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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紧接着《审视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与通货膨胀》http://user.qzone.qq.com/113830973/blog/1218571566一文，前半部分讨论改革中为什么制度创新的租金被政府官员与企业家获得，后半部分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第一部分 制度创新的租金为什么被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分享
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与封建残余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使得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困难重重。从1978年到1992年，中央领导对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形成共识，对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结论，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很慢。到了1992年，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左派上了上风，政治气候已经十分微妙。在这紧要关头，伟大的邓小平觉察改革有可能走回头路，果断地做出了建国以来最富有政治智慧的行动——南巡讲话，一举扭转了政治风向，为十四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下了基调。从这些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在当时搞制度创新，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幸运的是，这个风险得到了两个方面的收益补偿，从而使理性的人愿意冒这个风险进行制度创新，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市场经济确立与经济高速发展就是这个创新的结果。来自两个方面的补偿收益如下：
1.中央政府默许地方政府创收：
首先假设一个命题成立：要把握历史的机遇、形成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势，就必须推动自下而上的全方位改革。从上到下推动的改革没有“群众基础”，不但成效甚微，而且容易重新陷入"放"与"收"、分权与集权的怪圈。
一方面，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体现了广大群众求变革、求发展的强烈欲望。只要不受压制，这股改革力量就能够猛烈地冲击计划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给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注入强有力的生命力。显然，自下而上的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广大群众挖计划经济墙脚的行为会不会容忍、敢不敢放任。另一方面，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如国有企业、土地、金融资金，进行改革也必须要政府的官员带头创新，带头干。这两个方面都要求地方政府的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然而，地方官员支持市场化改革必须冒很大的风险。由于维护计划经济的法规仍然有效，而改革的试验往往要经历一段"不合法"的过程，带头进行改革、支持或者默许改革就意味着要冒"违规犯法"的风险，很容易被反对改革的领导抓住把柄进行整肃。今天的改革急先锋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阶下囚。因此，即使那些思想解放、务实求新的地方干部也必须谨慎行事、避免"中箭落马"。
为了推进改革，中央政府的改革领导人一方面要不断呼吁干部们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另一方面还要提供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官员支持改革，把他们的利益和市场化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财政困难、政府官员收入低的条件下，允许政府部门创收以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便成为一种"情有可原"的权宜之计。创收政策与财政包干、分权让利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向发动改革、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隐性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
2．来自于市场的补偿：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无效率，使得新的制度在效率大大优于旧的体制，同时由于是“第一个吃螃蟹”，没有别人做，有超额的垄断利润，这样市场使得制度创新的租金特别的高。
好了，由于收益足够弥补风险（虽然螃蟹从前没人吃过，可能有剧毒，但现在有优惠政策，带头吃螃蟹的人可分良田万亩，美女三千，这样很多人就愿意尝试了），政府官员与头脑灵光的老百姓（现在我们将这些老百姓为企业家）开始吃螃蟹了。一方面，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官员停薪留职下海，成立招商局，按引进投资额拿提成（这跟企业对销售员的激励机制完全一样），创办劳动服务公司、商店、企业。另一方面，政府间接参与经济活动，由政府提供各种政策，鼓励企业家们创业，通过入干股，税收以及其它手段获取制度创新的租金。中国的企业家也争气，任何能够赚钱发财的门路都想得出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制度创新的租金由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分享，造成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但同时也是帕累托改进，因为由于制度创新使得经济生产活动的效率大大提升，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大幅提升，一举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使老百姓分享改革的成果。
第二部分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绑脚石（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
允许政府部门创收，财政包干、分权让利，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形成的一个向发动改革、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使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得以大面积、大范围地推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制度安排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这个制度安排的副作用也是非常的大，同时也没有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与没有解决的问题是：
1．为减少原来的官僚体制对市场化改革的阻挠和限制而允许政府官员创收的政策，强化了官本位思想，使得人人都想当官，公务员考试挤爆了头。有句话叫做“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政府部门的创收活动逐渐演变成制度化的集体腐败行为，同时也使社会逐渐接受贪污受贿腐败的不良风气。创收收入游离于正常财政开支之外，其不透明性和任意性形成了腐败的温床。集体腐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难度。
2．对政府创收的默许，使得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对制度创新的租金这块大蛋糕的分配上存在竞争。在市场经济的法规建立过程中，政府的各个部门不仅没有进行利益回避，反而是积极参于政策的制定。他们一方面试图将本部门既定利益合法化，另一方面也想争取更多的利益。激烈的讨价还价常常使谈判陷入僵局，而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各插一手，赋予多个部门规章制定权，导致最终的法律法规就是工商、税务、消防、发改委、公安等部门都有权管理某一经济活动，这为各政府部门竞相创租留口子。这种政出多门的制度安排，必然造成各部门见利益就争，见服务就推，见责任就躲。只有等到问题累积成危机时才有人过问。这样，政府的行政办事效率低下，老百姓办一件事要跑很多单位，并且被层层盘剥。
