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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武训（1838－1896）
    1838年12月5日（道光十八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出生在山东堂邑县（今属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清末行乞办学的典型[1] 。原名武七（因在家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亦称武豆沫，清廷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0岁时当了乞丐。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光绪十四年（1888）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义塾。山东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主要建筑有武训祠和武训墓。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兴建义学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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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宫泽贤治（日语：宫沢贤治，1896年8月27日－1933年9月21日）
       生于日本东北部寒冷贫困的岩手县花卷町（现为花卷市）一个商人之家，自幼目睹农民的悲惨生活，对劳动人民寄予无限同情。自幼体弱多病，却心怀悲天悯人之情。为改善农村面貌，从盛岗高等农村学校（现为岩手大学）毕业后，他亲赴农村任教，并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开办农业技术讲习所，创办农民协会，亲自指导农民科学种田，任教四年即辞去公职，离家独居于花卷市郊外，过着普通农民生活，虽然和自己富商之子身份不符，却因为自己的信仰而乐在其中。然而，不久他竟毅然辞职务农，目的在于运用科学知识扶贫救灾，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同甘苦、共命运。他不依靠任何组织，未加入任何政党派别，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慈悲为怀，以苦行为人生使命，以知识为武器，在为民造福的过程中探索人生，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他白天耕种，夜晚为农民上课，讲解农业知识、教英语、讲故事、举办音乐会，他把生命的一分一秒都用于那“一个心眼”上，无暇谈情说爱，顾不上完整的睡眠和用餐。就这样，他在人生最后五年因辛劳过度，年仅37岁的他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失调染上肺病，不幸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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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裴斯泰洛齐（1746——1827）是瑞士著名教育家，父为医生。5岁失怙，赖慈母忠婢成长，性柔懦富于感情，及后入中学、大学，修神学而不信其说教而改学法律，又历政界腐败去而习农，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曾在新庄、斯坦兹创办孤儿院，从事贫苦儿童的教育。常与孤儿同寝食，共忧喜，苦心孤诣以发展儿童道德心，成效颇著。后又在布格多夫、伊佛东创办学院，进行简化教学实验。认为儿童的能力由练习而发达以至于强壮；凡教育及教学均当以直观实物为基础；教育的进行及教材的排列，当以儿童的精神、自然的行为为准；凡为教学，当注意数目、形式和词语三个基本要素。他根据这一原理，改进了初等学校各科教学方法。他的教育思想对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1769年，裴斯泰洛齐以改良农业为宗旨，贷款在列登购买山地100英亩，打算以经营农场为示范，来唤起贫民的信心。但因土质过差和经营不善，最终彻底破产，债台高筑，生活陷入困境。他与安娜曾为此相对而泣……

   1771年，因安娜家的帮助，裴斯泰洛齐才还清了15000克鲁登的债务，可家里仍然一贫如洗。夫妻俩不顾挫折，计划在新村创设贫民学校，招收贫民子女，进行教育与劳动实验。通过教育使每个人内在的要求得到满足，使其适应生活的需要和环境。他认为把教育同劳动熔为一炉，从劳动中去了解生活的意义，从劳动中去学习生活的方法，才能提高一个人的道德观念。

   1774年冬天，不顾家境贫困，裴斯泰洛齐在新村正式成立了“贫民学校”，收容了18个流浪儿和小乞丐。在劳动之余，教他们说话、读书、心算与写字等。裴斯泰洛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以身作则，指导他们的行为，陶冶他们的情操。因此，不到几个月，这些孩子身体健康，性格活泼。这给了裴斯泰洛齐极大的安慰，更增强了他的信心。
但是，仅靠儿童的劳动，无法自给自足，因而裴斯泰洛齐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生活再次发生危机，最后，他仅以一块黑面包和一杯水来充饥。可他愈挫愈勇，办学意志毫不动摇，以惊人的毅力支撑了下来。

  1775年，裴斯泰洛齐的举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也得到了贫民们的拥护。他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激动不已，因此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到1777年在校儿童人数达80名之多。
天有不测风云。1778年下了两次冰雹，庄稼损失惨重，物价暴涨；安娜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但是，政府却袖手旁观，冷眼相看。1780年，贫民学校不得不停办。这时安娜病重，无钱医治，儿子极度虚弱，裴斯泰洛齐再度面临困境。
裴斯泰洛齐为贫民子女倾家荡产，但是人们却不理解他事业的意义，甚至报以讽刺和嘲笑：“可怜虫，你比雇工们更拙于解救自己，还夸言要拯救别人。”

