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真实工资与就业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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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爱民　　

　 　

摘要：工资与就业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了长达60年之久的话题。1936年凯恩斯在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说，他同意古典经济学家的意见，认为工资上升必然导致失业增加。1938年英国劳动经济学家邓洛普（dunlop）、和1939年美国塔西斯（Tarshis）提出了与其相反的证据。在其后长达6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济学家一直围绕此问题展开争论，发表了大量文献。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结果，经济学家大概一致认为工资与就业无关。但是，随着之后计量经济学的飞速发展，用面板数据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增加、就业增加，两者严格正相关。这一结论在今天已经是西方国家主流的、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　　

　 　

一、文献综述　　

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关系，是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古老话题，也是目前世界经济学前沿的重要课题、热门课题。经济学家对真实工资与就业量的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古典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负相关，直到1990年代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认为不相关，最近几年才认为正相关。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如同许多经典经济学家那样预言道，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反向变化，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反周期。凯恩斯在《通论》（P.17）中写道：“故在通常情形下，就业量增加，真实工资率必减。这是经典学派认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实，作者亦表同意。”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Bils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这个预言的理论基础是假设完全竞争并给定短期资本存量不变。在此假设前提下，增加雇工必然要更加强烈地使用资本，于是导致产出递减、真实工资降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个预言在供给约束（短缺）的前提下，是成立的。后来的研究表明，在需求约束（过剩）的前提下，是不成立的。
　　针对凯恩斯的预言，1938年，英国劳动经济学家邓洛普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真实工资率与货币工资率的运动》，1939年，美国经济学家塔西斯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真实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变化》，在这两篇论文中，提出了真实工资顺周期（procyclical）变化的证据。就是说，他们最早提供了真实工资与就业、产出同步运动的证据，经济学家后来使用“顺周期（procyclical）”这个专业术语，同时也产生了“反周期（countercyclical）”、“弱周期（weakly procyclical）”、“非周期（noncyclical）”等术语。凯恩斯于1939年在《经济学期刊》为此专门撰文答复，表示同意他们的证据。之后，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对此预言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真实工资顺周期运动的证据，如Bodkin(1969)、Mitchell,et al(1985)、Bils(1985)、Schor(1985)、Rayack(1987)等。但是，面对这些实证结论，宏观经济学家始终怀疑它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Geary 和 Kennan（1982）甚至提出了反周期的证据。因此，当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战后的美国，典型工人的真实工资适度顺周期，或者至少非周期。
    这个结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宏观经济学家的共识。然而，即使这样的结论，也令古典经济学家颜面尽失。因为，实证结论并没有像他们的理论模型预期的那样——真实工资反周期。为了弥补理论的缺陷，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了为数众多的模型，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包括keynes(1936)和Fisher(1977)提出的粘性工资模型，Friedman（1968）及Lucas and Rapping（1969）提出的不完全信息模型。还要包括有粘性价格模型，以及生产力冲击模型。代际替代（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模型曾经非常流行，影响广泛，但它无法顺利通过实证检验，主要是它的代际弹性太小，见Ham and Reiliy（2002）。近几年，隐性合约模型、效率工资模型以及局内人-局外人模型比较活跃。然而，这些模型都是着眼于解释真实工资非周期变化的。
    然而，非常不幸，对于真实工资“弱周期或非周期”结论，遭到了挑战，近年基于纵向微观数据（longitudinal microdata，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混合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推翻了以往的基于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的传统观点。使用加总时间序列数据有很多局限。Bils（1985）指出，使用加总平均工资暗含着一个假定，即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劳动力的构成保持一致。很显然，这是不成立的。就业率高时，很多教育程度低的、缺乏工作经验的人群得到了就业机会。这就是说，在高就业率时的平均工资中，比低就业率时包含了更大比例的低收入人群的成分，于是，带来了一个反周期误差。同时，加总时间序列数据也会带来顺周期误差。美国经济学家Solon、Barsky和 Parker于1994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文章《真实工资周期性的测量——为什么合成误差是如此重要》，该文认为，加总时间序列数据不恰当地处理了数据——给低熟练工人在经济周期高峰时以更多的权重，从而模糊了真实工资顺周期的事实。他们认为，通过对纵向微观数据的分析表明，自1960年以来，实际工资充分地顺周期。因此，弱周期的观点是不妥的。他们还认为，那些设计用来预言（假想的）实际工资非周期的理论是多余的，而那些预言实际工资充分顺周期的理论变得更加可信。　　

