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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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近日参加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时，切实感受到，以“新常态”和“一带一路”为关键词的公共讨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那么，如果从历史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新常态”的内容及其制度改革的含义，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我想结合自己的认识，作一简要分析。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当下都迎来了一个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的重大转折期。因为在人口、就业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结构上，一些不可逆的变化正在开始发生。这些动向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思考这一问题时，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所谓“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这样，有关人均GDP增长的人口、制度、经济的相互关系就会明朗起来。
人口红利逐渐衰减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2008-2012年期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9.1%。去掉同期0.5%的人口增长率后，人均GDP增速为8.6%。那么，这样的增长可以分解为哪些供给要素呢？
首先，在此期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比率上升带来的人均GDP增长，即人口红利的贡献是0.46%。劳动参与率降低带来的影响是-0.57%。这一负面要素主要是年轻人升学率上升导致的。此外，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约5倍的城市地区，这种就业转移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为“库兹涅茨效应”。
在中国，刘易斯的“生存工资带来的无限劳动供给”这一概念常常被提及。历史上，第3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库兹涅茨曾经比较并历史性明确了农业就业比率的下降在任何国家都是共通的“增长的定量观点”，我就用他的名字来称呼这种现象。最后，城市产业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贡献达到了5.46%。
我将这些中国近期动向的特征与日本、韩国进行了对比和历史性角度的观察。
首先，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有很大贡献的时期，日本是1955-1970年，韩国是1970-1990，中国是1982年开始到现在的高度增长时期，但其效果均为逐渐减弱。
其次，对比中日韩3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发现，劳动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率的最大值，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此后人口红利在每个国家都会急剧减为负值。
库兹涅茨效果在今后5年
将逐渐降低
比较中日韩3国的库兹涅茨过程，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比率分别在1970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下降至20%。同一时期，这两个国家的高度增长期都结束了。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经验性的规律，今后“20%”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阈值。
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率已经达到了20%的阈值。另一方面，中国内地仍然处于向20%下降的过程中。那么，库兹涅茨过程将在中国持续多久呢？中国社科院的蔡昉等人基于2009年的官方户籍调查结果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当时仍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口约为2.11亿人。与此相对，已经离开农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人口为1.86亿人。政府2014年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到2020年为止，进一步让1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定居。但是，正如2009年的调查所显示的，农村就业人口的70%已经40岁以上。
因此，库兹涅茨过程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在今后5年势必逐渐降低。
全要素生产率增加
是未来的关键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的两个高度增长要素，即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过程，将会像当年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那样逐渐消失，这是新常态中人口/经济常态的一个侧面。
这样的话，人均GDP的增长就只能依赖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理论上，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和资本/产出比率（资本产出比）的提高带来的贡献。根据我所了解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在21世纪初，比起资本产出比的提高，TFP的贡献并不高。但是，资本量的单纯增大，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补充性积蓄，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将逐渐衰减。
因此可知，在新常态下，TFP的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加重要。
企业改革至关重要
TFP需要通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结合”（无法还原为单个生产要素的贡献）才能实现。因此，要实现TFP的持续增长，企业经营的改革、经营者的职业化和自律性是关键。经营者还必须受到保护，避免政治家对合约的恣意干涉，避免公司资产被巧取豪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公司治理透明化，将公司经营置于《公司法》的管理之下，这是非常重要的。
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欧美的“超级管理者”因为业绩获得了高额报酬，使得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他认为，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对资产征税，财富的集中将无法避免。假如业绩至上主义也在中国确立，那么中国是否也必然会陷入贫富差距扩大的境况？但是，中国也许可以用特有的方式从这一陷阱逃脱，即将现在政府持有的国有企业股份转移给多个公共养老基金，在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下进行专业管理。这样，企业的经营者会被经济效率、革新的市场规律约束，另一方面，退休者和被雇佣者作为养老基金的受益人，也能够享受到资本收益率上升的恩惠。换言之，促使企业经营革新与自立化的公司治理改革，对中国经济能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通过引入高效创新的企业经营，不仅可以促进人均GDP的可持续增长，还可以在老龄化社会中确保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主持人：胡舒立 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对话人：青木昌彦 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
采访者：李增新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2011年7月4日至8日，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为题，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与专业人士对经济学界最新学术成果、当前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会议接近尾声，时任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青木昌彦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他曾获1998年度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青木昌彦生于1938年，1962年于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他在国际经济学界以制度比较研究闻名。
——主持人
财新《中国改革》：每一轮金融危机之后，都会触发经济学理论的长足发展。作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在今年这次会议上，你观察到了什么趋势？
青木昌彦：本次国际经济学会大会的议题是世界经济演化和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对经济秩序的学术探讨和实证经验的总结。
今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国际经济领导机构，过去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G7来决定全球的经济大事，而现在由G20取代G7。正是由于这个变化，今年讨论的议题已经展现出多样性了。
我们看到，每个经济体因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目标也各不相同。