3．为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而设计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制度，导致官员重投资、轻消费，重形象、轻效益，重短期、轻长远。为了GDP的立马提高、地方形象的立马提升，地方政府往往重视大的投资项目，如工业开发区，钢铁厂，并且压低资源品价格，如果对招商引资提供廉价土地，零环境成本，使得现在的GDP透支了子孙后代的福利。
4．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创收的领域，政府官员既是裁判员又是球员。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使得政府鼓励垄断、限制竞争。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攫取行为给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设置进入壁垒，使他们面临严峻的经营环境。这对于市场的培育和经济的发展都十分不利。
5．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在50%左右，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
6．目前的改革限于比较容易改的经济领域，在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领域进展很小。
第三部分 渐近式改革、允许政府创收的历史合理性
允许政府部门创收，财政包干、分权让利，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形成的一个向发动改革、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从根本上看，有三个因素支持了中国特色的改革中这个补偿与激励机制的历史合理性：
1．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落后。正是这种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落后，制造出了中国三十年间的改革的“政治风险”。既然有风险，又要进行改革，自然要有收益来弥补风险了，不然谁干呢。“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多数国民在思想观念上的落后最终使他们买单。
2．保守地说我国的一半以上的资源由政府来管理。如果不允许政府官员创收，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来盘活这些资源，发展经济就成为空谈。
先举个例子，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所有权极其分散，公司由无数个投资者所有，但公司的战略规划、人事任免、生产经营等决策的制定不可能由大量的股东来完成，所以产生了董事会。
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更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国家大量的资源由全体中国人民（股东）所有，但资源的“战略规划、人事任免、生产经营”的决策也只能由政府（董事会）来作出。这样，要想激励政府（董事会）把中国（通用电气公司）经营好，必然要允许政府官员创收。我又要重复老话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多数国民在思想观念上的落后最终使他们买单。国人们，放弃对一些幻想吧！
3．懂得一点中医知识的人知道，如果一个人得了大病，必须用大寒来治，但由于病人体质虚弱，大寒一下可能病还没汉好，却把人寒死了。所以这时中医会先给病人热补，把体质治好，再用大寒的疗法治病救人。
允许政府部门创收，财政包干、分权让利，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形成的一个向发动改革、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可能这就是先给生了大病的中国（思想观念落后，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苦）补一补体质吧。体质虚弱的人只能渐近式地治疗，而不能激进式地治疗。（苏联人少地多油多，首都莫斯科地处欧洲，人均收入至少比中国高比一倍以上。所以它是一个体质很好的病人，可以直接进行大寒疗法。2006年俄罗斯的人均GDP为156452卢布，按现在汇率为6139美元，人民币42000元）
综上所述，由于以上三个理由，允许政府部门创收，财政包干、分权让利，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形成的一个向发动改革、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第四部分 2008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允许政府部门创收，财政包干、分权让利，提高官员的收入和福利，形成的一个向发动改革、支持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风险补贴"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这个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名体质强壮的病人了。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治疗的时机已经到来了。现在，市场经济、货币选票（价格体系）、私人产权等制度安排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2000美元，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逐步迈入小康社会。现在正在实行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所带来的副作用现在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敌人了。同时现行的土地、金融、以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制度已经开始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的主要障碍了。
因此，2008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还是来自于制度创新，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具体来说，对现在的补偿机制与激励机制进行改革可从下面介绍的方面着手：
1．加快国退民进的速度。只要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源，要想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必须为其提供有吸引力的激励机制，遏止集体腐败与政府创收成为空谈；而政府直接间接从事经济活动，使其既是裁判员又是球员，必须会使其加强政府企业的垄断地位，限制来自民间的竞争。
2．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金融被国有大银行所垄断，民间资本不允许进入这个行业。竞争的不够，会使得这些银行服务效率低下，霸王条款横行。从激励机制来看，银行的大股东是全国人民，存在一个所有人缺位的问题，因此金融资本没有被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
3．要立法废除预算外、体制外收入。所有政府收入、开支都必须纳入政府预算内，受各级人大监督。中央、省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必须合理化和制度化。立法杜绝上级政府对下级的层层盘剥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
4．理顺政府内部的各部门的管辖范围、做到责、权、利的统一。对政府部门进行合并，防止政出多门。
总之，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并且中国人能“吃苦耐劳”，干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这些都是一种好的品质，资本与这样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肯定会创造最大的产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将会成为最大的消费世界，规模经经济将为中国带来实质性利好。长期看好中国！
徽环
20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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