   但是，当看到儿童的进步时，裴斯泰洛齐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说：“我看到这些幼小儿童以前非常凄惨，现在却慢慢茁壮地成长，使我感到极大的欣慰。他们脸上泛出满足的表情，他们已学会了劳动，他们的灵性提高了。他们在祈祷时，眼睛里挂着晶莹的泪水。从这些被遗弃的孩子身上，能够重新发现他们的希望、道德与情感的曙光，这令我无比欣慰。恐怕人们从未敢期待这些贫苦儿童变成具有人类成长的各种素质，在这些凄惨的儿童中，能发现可以造就的人才，其快乐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1781年以后的18年间，裴斯泰洛齐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文学创作活动，并把理论、文学创作和实践结合起来。他竭尽全力，想唤起瑞士全社会共同来解决迫切的问题--如何复兴农业经济，使农民的生活有所保障，提高贫苦民众及其子女的道德和智力水平。

      1781年2月，裴斯泰洛齐出版了他的教育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的第一部（其它各部，相继于1783、1785、1787年出版）。这本小说是他前半生所从事的社会改革、教育实验和教育理论研究成长的艺术再现。小说表达了作者试图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贫苦人民子女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全书洋溢着作者热爱人民、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道主义热情。因而，书一问世，就驰名整个欧洲大陆。


      1798的，瑞士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海尔维第（瑞士）共和国。在斯坦兹城，由于贵族和天主教教士的煽动，爆发了农民暴动，政府从法国借兵进行镇压，受到顽强抵抗。法军大肆烧杀，祸及无辜，斯坦兹城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留下了111个老人和169个孤儿，还有237个儿童无家可归。

    新政府决定在斯坦兹成立孤儿院，裴斯泰洛齐谢绝了友人所荐的高官厚禄，于12月5日毅然接受了政府的委托，负责孤儿院工作。当时他很兴奋，说道：“我为实现我一生的梦想，不惜牺牲一切，我的热情达到了那样的程度，几乎可以说：只要让我开始工作，即使在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上，没有火、没有水的地方，都是可以的。”（《教育改革家》英文版第358页）
裴斯泰洛齐到斯坦兹以后，把修道院改成孤儿院，收容了80个（此数由政府规定）孤儿，这些孤儿“大部分患有严重的疥癣，无法行走，头上长满溃烂的脓疮，身上穿着生满虱子的破烂衣服。个个面黄肌瘦，牙齿暴露，深锁愁眉，并以猜疑的目光望着人。头额上的皱纹充分表现了他们饱经忧患与疑虑的生涯。有的养成虚伪等恶习，难以纠正；有的受悲惨环境的折磨，虽然表面意志坚定，却猜疑、冷酷、胆怯……；懂得ABC的，十个中无法找到一个。”面对贫儿的这般境况，一般人早就会望而却步；裴斯泰洛齐却迎难而上，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除雇用一名妇女做饭以外，裴斯泰洛齐承担了孤儿院的一切工作。象慈父一样，他以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把整个心灵献给了孤儿。他说；“从早到晚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的手牵着他们的手，我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眼睛，我随着他们流泪而流泪，随着他们微笑而微笑，他们不知有世界、有斯坦兹，只知道跟我形影不离。他们的饮食就是我的饮食。我没有家园、没有朋友、没有仆人，只有他们……，晚上我最后一个就寝，睡在他们中间，陪他们祈祷、读书，一直到他们睡着；早上我最早起床，替他们换洗脏衣服，并给他们洗涤身上的污垢。”（见《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证著选》第196至199页）

      这位慈父以孤儿院为家，视孤儿们为亲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他充分发扬民主，培养孤儿们的道德习惯，并提高他们读、写、算的能力。

       战乱再次降临了。1799年6月8日孤儿院被迫关闭（被法军征为野战医院）。裴斯泰洛齐为此声泪俱下，但无济于事。他因伤心与劳累过度，以致吐血。
(二楼继续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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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933年 阿尔卑斯山 资产阶级 教育理论 悲惨生活 黄马褂 柳林镇 杨二庄 中国 山东

接上文
   裴斯泰洛齐在功成名就、成为世界名人之时，竟不顾高官厚禄的诱惑，以其崇高的品质，把整个心灵和爱心都献给了孤儿，为贫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这种无私的情怀，这种伟大的精神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斯坦兹孤儿院被关以后，裴斯泰洛齐于1799年7月，不顾身体虚弱，去布格多夫小学任教。在这期间，他认真研究，勇于探索，进行直观教学实验。最初，他事先绘出实物的图片，然后以此为媒介教学生观察与记述。


