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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市场现实主义在一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上并不持盲目乐观主义态度，并不认为“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在较不发展的国家面前，不过指示了它们的将来的形相”[1]，更不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将经历“起飞”。市场现实主义并不把一国经济作为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实体来看待，而是考察该国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及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从而研究其成长的可能性和途径。在市场现实主义看来，所谓“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提法都是不同形式的阶段论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自欺欺人的作用，使那些处于经济食物链最底层的国家能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历史感，也为强国蹂躏弱国披上了传播文明的面纱。
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里渐渐出现了一批清醒认识自身历史方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以详实的资料和细致的分析全面地否定了各种形式的阶段论，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论证了“中心—外围”结构的存在，从而为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勾勒出了一幅相对真实和残酷的图景。
“中心—外围”结构是拉丁美洲当代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首先提出来的。普雷维什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2]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
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观察，因为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外围”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的确，沿着普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然而这样一个激进的观察却是由一个在政治上并不激进[3]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也唯其如此，才被承认为一种经济流派。
普雷维什1901年出生于阿根廷的一个上层家庭，1923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到阿根廷国民银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29岁时出任阿根廷政府财政副国务秘书，稍后又受命组建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随即担任该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弃政从学，回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受聘任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国中央银行的顾问。以后又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工作，先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即著名的“拉美经委会”)，1964年时又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本人还承认，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个“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者”——即市场浪漫主义者。无论从生活经历还是学术训练看，普雷维什都是“中心—外围”结构的受益者。然而普雷维什为人正直、追求真理，能站在本国和拉丁美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促使了他逐渐对新古典主义持越来越严厉的批评态度。
他后来总结说：
外围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由于这种特殊性，从外围的观点来看，在中心提出的理论就具有一种想获得普遍意义的虚伪企图。我们从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最初的时候起就持这个论点，后来对事实的观察更使我们充分地肯定这个论点。新古典理论没有给自己提出探索外围现实的任务，因为新古典派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的信徒们是五体投地地接受这种理论的。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涉及外围，对马克思来说，英国中心的资本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重演。[4]
那么，普雷维什是怎样形成“中心—外围”论的呢?在担任阿根廷中央银行总经理期间，普雷维什曾绞尽脑汁力图运用新古典主义理解阿根廷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制定相应的方案，但是他失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
从我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时候起，我就强烈地感到被经济的周期运动所吸引。我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却弄不明白阿根廷经济的种种现象。后来当从世界大萧条的时候起我不得不在同样的现实中采取行动时，我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我常常感到，过去学的东西不但不能解释那种现实，而且还防碍我去考察它。由此我终于确信，不论是关于工业国的周期的解释，还是为缓和周期运动并纠正其后果的措施，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和刚刚开始的工业化都是不适用的。
经过多年的行动之后，我曾得以退隐并思考我自己的经验。于是，我确信，在工业国家中提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它们有可能解释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解释不了我们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中心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力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相延续。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做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显然，我任何时候都不曾想要建立一种外围的周期理论，而只是想抓住一些必需的理论要素加入到总的周期理论中去，使这种理论具有普遍意义。[5]
“中心—外围”观点第一次引人注目的应用，是普雷维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论点。
1950年，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他考察了1876～1938年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由于英国进口的多是初级产品，出口的多是制成品，故可分别近似代表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世界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如以1876～1880年间世界原材料和制成品价格之比为100的话，此后绝大部分时间里该比价一直呈递减趋势，到1936～1938年间已降到64，即表明同量制成品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初级产品，即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出口国越来越不利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高的商品价格低，反之则高；相应地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的商品价格应该下降得快，反之则慢。根据这一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格之比应该上升才对，为什么不升反降呢?普雷维什认为，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企业家和生产要素的收入增加幅度超过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导致的成本下降幅度。第二是制成品的市场结构具有垄断性。在经济繁荣时期，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都上涨，但后者上涨的幅度往往较小，这是正常的；在危机时期，正常情况就应该是需求弹性大的制成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但由于制成品市场结构具有垄断性质，其实际价格下降幅度要比初级产品小得多。这样，随着经济危机的周而复始，初级产品的相对比价自然就下降了。第三是中心国家的工资具有刚性。由于中心国家工会力量强大，繁荣时期工资上涨，在危机时期却不易下降。于是中心国家的资本家就将危机的压力转移到外围国家。相反，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经济繁荣时，工资上涨不多，危机到来时，工资下降的幅度却很大。结果，同样促成初级产品的比价下跌。这三条原因归结起来是，中心国家利用强势地位，占有了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全部利益，而外围国家则还得将技术进步的果实转移一份给中心国家，这样，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就不难理解了。