Schor（1985）使用马克思的“工业预备军”的理论，对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美国等九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表明在1955-1970年间，真实工资强烈顺周期。　　

Bils（1985）研究发现，失业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伴随着实际工资上升1.5-2个百分点。
    Hoehn(1988)曾经作过一个数字仿真研究，结果显示产出与实际工资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相关”。
   最近几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仍然在大量地的发表，他们相继发现了很多强烈顺周期运动的证据。如Shin(2003)研究美国的真实工资顺周期。Hart(2006) 对英国1975-2001年的数据经过分析，表明英国的真实工资强烈顺周期。Anger（2007）对德国的研究也表明存在强烈顺周期的事实，指出效率工资下降1.7%，则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Bils（2007）认为，虽然被测量的总实际工资相对地非周期性，但新雇员的工资率更加顺周期。Shin 和 Solon（2007）认为，长期在固定工作岗位上的工人的实际小时收入充分顺周期，而且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许归结于超过基本工资的补偿。还有一点，这些研究普遍认为，经常转换工资的人的真实工资较不流动的工人的真实工资，表现为更加强烈的顺周期性。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论，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教材中也有零星的介绍。刘树成等翻译的布兰查德、费希尔（Blanchard and Fischer）合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18页有个简单介绍，给了个数据表，但作者的立场是“微弱顺周期”。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4版第320页给出了1960-2000年美国的GDP变化和真实工资变化的对照图，从这个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顺周期变化的趋势，作者也认可顺周期的事实。作者在后面还列出了与此相关的几篇重要文献，如bils(1985)和Solon(1994)。伯南克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第474页只是简单地提到了顺周期变化的事实，没有深入讨论，也没有给文献。　　

　 　

在这些实证数据面前，宏观经济学家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深信不疑的理论与实证数据截然相反。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力掩盖事实真相，避免提及实证数据，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找办法堵窟窿。然而，他们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目前的补救措施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几乎等同于天狗吃月亮。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严重违背微观经济学基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假设人的欲望无穷大（等同于假设人的肚皮无穷大）。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马歇尔早就说了，欲望是可以被满足的，但他们却视而不见。　　

党爱民等人于2004年出版《过剩经济学》，在该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欲望，必须限定在对市场上所有商品的欲望，不应当涉及长生不老、飞天、遁地等幻想欲望。由于人对任何单一商品的欲望有限，而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有限，因此，人对商品的欲望是有限的。他们把这个欲望定义为“有效欲望”。　　

《过剩经济学》还给了另一个证明。就是假定人对货币的欲望无穷大，且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那么，当消费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货币的边际效用时，人们便不再增加消费，而是转为无休止地赚钱。　　

我国经济学家卢映西于2005年在《经济学家》上发表论文，从时间有限的角度论证了消费能力的有限性，她认为，任何消费需要时间，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人的消费能力必然是有限的。　　

　 　

二、总需求模型及其检验　　

《过剩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有效需求模型。假设社会上只生产一种叫饼的商品，资本家集体的饱和需求（或为自主需求、有效欲望）是每天100个饼，再假设每生产1个饼资本家可以得到50%，则全社会的总需求就是：100/50%=200（个饼／天）。　　

如果改变分配比例，减少资本家的所得份额，如由原来的50%下降为30%，则全社会总需求就会扩大为：100/30%=333（个饼／天）。

这就是说，总需求的大小就等于资本家集体的饱和需求除以资本所得份额。资本所得份额越大，总需求就越小，工人的日子就越艰难。对于这个简单总有效需求模型，美国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的Gary Mongiovi教授认为“它是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有效需求公式的一个变种”。下面用两个实例来检验一下这个总需求模型。

