竞争让产业集群丧失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产业集群内部同质的成品企业之间要相互竞争，同质的配套企业间也要相互竞争，这样在产业链构成及不断延伸过程中，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必然越演越烈。最后的结果是，低价优势成了产业集群在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唯一的核心竞争力。而一旦低价优势成为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武器，它在市场上能够冲锋陷阵一段时间的同时，却必然遭遇两大阻力：一是来自外部市场。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反倾销开始了，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二是来自集群内部逐渐滋生的阻力。集群内部低价竞争，企业的利润空间肯定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利润。企业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质量，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难以为继。温州曾经红火的灯具业就这样几近消亡。
产业集群在带来诸如规模效应的好处时，也遏制了企业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而没有品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只能算是一个生产车间。意大利也是典型的这种经济结构，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用意大利经济学家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的话说就是:“意大利工业越来越酷似漂流在大海中的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山顶仅限于几家特大的集团，而基础是一堆不成规模的3到500名员工的小企业，共7.2万个以上。” 浙江产业集群起点较低，由民间浙商商帮自发而形成，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低、散、弱”现象，发展过程中则存在低端化锁定倾向。这种经济产业层次低，组织结构散，自主创新能力弱。块状经济具有促进技术扩散的优势，但浙江省块状经济对技术自主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即块状经济内有大量企业靠技术模仿和产品加工而生存，企业间人员流动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很难，技术创新的高成本低收益使块状经济内企业失去自主创新的动力，一批高技术项目外流。在块状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需要水、电、路、气等硬要素的保障，更需要政策、人才、科技、产业文化等软要素的强力支撑。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产业集群还处于“准集群”状态，这种“准集群”的内在结构弊端导致很多企业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无法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创新成本以及相应的扩散成本，故当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以绍兴的轻纺集群为例，据当地相关学者介绍，尽管这个集群产业链相对完整，但是从其产值、销售看，纺织这块占到了60%多，整个群内企业“横向发展有余、纵向配套不足”，分布相当不合理。
总体来讲，与世界上一些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浙江“准集群”的块状经济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降低了群内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一是价值链低端化。集群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面对风险时规避空间狭小。绍兴嵊州的领带生产占到了世界的40%、中国的90%，但这个由1100多个企业组成、年产领带3亿多根、产值超百亿的集群不仅研发设计能力严重匮乏，而且销售渠道受制于外国厂商。从1984年生产出第一条领带到现在20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自主品牌出口甚至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二是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大部分集群在内部产业链上分布不合理，“两头在外”，使集群发展缺乏主导权，受外部环境影响大。仍以嵊州的领带生产为例。当地领带生产的真丝原材料年需求量达5000余吨，但生产能力只有250吨，约1/20，当桑蚕丝价格波动很大，厂家生产受价格波动影响也就很大。。加上终端的领带销售渠道缺乏话语权，不但令嵊州领带很容易在上下游出现波动时“动弹不得”，而且企业只能获取少量的生产利润，资金积累效应缓慢，企业很难做大。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院长胡克勤认为，“从更为宏观的视野看，绍兴乃至全国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很多所谓的产业集群制造这块特别发达，上游的设计、研发以及下游的品牌、营销网络等发展严重滞后。可以说，目前国内大多数产业集群还仅是制造业的扎堆。”。三是集群内企业离散化。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导致浙江产业集群内产品同质性程度高，企业间竞争大于协作，黏合度不高。集群内企业离散化也是国内集群专业化分工不成熟的必然结果。有人这样形容今天产业集群里的企业，就像是一大群堵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进不得，退不得，但发动机又不敢熄火，只好看着浪费汽油和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集群的内在构造，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亟须产业集群内在结构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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