“中心—外围”论提出后，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以美国经济学家范纳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为代表的中心国家经济学家给予了猛烈抨击，而外围国家的经济学家则仿佛是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北极星的闪烁，从阿根廷到巴西、智利，从墨西哥到埃及，一大批外围国家经济学家受普雷维什和“拉美经委会”思想的影响，开始从“中心—外围”结构的角度来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则在吸收了“中心—外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依附论”，其代表作是《帝国主义与依附》(1975年)。多斯桑托斯认为，“中心—外围”结构对应于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形成的“统治—依附”结构。帝国主义现象包含了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以往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是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而被统治国的依附结构则是这种扩张的后果。因此，依附理论并不是一个孤立或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外围国家究竟是怎样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呢?多斯桑托斯认为，外围国家的依附状态最早发源于西欧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其第一种形态是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在这种形态下，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垄断支配着欧洲和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关系，同时，还伴随着宗主国对土地、矿产和劳动力(农奴和奴隶)的殖民垄断。第二种形态是伴随着垄断资本在各中心国家的形成，殖民地国家被卷入垄断资本的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原材料的主要产地。这种依附形式在依附国形成了一种专门从事出口的生产结构，即所谓“出口经济”或“外向型发展”经济。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国家纷纷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地位，中心国家一改赤裸裸的傀儡制统治，转而用技术和工业优势继续控制独立国家的经济，外围国家进入技术—工业依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心国家是通过如下渠道继续榨取外围国家的财富：一、不平等交换。这主要是因为各资本主义中心国的垄断集团控制着买主市场(这是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而言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心国家垄断着制成品的卖主市场——作者注)，并控制着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渠道而形成的。二、服务费用吞占。服务费主要是指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和专利费，这些费用实际上是现代形式的地租，是向真正的生产参与者征收租税的纯法律上的权利。三、资本输出。这是对外围国家劳动力的直接剥削，更是迫使外围国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的手段。四、国际“援助”。由于外围国家的财富通过上述几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国家，使外围国家逆差不断增大，不得已只能求贷于中心国家，从而使外围国家卷入到国际债务还本付息的深渊。
技术—工业依附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的呢?在中心统治国，主要的力量是多国公司及其母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在外围依附国，则是统治本国的利益集团。“从原则上讲，‘外部’统治是无法实现的。外部统治只有得到当地国家内部一些从外部统治中获益的阶层的支持才能实现”。[6]
就这样，多斯桑托斯就为我们叙述了“中心—外围”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上述分析应该是似曾相识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与旧中国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中心—外围”关系。只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虽然旧中国从西方列强的窒息性拥抱下挣脱了出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像新中国那样曾经与西方体系一刀两断的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屈指可数的，就在一些人把这段脱离时期诅咒为“失去的三十年”时，那些像巴西、智利一样的未脱离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却在感受着技术—工业依附的桎梏。当然，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体会了。
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中心—外围”论逐渐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传播的学术思潮，其中既有像普雷维什、阿尼瓦尔·平托这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有像阿杰里·伊曼纽尔，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两者在对“中心—外围”结构的确认和分析上是十分接近的，只是在外围国家如何摆脱依附性的地位上存在一些分歧，前者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干预和民众参与改革国内和国际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后者则干脆主张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实行革命性的变革。在这些第三世界学者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形成了“世界体系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高度审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重新解释了资本主义从发源至今的全部历史，在中心国家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中心—外围”论深刻地揭示了外围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它早已超出了单纯学术思潮的范畴，而演变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拉美和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民众运动的导航图。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心—外围”论才得以受到严峻的实践检验而更加闪烁出真理的光芒。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智利。
在60年代中后期，随着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胜利，首都圣地亚哥逐渐成为“中心—外围”论思潮的传播中心。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心—外围”论学者聚集智利，出版了大量书籍，成立了无数的学习和研究小组，召开了无数的讨论会。人们终于搞清楚了，智利之所以贫穷落后，并不是智利前资本主义力量对现代化的抗拒，而是因为“先进”的跨国公司对智利现代化的扼制，智利丰富的铜矿资源不但没有造福智利人民，反而成了美国的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钱柜。这一思潮影响所及，连历来总是保守主义最后堡垒的智利军方都站到了反美立场上，在左翼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即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背景下，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施奈德将军明确表示“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就因为这个，施奈德将军在阿连德就职宣誓前两天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杀害。三年以后，阿连德总统又被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人集团打死在总统府内。
为什么美国这么仇视阿连德呢?无非是阿连德懂得：“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的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不发展存在；而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而阿连德领导智利人民走向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实践以及结局，更是使阿连德总统的这段话成了不朽名言。事实上，由于阿连德主张将矿山和电信收归国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就于1970年5月约见现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表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阻挠阿连德当选。而此前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交给国务院50万美元，用以反对阿连德当选。