  有一天，当裴斯泰洛齐拿着“窗”的图片讲课时，一个学生询问他道：“从真正的窗子上不是能更好地学到窗的属性吗?”这一问使他恍然大悟，他自言自语地说；“正是如此，你说得很对……。”从此，他就直接让学生观察实物。如在算术教学中，他制作了著名的“算术箱”，箱内是各种形体的实物。教学时，他让学生观察实物，等他们获得了初步印象后才进行讲解，学生既有兴趣，也便于理解和掌握。


  裴斯泰洛齐的实验获得了初步的成功。1800年3月，在布格多夫的统一考试中，他的学生的考试成绩非常优异，该地学务委员会颁给他奖状书，书里写道：“……，可见，如果教师知道如何发现儿童的才能，并按照心理学的方法使其发展的话，很明显，所有的儿童都会有进步。你的教学法是教育所依据的根本法则更加明显……。儿童的进步不但影响初期的学业，而且会影响他的一生……。”


  1800年7月，裴斯泰洛齐向“教育之友会”（1800年6月，布格多夫的教育部长斯塔普尔创立的专门研究裴斯泰洛齐教学法的学术组织）提出专题报告，这篇报告中写道：“我想把人类教育心理学化，所谓心理学化，就是把教学的形式建立在人类的精神发展所依据的不变法则上并且依据这个法则，使人类知识的要素单纯化，然后以简赅的语言作有系统的叙述，借此使最底层的国民也能够获得自然的、精神的以及道德的陶冶……”
裴斯泰洛齐通过实物教学法的实验，第一次把教育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教育心理学化”这一伟大理论，使教育与心理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给后世的教育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他对人类教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裴斯泰洛齐在伊佛东执教期间，仍致力于教学方法的进一步改革。他上地理课就颇有特色。裴斯泰洛齐早年的学生、后来成为知名教授的弗由伊曼回忆道：“为了学习地理的基础知识，我们被带到户外，向伊佛东附近人烟稀疏的比由仑河谷步行。我们首先观察河谷的整体与各个部分，对这个河谷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然后挖取河谷的粘土，把它包在一张大纸里面。回到学校，大家就站在一张大桌子边，把带回来的粘土捏造成河谷的模型。次日我们观察较高的地方，继续扩展我们的研究范围。最后，我们终于把整个伊佛东盆地研究完毕，把它做成鸟瞰的彩雕模型。然后，我们才开始学习地图。”


裴斯泰洛齐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深信，感觉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人的头脑并非是感觉的被动接受器，而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努力把得到的感觉进行分析、辨别、联系和组合，形成概念，这才是知识的真正对象，只有在教育开始于实物的前提下，儿童才能形成清晰的概念。儿童的学习是从已知物向未知物的发展，只有从直接经验上认识事物，它的名称才会有意义。


同时，裴斯泰洛齐对传统的文字教学深恶痛绝，说道：“试想这种杀人的恐怖现象多么可怕。儿童在5岁以前享受的自然乐趣突然消失了，他们无拘无束的行动遭到专制的统治，像羔羊一般被关在发出恶臭的屋子里，被迫接受文字教育，过着残酷的生活……，这种反心理学的教育方法，只不过是窒息人类的工具而已。”


裴斯泰洛齐的真知灼见，独具匠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裴斯泰洛齐在伊佛东时，为儿童们规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其安排与众不同，特别注重儿童的健康问题。他给学生规定：起床后预习一小时，然后进行冷水浴，再穿上汗衫跑步到运河边，即使严冬，也依然如故。
裴斯泰洛齐的学生弗由伊曼回忆说：“我们每天早上排队站在井旁，接受冷水浴……。”“全体同学没有人戴帽子。有一天，冷风飕飕，我父亲给我买了顶帽子，我戴着去上学。同学们看到我的帽子，惊奇地叫道：'帽子!帽子!'于是，帽子被打落，被几百只手从运动场传到了走廊，最后竟被抛向城下的河里，我再也看不到那顶帽子了。”
显然，裴斯泰洛齐把学生的体育锻炼和意志训练巧妙地结合起来，通过冷水浴，既增强了学生的体质，也磨炼了学生的意志。


