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书第三篇第六章第22节的一段文字,主要根据老子思想分析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全面了解需要完整阅读该节,并参照老子的基本思想。
在西方经济学中,斯密提出了市场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被后人用来说明市场自动调节和自发秩序等内隐机制。哈耶克提出了自发自生秩序,论证经济社会(主要指市场)的秩序和组织的形成。从表浅的或形式的角度来看,老子的自发组织、自生秩序(老子的组织和秩序思想,见老子社会观一节),与“看不见的手”、“自发自生秩序”具有相通性,但实则差异颇大并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虽然斯密和哈耶克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存在重大缺陷,甚至无法成立,然出于各自的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各自的情感欲望和思维见地,众多“有智”之士追随着斯密哈耶克,共同编织出皇帝的新衣,制造出风靡于世、影响持久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市场)秩序神话,为图谋私利、逐求私欲的经济动物们主张自由放任、免于干涉限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信念根源。
从老子来看,市场经济是天德异化之后人们逐求私利、满足私欲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计算利弊并采取相应的手段方式而趋利避害是基本的过程。换言之,价值观念和心行取向都以自身经济利益(财富)为中心、为目的。然而,“异化之德”若无限制约束,必定贪婪纵情、感官享受、欺诈虚伪、强力驱迫,会以各种手段图谋逐求。这样,社会必定走向混乱无序、争夺占有的离乱状态,衍变为强势者压迫欺诈弱势者的不平等、不公正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另外的(市场之外的约束,如国家、道德、信仰、风俗等。其中国家权力是最主要的约束因素)约束,市场根本不可能产生秩序,或者即便能够产生秩序,也必定是现实境域中的秩序(见老子社会观),即:强势集团通过强力和智谋统御整个市场,并为自身集团的利益服务。强势集团即各种因素产生的经济精英或其联盟,在产生的因素中,强力和欺诈必定是主要的因素(最开始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如好运、勤劳、预测精准等)。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本就是逐求私利的活动,是“异化之德”驱动下的利己行为,并在行为中进一步加剧“德”的异化。这种情形实则与我们在国家观中所述的国家起源同样,也就是,假定不存在国家只存在市场,最终的结果必是国家(老子现实境域的国家,即等级制度的国家)的产生。
所以,如无经济之外的制约因素,良性的市场组织和秩序绝不可能形成。
老子与“看不见的手”
1,斯密“看不见的手”本意:
斯密没有对“看不见的手”予以清晰解释和确切论证,后人对“看不见的手”也各有见地、纷纷不同。从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书中对“看不见的手”的用法来看,其意指无非是:追求私利的个人行为将会不自觉的导致社会利益的增长。易言之,每个人都自觉地追求自己利益,但不知不觉地却增加了社会利益,而每个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增加社会利益。这个效果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受到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正如蚯蚓钻地,不是为了松土而是为了自己生存,但却无意中具有了松土的效用,就好像无形之手在指导一样。斯密还认为,这种无意的非自觉行为的效果,比那些有意的自觉的行为(比如为了促进社会利益)产生的效果更好、更有成效(对此,斯密并没有证明,事实上他也无法证明)。这其实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也与老子“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有部分相通(老子只是说有这类事实,但不是普遍性、必然性的。而且在老子这里,之所以有此事发生,是因为对事物的自性没有了解),实际上是一种实践领域的辩证法。
在斯密本人的“看不见的手”中,我们看不到秩序和秩序的形成,也看不到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仅仅是个体利益的逐求,自然导致社会利益(实际上是社会总财富和劳动就业)的增加。但不知从何人何时起,“看不见的手”被当成调节机制和自发秩序的成因。换言之,被当成市场内具的调节性和有序化的机制,并衍为经济学的原理、信念。诚然,斯密从价格涨落或价值增减方面论证过产业、资本、人力的流向和配置,但却没有用“看不见的手”这个短语去概括。也就是说,在斯密本人那里,“看不见的手”并不涵有后人赋予的调节机制和秩序功能。
斯密的看法可能前有渊源。启蒙运动的先驱人物曼德维尔就已经明确地表述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即私恶产生公益(见《蜜蜂的寓言》)。斯密则将其引入经济活动,认为人们逐求私利会自然导致社会公益。无论是曼德维尔还是斯密,都是将罕见事项设定为普遍事项,其意图无非是将利己自私当成正常的正当的人类普遍心行,为个人逐求私利创建基础和根据(曼德维尔也有抨击伪善、正视现实的意图)。从老子来看,天德社会崩溃、私有制度实行之后,利己自私是人类常态,就此而言,曼德维尔和斯密并没有错(在基督教盛行的地区,这个见解大逆不道、殊难容忍,曼德维尔的遭遇就是证明。这与上个世纪《厚黑学》的遭遇颇有相似)。但是,他们错在“私利产生公益”这个论断上。这个论断没有多少实证支持,倒有大量的反证存在。假如将该论断当成普遍性的,则其逻辑推论是:公害不因私利(这是等价的逆反命题),另一个推论则是“私人之善导致社会之恶”(这是否定命题,虽然与命题并不等价,但在逻辑上具有可能性),斯密说:“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按:指有益图谋公益)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表明,斯密认为大多数谋致公益的活动比不上逐求私利的活动,后者更有益于社会利益。