但是，我们也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比如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城市化与移民，人口老龄化及结构变化等等。因此，呈现出多样性与共性共存的局面，这次大会非常令人振奋，对这些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探讨。
财新《中国改革》：在过去五天里，我们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经济的分析和评论，而不少学者也在比较今天的中国经济与20年前日本的异同，更有人担忧中国是否能够避免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继而经历“失去的十年”。在你眼中，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青木昌彦：现在经济学者在判断中国经济趋势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不过，应该还没有普遍接受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或硬着陆这样悲观的看法。不过，至少大家有一点共识，即中国经济不可能再维持过去二三十年那样高的增长率。
因为，劳动力供给正在放慢，城市化进程也在放慢。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正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时，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不再是单纯的资本投入或劳动力投入，而是要将重点转移到教育，以及如何去除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人为隔离。社会大众、学者和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些变化，中国人民应当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以防止经济增速放缓为目标。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后来的韩国，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也就是说，经济放缓并不可怕，我们只是要妥善应对。
财新《中国改革》：谈到户口问题，你曾建议，要使农民自愿出卖土地使用权的时候，确保他们得到城市户口的全部“好处”，如何才能保证这种“交换”公平有序？
青木昌彦：这确实是个非常大的难题。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实施过一次农业土地改革，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产权，他们感觉非常安全。此后，他们才陆续移民到城市，而子女也能去城里的学校上学，直到最后，他们不打算再回到农村去生活了，而是进入了大企业。这里的关键在于确保农业人口对土地要有明晰的产权，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据我所知，2007年中国《物权法》规定，农民对土地有30年的使用权，可以出售或分包土地。这样，他们就几乎有了事实上的产权，但距离真正的产权还有差距。首先，有个30年的期限；其次，在销售土地使用权的时候，买方是有限的，其实只有地方政府一个买家，是个独家垄断的买方市场。因此，卖地农民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所有的收益，他们自己并不清楚。
而在另一边，地方政府其实是有很大的财政压力的，因为他们要承担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这样，整个问题变得非常繁复庞杂。
一条可能的出路是，如果农民放弃土地，取得卖地的所有回报，包括作为城市居民的所有权利；这时，地方政府可以对卖地所得征税，以支持对农村人口的社保及医疗成本。
这个过程实际上还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因为中央政府得到了基于卖地的税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然后又必须把这部分收入转移给省政府，让他们给地方政府来支持农村的社保和医疗支出。这个过程要做到透明和规则优先。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轮新的经济改革，涉及户籍制度、劳动力、住房、公共财政等诸多领域。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系统的全面改革路径。
不过，这些问题的涌现，根本上还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财新《中国改革》：根据你主张的“经济发展五阶段”，中国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青木昌彦：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人口出现过剩直到拖累人均GDP增长的马尔萨斯阶段(Malthusian phase)，政府主导产业升级与“赶超”的G阶段(G-phase)，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源环境限制的K阶段(Kuznets-phase)，人力资本积累为动力的H阶段(human capital-phase)，以及“后人口因素”的post-D阶段(post-demographic phase)。
与日本目前所处的post-D阶段和韩国所处的H阶段不同，中国目前正处在K与H阶段的转换期间。但是，由于独有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安排，中国面临的不完全是根植于传统的企业机制问题，也非走出K阶段时伴随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还由于中国“未富”而不属于向post-D阶段转变的过程，而是三种局面均有部分体现。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随着中国进入到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阶段(H阶段)，是不是意味着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最需要的是单位劳动产出的提高，也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这需不需要政府提供某种支持或指导，或发展所谓的战略新兴产业，使这一进程变得更顺利？
青木昌彦：不需要。政府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对发展何种产业做出规划。
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10倍。中国经济如此多样化，从发展阶段上来看，几乎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共存，即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
最近我做了一些测算，即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人均真实GDP。如果把中国划分为沿海与内陆的话，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这已是世界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沿海地区已是中等发达国家。
这时候，沿海地区走出了农业经济，而不断取得的技术进步、改善基本上是基于国内市场的需求。
对中国来说，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将非常重要，而非靠加大资本或劳动力投入所取得规模效益，以满足外需。
加大教育投入与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具有天赋，他们也应当参与到市场分工当中去，由此，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实际上，我认为这里有个认识误区，很多人以为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是错误的。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快速发展，完全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这些制造商在国内市场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且均是在产能和产量大幅增长后，才开始瞄向海外。
换句话说，所谓的产业升级，其一必须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其二根本上应当是为满足内需、服务于国内市场，而不是仅仅为了增加或维持出口，或抢占国际市场。没错，当前全球化趋势明显，但是，这也改变不了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一事实。
财新《中国改革》：按你的划分，日本已经处于“后人口因素”的post-D阶段，这也是中国迟早要进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青木昌彦：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正是因为日本处于向post-D阶段的转变过程，才使“终生雇佣制”(life employment)逐渐瓦解。现在，有一些制造业企业还可能采取这一制度，但IT、服务业已经不再采用，因为在这些行业，年轻人的技能非常重要。妇女也应当参与经济生产活动，以应对工作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
因此，目前，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如何将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化为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结构。但在眼下，日本政客并不理解这一趋势，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做好准备。
应当做的是彻底改革社会保障体系，要为财政开源，比如要提高消费税，以降低当前年轻一代人的负担。这实际上是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达成一个社会契约，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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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经济学 青木昌彦 中国经济 经济学 新常态 国务院 中国经济 人均GDP 计划经济 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