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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许小年多年来呼吁取消发改委，但现实中发改委的权力却越来越大。要说对市场干预比较多的部门，没几个人会想到统计局。尽管统计局在GDP统计、CPI数据等方面经常遭到人们的质疑，但人们也就认为统计局不过摆弄一下数字罢了。至于干预市场，那是其他部门的事。
是否可以想象没有统计局的世界？估计很多人会有疑问：没有统计局？ZF还怎么调控经济？怎么管理市场预期？这样的世界可以想象吗？其实，这样的世界不仅可以想象，它还真的出现过。不只是出现在古代，它还出现在196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中。
前不久，一篇《在香港做穷人比在陆做穷人惨10倍》流行于网络。这篇文章提到，香港的“江南四大家族”中的田家亿万富豪田北辰参加真人秀节目体验底层百姓的生活，做清洁工，每天只有几十元零用钱。田北辰住在老弱贫苦的社会底层人士的笼屋里，每天为生活疲于奔命。所谓笼屋，就是用铁丝网或铁皮围起来的床位。大概作者认为，大陆的穷人怎样也没到住笼屋的地步吧，所以说香港穷人比大陆穷人惨10倍。但北京报道过住下水道的外地人，不知道香港有没有。
不管是不是比大陆穷人惨，住笼屋的香港人令人同情。同情之后怎么办？聪明的你可能会想了：香港ZF赶紧掏钱替他们建廉租房啊。当然，香港ZF可以这么做，而且也的确这么做了。但，ZF最重要的是大手放开土地供应（环保主义者对此不同意。他们认为保护青山绿水更重要），而不是以更低效的供给体系来取代开发商。
更关键的是，就算替部分香港穷人解决廉租房，那也没有解决全港穷人丧失希望的问题。笼屋只是结果，香港经济缺活力才是因。
香港经济活力日丧的原因是什么？是香港再也没有郭伯伟那样的财政司司长。郭伯伟于1961-1971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他的经济理念是自由放任、低税，奠定香港经济腾飞的基础。他的继任夏鼎基（1971-1981）、彭励治（1981-1986），也是市场经济支持者。但论到功劳，郭伯伟最大。
可惜的是，香港经济自由的根基不断被侵蚀。比如曾荫权任财政司长时，搞了所谓抗击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干预。曾荫权称，因为干预市场有违他的市场经济理念，他还大哭了两三次。然而，这种哭有什么意义呢？香港的经济活力就是在这种哭声中趋弱。
郭伯伟的自由放任理念的最佳体现是他坚决不搞经济统计。他说过一段有金玉之声的话：“起码在财政司而言，我们的处境较为幸运，因为ZF极少参与经济活动，故此无须借助这些数字制定政策，这些数字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我们应更格外警惕的是，一旦有了这些数字在手，我们便不难倒果为因、萌发干预之念，蓄意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经济运作的措施。我自己会为此感到悲哀。”
如郭伯伟所说，当有了统计局，官员就觉得可以从数字中找到“规律”，觉得干预经济有依据了。当干预失败，他们又会摆弄数字，说如果不干预情况会更糟。很多民众也相信，由于官员掌握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他们干预市场能带来好的结果。假如没有统计局，宏观调控、产业规划等等将大失凭依，发改委等部门就无法号称它是讲“科学”的。假如没有统计局，人们只须关注哪些地方市场活力被压抑、哪些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当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权利改进上，经济的活力就有了保证。
今天的香港是有“ZF统计处”的，隶属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香港官员现在有了干预经济的“依据”了，但穷人的处境却令人“感到悲哀”。
郭伯伟并非没有对干预妥协。比如他的任上，ZF建的廉租房也在增加。郭伯伟为此耿耿于怀。经济学家张五常安慰他说这是难民压力下的不得已之举。但是，廉租房搞了几十年，香港的最底层反倒住进了笼屋，这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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