事实上,斯密所谓的社会利益,仅是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和劳动就业的增加,否则他的论断就毫无道理。在《国富论》中他说:“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这就是经济活动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私利产生公益,准确说竭力图谋私利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以地主例,说:“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地主要耕作获利,必须雇佣他人劳动,而劳动成果(如粮食水果等)地主不可能个人全部吃掉,肯定要“分给”穷人、劳动者。所以,地主谋利实际上也给穷人带来了利益、造福了社会。这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项功能,是私利产生公益的另一种涵义,即富人逐利使得穷人有了谋生的机会(不知道斯密为何没有想到,粮食水果实际上是穷人劳动创造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假如地主或商人们不再谋利,那么穷人必然丧失了生活来源,社会财富必然下降;假如地主商人们谋利的动力不足或者受到限制,那么穷人们的利益也必定受损、社会财富的增长受限。这正是后世所称的“剥削有功论”。因此,穷人们应该感恩富人,国家也不要对富人的逐利进行限制。不过,一百多年后的马克思却不这样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着力论证的问题之一就是,资本家和资本不能创造价值,劳动者和劳动才是价值根源。资本家的利润来自雇工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对雇工的剥削。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穷人必须给富人打工?难道他们没有另外的生活依靠?如果没有,又是因为什么?其实,广泛的市场经济早已改变了早前的生存样态、社会结构,许多人还未出生,就注定成为无产者,成为没有生存依靠的游民,为富人劳作成为他们无可逃避的“天赋使命”。这就是说,富人们逐利而造成的普遍的市场经济,是无产游民的原因。他们图谋私利的活动导致了社会结构、资源拥有、生存方式的变化,造就了本可避免的游民的诞生。
可是,如果穷人们变得富裕或者好吃懒做,那不就使得劳动的动力不足了吗?富人们的利润欲求不就成为空中楼阁了吗?社会总财富不就下降了吗?斯密前后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念,即商人、贵族、资本家、地主等精英阶层的普遍见解,他们认为,贫穷、饥饿等生存压力的持续存在,才是穷人们愿意工作的动力,“除了白痴,每个人都知道下层社会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将永远不会勤劳起来”、“只有饥饿能够鞭策和驱使穷人劳动”(《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第222页)。这应该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项不为人知的功能,即激发了穷人们的工作热情、铲除了穷人们的懒惰闲散,这不正是斯密们认为的社会利益的一种体现?
斯密本人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财富的分布或分配状态。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举的地主来分析,他并不担心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两极分化,更没有预见到两极分化之后的社会效应、社会冲突。他也没有分析财富不平等拥有的成因,反倒是作为既定的事实予以承认。他还认为富人的奢侈是正当的、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用。实际上,古典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市场经济是富人的舞台,穷人只能是富人逐利的工具。社会财富的增长仅是总财富的增加,并且实际上只是富人们的财富增加,穷人即便有逐利的愿望却也没有获利的现实,他们只能也必须时时刻刻为了活命而忙碌、工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固然前有渊源(如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早期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但主要还是针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是欧洲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密的经济学必定是单调增长经济学或单调发展经济学,这既是利己逐利的逻辑必然,也与斯密时代的生产、贸易等经济现实比较契合。斯密没有预见到经济增长的限度和可能发生的经济饱和与衰退(商品过剩和经济衰退在那时只是偶尔出现的现象)。饱和与衰退等经济事实隐涵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根本缺陷,即理性的经济人的利己逐求导致无利可图和利益丧失,那么理性何在何用、何德何能?私利也不总是产生公益,因为经济衰退就是公益的减少。私利也不是必然获致,破产赔本也是常见的事实。
我们这里也不是苛责斯密,他是经济学的鼻祖,确实算得上经济学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比后世的懵懂之辈们要开明和清醒,比如他注意到了法律制度、道德行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对垄断、竞争、国王(国家)职能等也有相对清楚的论述。他突出强调了个人逐利是经济发展的持久的动力源泉,这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他的错误也是明显的,那就是他以为个体利益的增加与社会利益的增长是一致的。如前所述,这个利益只能是指社会总财富,以及伴随其中的就业增加。
拙作《道德经新论》(副标题:揭开宇宙和生命的玄秘),全书计分九篇,共300万字,历经20年,已于日前完成。兹发布于网络,供有兴趣者参研、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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