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经济学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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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和资本主义大机器时期的历史总结，尤其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本质的解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是针对资本主义大机器时期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革命斗争学说”。这是符合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也是基于这段历史提出的构想。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适应的就是这个历史阶段，马克思的“后人”把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
       实际上经过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也逐步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改良，不作出一定妥协，其末日也终将会到来。这就是“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之一。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转变是后资本主义产生的客观必要条件。在这个时期，劳动者的财产权和薪酬制度中的话语权有了基本的法律保障，资本家的利润来源和资本积累都有了更有利的新途径。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很多，但马克思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演进，也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力。上世纪7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进程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种族歧视已被普遍禁止，劳动者的权益基本得到尊重，例如，关于国家重大决策的全民公决基本得到落实。资本主义的民主化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原因所促使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以“大系统”的眼光审视“全球化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有序、高效、均衡、稳定成为经济学集中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以前苏联主导的，它集中反映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和“关于过渡时期的特点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述。此后，斯大林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首先是继承了列宁的学说。这是由列宁和斯大林对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前提。正是在此前提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全力推行计划经济。斯大林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斯大林在前苏联计划经经济建设中优先考虑发展重工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预防战争的到来。这一点尽管后人多有批评，但历史证明斯大林的考虑不一没有道理的，否则二战的历史就会改写。总的来讲，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基本来源与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一系列著作提出的理论架构。由以上可见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前提是前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其实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区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在资本主义开始民主化进程的过程中，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前苏联对资本主义民主化的进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安，随之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中开始有了“统治主义”的苗头。此前得中国“一五”计划之所以取得很好的结果一是苏联的支援，二是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还没有系统的建立，所以“经济务实”的思想比较普遍。从1956年的“整风反右”开始，中国的政治态势发展生变化，经济建设开始出现重大的失误。尽管毛泽东此前也注意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农轻重的比例问题等等，但是就指导理论而言，中国基本上沿用了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马克思在世并没有预见到“后资本主义”会产生，更想不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会有“民主化进程”。所以我们硬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沿用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来，那是非常牵强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的不对，而是我们用错了地方。就历史现实来讲，新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与前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冷战的“铁幕”，西方的挤压与封锁使这两个国家自然会想到马克思关于“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理论构想，这并不奇怪：“当家才知柴米贵”。毛泽东为什么始终沉浸在“无产阶级专政西继续革命”的思考中？这既与他所了解的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有关，也与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具体实践有关。所以，就像评价岳飞是爱国将领还是“封建卫道士”一样，不能脱离历史看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对于现代经济并不了解，况且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本身无论是对西方的经济学进展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学说也是知之甚少。所以，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观点大概可以适用于此。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费劲了心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就大胆的试，大胆地闯”。“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可以说， 邓小平当初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找到改革的“理论灵感。”       可以这样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改良；后资本主义的到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劳动者的物质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进程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趋向公平化。关于私有化，不是不可以有，要看这个私有化是什么样的私有化。是少数人的私有化还是普世大众的私有化；是公平公正的私有化还是少数人垄断的私有化，抛开私有化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以及社会属性笼统地讲私有化那不是经济学人的治学态度。民主自由是社会公平的前提，社会的总趋势就是公平和公正。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背离公平和公正的原则都是走不通的。
       总的来讲，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史是不完整的。你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的什么，你就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大机器时代的治本主义制度的“另一面”，也无法整体的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 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已经被“修正了”，谁“添加了”自己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解读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                  
       当然，就中国正统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作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理论框框中，从没有认真考量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与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有什么不同，更极少的认识到统治主义下的计划经济是怎样的一回事。这种“瞎子摸象”似的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尽量抛开政治干扰来探究经济学的方法论，因此我们的改革理论也没有必要先将理论划上“阶级成份”再来判断是与非。历史就是历史，经济学作为人类的共有知识到头来也还是应该关注它所应该关注的问题。“马经”也好，“西经”也罢，能够指导我们解决问题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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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经济学 经济学史 现代经济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史 科学技术 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