在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社会改革被来自中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挫败后，连原先比较温和的普雷维什也更加看清了“中心—外围”结构的真正障碍所在：“在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存在着一张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利益网，它在与外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体系的危机使这些利益以及支撑这些利益的理论受到怀疑。而当这些利益受到了损害，有人就起来反对外围国家，直到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军事权力。”[7]
更值得注意的是，普雷维什作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还将反思深入到了哲学层。在他晚年的著作《外围资本主义》中，他专辟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一章。他认为，在外围国家发展的问题上经济自由主义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歪曲了事实，即权力集中极其严重，市场的调节作用和社会可动性。
经济权力集中既不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也不是由体系的运转本身所造成的。它是中心国家的技术渗入外围社会结构的结果。
由此而产生出剩余以及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这些东西在结构变动的条件下剥夺了人们赋予市场的、造福于整个集体的调节作用。市场既不调节资本积累，也不调节收入分配；这些严重的缺陷使外围资本主义具有排斥性特点，而当在经济权力的对立面组织起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时，还具有冲突性的特点。排斥性主要是排斥处于发展之外的低收入阶层。经济自由在那里就是变穷的自由。政治自由只不过是没有有效辨别手段情况下做出决定的自由。只要还有一些社会阶层沉沦于愚昧和贫困之中，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有效性就仍然只是咬文嚼字的因袭主义，机会均等和社会可动性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也只是一种幻想。[8]
仿佛预见到了中国那些刚刚学会自由主义词汇的经济学家和“自由派”人士的肤浅，普雷维什现身说法：
正如我一再表明的那样，我原是一个信念很深的新古典主义者。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合理竞争的好处，相信市场的技术效益，也相信市场的巨大政治意义。但是，外围资本主义与这一切是格格不入的。对现实的观察使我相信，这些理论不可能使我说明、更不可能解决从外围资本主义运转中产生出来的这些重大问题。……
……受中心国家某些学派教导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迷恋于新古典主义，并力图用这些理论教诲来解释外围发展的实践，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也理解他们对国家干预的抨击。这类干预不仅没有纠正体系的缺陷，反而常常使这些缺陷变得更加具有扰乱性，并常常导致产生官僚主义恶习。
如果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只限于在太空世界竖立起他们的建筑，而不企图把它当成现实，那么这将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智力消遣，有时甚至因为他们位于大洋彼岸的某些杰出的理论阐述者的精湛技巧而值得赞美。但是，如果在这些外围国家中力图抛开我前面说过的社会结构、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剩余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各种特点来解释发展问题，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9]
这些正直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曲折探索历程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无论从立场上，还是学理上，“中心—外围”论都远比罗斯托的阶段论更经得起推敲。遗憾的是，与罗斯托理论几乎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相反，“中心—外围”论几乎完全被局限在极狭窄的学术圈里(1990年出版的《外围资本主义》印数仅2300本，同年出版的《不平等的发展》印数仅2400本)。即使在学术圈内，也是被人另眼相看。何也?这大概主要是因为“中心—外围”论被打上了“左”的记号，这在中国无疑是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即使有人内心十分同意“中心—外围”论，在学术讨论中，他也得小心翼翼地拉开与“中心—外围”论的距离。人们不知道，“中心—外围”论实际上还是一位真诚的自由主义者毕生心血和经历的结晶，绝对与“左”无缘。另外，人们还常常误以为“中心—外围”论主张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因而等同于“闭关自守”。事实上，“中心—外围”论的提出者并不主张经济上“脱钩”，而只主张意识形态上摆脱依附性：
我不认为脱钩是合适的，也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而是认为，必须更好地利用这种联系，并做出努力以逐步克服依附关系。
谈到依附关系，人们也经常谈论技术上脱钩的问题。如果把它理解为不要中心国家的技术并创造自己的技术，这将是一种新的幻想。外围拥有无可比拟的特权(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可以获得中心国家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的技术。问题在于利用好这些技术，使之适应于外围条件，并把它作为自己进行革新的起点。同时，也在于改善获取技术的条件。除此之外，还在于合理地使用再生产技术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潜力。
最后，如果把脱钩理解为打破双方的意识形态依附，并寻找可靠的发展形式，那我将是再赞同不过的。[10]
对于普雷维什的这一主张，我是举双手赞成。所不同的是，我认为普雷维什在意识形态上的脱钩还不够彻底。
从本质上说，普雷维什仍然信守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教条，只不过觉得这些教条不适合外围国家，因而仍然存在着对中心意识形态的依附。事实上，即使在中心国家市场的自发作用也没有走向一般均衡状态，而是走向了偏离自由竞争的高度垄断状态。在收入分配上，即使在中心国家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而中心国家的那个群众性高额消费时代恰恰是在违背新古典教条的情况下实现的。70年代危机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赢家通吃重新成为流行法则，中心国家的两极分化急剧扩大，中下阶层的绝对收入呈现绝对下降趋势。
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而竞争必然导致帕累托平衡点不断向强者方向移动，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格局，而不可能走向一般均衡。正是从竞争角度观察，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心—外围”格局，另一方面就找到了作为弱者的外围国家的出路，那便是“与狼共舞，以弱胜强”，打一场市场经济的持久战。这里有几层含义，一是不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二是弱者要抱成团，改变外围国家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三是平衡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以长远利益为重。这样，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就有可能崛起于狼群之中。
这就是下一部分要谈的发展战略问题。[1] [德]马克思著，郭大力等译：《资本论》初版序，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2]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世界经济译丛》，1983年11月。
[3] 普雷维什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中表达了他的心声：“我深感忧虑的是，体系因其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周期的循环，民主化阶段与政治镇压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阶段互相交替。面对这样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前景，我们这些关心外围发展现象的人们负有着重大的职责(第29～30页)。”也就是说，普雷维什更多地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
[4]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5]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6～27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6]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第3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
[7]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320～321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8]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6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9]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37～23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10]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第236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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