例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知，中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3084.8亿元，工资总额为19790亿元，约占GDP的份额为10.8%，农林牧渔总产值为39450.9亿元，占GDP的份额为21.5%。如果把农林牧渔的产值全部看作劳动收入（肯定高估），则全部劳动收入占GDP得份额约为32.3%[1]。由此推出非劳动要素所得份额约为67.7%。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也叫主动需求、饱和需求）为100，则总需求等于100÷67.7%=147.71。
　　这道题目的含义是这样的。约占人口20%的富人集团，在消费100以后，已经吃到肚皮撑住了，但占人口80%的穷人才得到47.71， 才达到达富人的11.9%[（47.71÷80）÷（100÷20）*100%]，远远没有达到温饱。此时如果增加产量，富人必须吃更多，就会撑破肚皮，出现负效用。如果消费不完，就会导致生产过剩、产品市场无法出清。
　　例2：根据美国政府“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2]（Table 1.12 National Income by Type of Income）,美国2005年的国民收入为108876亿美元，劳动报酬为70296亿美元，以此求得劳动所得份额为64.6%，于是可以推出非劳动要素的所得份额为35.4%。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为100，则总需求为100÷35.4%=282.49。由此可以得出，当富人达到饱和时,广大穷人也已经达到45.6% [（182.49÷80）÷（100÷ 20）*100%]。如果考虑到企业还要弥补资本折旧，那么，穷人和富人在消费方面基本上差别不大、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有效欲望。
    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那样，美国面对的需求不足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发展得比较均衡，两极分化不十分明显。这两个实际例子，或许揭示了穷国和富国的全部秘密。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资料，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都在50%以上，4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在60%以上。而中国工资所得占GDP的份额，却由1980年的17%[3]下降到2005年的10.8%，工人工资加农林牧渔总产值合计占GDP的份额由1989年的53.9%下降到2005年的32.3%。
　　据Checchi(2005)提供的数据,2003年几个OECD国家的劳动份额大致如下:日本65%,瑞典64%,英国62%,加拿大61%,意大利61%,德国60%,法国58%,挪威52%。
    研究发现，凡是富余的国家，其工资占GDP的份额较高。与之相反，那些贫穷的国家，工资占GDP的份额明显偏低，而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虽然本文不能提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所得份额的数据，但透过这些国家不断攀升的基尼系数，也可以了解他们收入分布的真实状况。　　

