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没有看到大机器时代的成熟期,也不可能预见到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更不可能预见到资本积累的“新途径”和对现实社会经济中“剥削”的社会学属性。多年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直错误地认为收入水平和幸福感是成正比的。我们从数据图表上可以看到,虽然统计工具呈现的是一种线性关系,但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更复杂的动态关系。对于收入水平在1万美元以下的人来说,幸福感并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提升。对于收入水平在1万美元以上的人来说,幸福感并不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提升。你如果发现这层关系,那么看到的就应该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统计工具分析出来的直线。同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解释后资本主义时期和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问题。马克思的许多思想观点或论述是其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提出的,就历史背景而言,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并不能说错了,而是我们脱离历史背景不加思考不加选择的滥用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参见本人此前的部分帖子)。马克思自己从来也没有说自己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我们自己背离客观事实的“自行发挥”。
就中国问题而言,改革的理论是什么,这些理论从哪里来是首先要明确的。就好像中国改革初期的股市一样——盘子太小。至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有的理论范畴不能满足中国市场化道路进程的理论需求。现在许多人都说计划经济不好。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有没有创新经验呢?可以肯定地说:有!
1、厂长负责制的马钢经验。
2、大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
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
4、“包产到户”和“土地流转”的农业发展思路。
5、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当然错误和教训也是很多的。例如,伴生二元经济的“剪刀差”、“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及统治主义下的国家垄断等等。新中国的一路进程是成就和失败并存的。成功经验要肯定,失败教训也要批判。马克思主义也要在扬弃中才能获得重生。马经和西经都是经济学理论,也都不是完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如果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那么它就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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