裴斯泰洛齐把整个时间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儿童，却对自己的仪表无暇修饰。弗由伊曼记述道：“试想一下……，一个非常丑陋的男子，头发蓬松地直立着，脸上布满了天花斑痕和雀斑，胡子尖出而脏乱；不系领带、裤子极不合身，一双太大的鞋，袜子掉了出来；走路蹒跚不稳，气喘吁吁；眼睛忽而又大又亮，一会儿又闭起来陷入沉思。表情要么极度悲伤，要么十分幸福；谈吐缓慢而富有音乐感，但是突然间又转为雷霆万钧之势。这就是'裴斯泰洛齐老爹'给人们的初步印象。我们爱他，我们全都十分爱他。因为他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爱十分深切。如果有一阵子看不到他，就会感到悲伤，而一旦他回来，我们就再也不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难道裴斯泰洛齐就不爱美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只顾了追求内在的美，而无暇顾及自己的外在美而已。他虽其貌不扬，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那颗心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动人，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崇高。就是那颗心足以能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正如一位来访者所言：“我在瑞士看到了比天堂更美的地方，因为我看到裴斯泰洛齐，发现了他伟大的心灵和巨大的才华，我从未如此地充满了对自己职业的神圣感和人格的尊严……。”


1813年，拿破仑在俄国吃了败仗。与俄国结盟的奥地利士兵欲借道瑞士开往法国追杀。1814年1月9日奥地利军部命令在伊佛东设立陆军医院，但士兵中流行着可怕的伤害，为阻止奥兵将此病带入伊佛东，市参事会派两名代表去巴西尔（地名）的联军司令部，请求撤回上述命令。


   裴斯泰洛齐为学校的师生着想，也与代表们同行。到了巴西尔，他受到了各国国王的热烈欢迎，并获准谒见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裴斯泰洛齐认为，这是发展俄国国民教育的好机会。在被官员们前呼后拥的俄皇面前，他侃侃而谈，说明国民教育与农奴解放的重要性。由于过分的热心和激动，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渐渐逼近俄皇，使得俄皇不得不向后退，最后竟把俄皇逼到了墙角。当打算强调某一问题时，裴斯泰洛齐举手去抓俄皇上衣的钮扣。这时，他才突然清醒过来，明白了自己的过失，遂向俄皇道歉，并吻了俄皇的手。俄皇深受感动，主动与他拥抱，为了感谢他的热情建议，临别时俄皇颁给他一枚“圣乌拉度美尔第四等勋章”，并赠给他从乌拉尔山搜集的矿石，同时把驻兵伊佛东的命令撤回，使伊佛东免受了一场流行病的浩劫。


裴斯泰洛齐为使国民教育广泛普及，忘记身份，不顾礼仪，其热忱可撼人心。他的感召力确实非同一般。


1824年10月，伊佛东学校走完了艰难的20年历程，终于因承受不了各方面的困难而关闭。裴斯泰洛齐回到新村以后，与孙子团聚。可他不顾80岁高龄，仍不遗余力，著书立说。他首先撰写了《天鹅之歌》这部名著，接着完成了《我一生的命运》一书，并着手写作《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五集。
  
    1826年冬天，燃料价格暴涨，附近贫民买不起。裴斯泰洛齐非常担心许多家庭会因此而患病，他努力寻求经济简便的御寒方法。他发现在地上铺一层细石，在上面再盖上两、三层稻草，这样，贫民就能安度严冬而维持健康。为了把这种方法推广给贫民，他先在自己家中做实验。他选择了一个房间，然后把装满石子的口袋搬到窗口前，从窗口把小石子抛进去。后来他的孙子帮他运了几车石子，但裴斯泰洛齐拒绝帮助，他双手不断地抛着。此时正值严冬，他独自在冰天雪地里干着，终于精疲力尽而病倒。


    在病床上，裴斯泰洛齐偶尔看到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侮蔑他的文章。文章的措词极为荒唐，竟然写道；“裴斯泰洛齐就像看到棍棒、立即畏缩躲藏起来的动物一般，否则他一定会答复上面的批评”。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病情加剧。他要求医生再让他活6个星期。医生一再劝他不能活动，可他还是拿起了笔，开始写答复文章，写着写着，笔掉了，他终于耗尽了心血，一颗璀璨的明星陨落了。桌上放着还未写完的文章：“我心中有无法形容的痛苦，是因为他们侮辱了我的理想……。”


    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为贫民而病倒，在追求真理中去世。这只洁白的“天鹅”、慈善的“天鹅”，为了给贫民衔来一点食物，送来一点温暖，带来一点光明，与狂风搏斗，为理想而争，为事业而拼；从幼雏到老，从未歇息过，可现在安息了，永远地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