三、工资与就业的关系　　

基于“有效欲望”或“有限消费能力”这个微观基础，而不是基于“肚皮无穷大”这个臆造的谎言，我们就可以展开就业问题的深入研究了。
　　《过剩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就业模型。假设社会上只生产一种叫饼的商品，资本家集体的饱和需求（或为自主需求、有效欲望）是每天100个饼，再假设每个工人每天生产１个饼，其中50%（半个饼）被资本家拿走，则全社会的总就业人数就是：100/0.5=200（人/天）。
　　如果提高工人的工资、减少每个工人给资本家创造的利润，让资本家从每个雇用工人身上获得的利润由原来的半个饼下降为三分之一个饼，则全社会总就业人数就会扩大为：100/0.3=333（人/天）。
　　《过剩经济学》提出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严格顺周期的模型。《过剩经济学》石破天惊地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要素是吉芬商品，劳动力价格越高，劳动力需求就越多。现在看来，诸多经济学家长期的实证工作成果，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
　　《过剩经济学》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家雇佣工人的规律。资本家雇佣工人，不是为了做慈善、更不是为了学雷锋，他们是迫不得已。他们雇佣工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工人的产出越多、工人的工资越低，则单个工人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就越多，资本家就越容易满足“有效欲望”，他们就会雇佣越少的工人。反之，如果工人的产出减少（如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劳动强度等）、或者工资增加，则单个工人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就会减少，资本家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迫不得已，要雇佣更多的工人，直到满足“有效欲望”。有报道说，法国实行35小时工作周以后，显著地提高了就业率。
　　资本家的雇佣原理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喻。狗拉雪橇，要几十条狗，而马拉车，最多也就“驷马”而已。道理在哪里？就在于狗的力气小，马的力气大，役使者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原则，而不是对动物做慈善。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需求约束的前提下，工人工资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的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必然会带来就业的增加以及产出的增加。
　　党爱民于2007年在最近在给美国圣弗兰西斯大学（St. Francis College）的Paddy Quick教授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几乎所有失业工人的边际产出大于他们的工资要价，把失业说成是工人的边际产出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工资，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欲扩大国内需求，取得经济发展，就要不断调整要素分配比例，使工资所得份额不断提高。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工资所得份额上，使工资所得份额由2005年的10.8%，上升到10年后的40%左右。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国内需求，为建设和谐共富社会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今天，还有很多意见认为为了“经济增长”可以暂时不考虑民生，比如暂缓落实《劳动法》，比如减低工人工资，等等，他们认为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保住民生。然而，这种舍本趋末的"经济增长"又有何意义呢？实际上，劳动法不仅不能暂缓落实，还应该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工人的工资不仅不能减少，还应该逐年提高。那些不能贯彻落实《劳动法》的企业，就让它们破产倒闭好了，而且这样的企业越早关门越好。一家“血汗工厂”关闭了，它原来的订单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这些订单会转移给其他“非血汗工厂”，于是这些厂就会增加雇工；而且发给工人的工资会高于“血汗工厂”的工资，还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样的工厂不是没有，而是因为政府保护“血汗工厂”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使得这样的工厂难以生存；对这样的工厂来说，他们也希望“血汗工厂”能够早日倒闭。
    尽管一个企业增加工资或者增加雇工，必然会使得总需求有相应的增加，但这些新增的需求要被成千上万的企业瓜分掉，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实际观察到这种增加，与之恰恰相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家企业的衰败。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项强制的政策措施，让所有企业一起加薪，则总需求和总就业的增加是显著的，是可以观察到的（类似于数学上零乘无穷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被前面提到的坏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后面的好风景。　
　　那些鼓吹低工资优势、或者鼓吹低工资促进就业的言论，犯有一种严重的"合成谬误"。虽然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虽然一个人使用透视麻将，可以让他赢钱，但如果向全社会推广透视麻将，则不会让所有人赢钱。一个企业压低工人工资、发挥“低工资优势”，必然会让它赢利增多，但是，如果所有企业都这么干，则市场需求萎缩，东西卖不掉，市场就会崩溃。西方国家与中国相反，有强大的工会，工人高工资，这不仅没有把企业搞垮，反而却保持了长期的繁荣。党爱民在另一篇文章中建议：实施工资与企业增值相挂钩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如今天普遍实施17%的增值税那样，规定工资也应当占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如从现在的大约11%逐步强制提高到30-40%左右。
　　出口导向战略也容易陷入“合成谬误”。几个小国家搞出口导向，可以发财，但所有国家都拼命搞出口导向，不仅发不了财，反而会陷入“争做最差”的陷阱（参见托马斯·帕利的文章）。当年韩国和新加坡走出口导向式道路，成就了亚洲四小龙奇迹。李光耀把这些经验介绍给了中国，也让中国风光了一番，同时也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今天，当西方的消费需求萎缩时，中国的“世界工厂”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出口导向式发展已经走入了“合成缪误”式陷阱。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论断，现代系统科学进一步地推进了对“整体与部分”的研究，发现有时候却表现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这就是说，个别企业加薪导致衰败的结论，并不能直接照搬到全体企业。目前，出现在就业问题上的理论困境，完全在于我们过分依赖基于微观层次上的肤浅经验，完全停留在关于一厂一业的结论上，从而妨碍了我们从宏观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失业问题的本质。
　　霍兰（Holland，1998）在《涌现》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那些由很少的几条规则出发，却产生了让人迷乱的系统的过程。本文提出的模型虽然简单（几乎等同于公理），但它恰恰就是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守的规则。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几乎都和这几条简单的规则有联系。认识这些简单的游戏规则，对于参与棋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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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量 Longitudinal substitution Procyclical Longitudina 关系 工资 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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