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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学术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其原创性，抄袭、剽窃的作品不仅价值低，而且还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术道德建设，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学术不端行为仍时有发生，在学术成果多少成为学术能力重要的衡量指标的同时，一些静不下心的所谓研究人员、作者，出于求名或求利、升迁的需要，制造出许多有量无质、低水平甚至抄袭、剽窃的“论文”面世。许多年轻的学子难以分辨孰是孰非，甚至以非为是。为了引领正在学术殿堂努力耕耘的我校师生们树立高尚的学术道德和诚信的学术品质，以撰写此文。
这篇小说所折射的只不过是时下社会现象中冰山的一角，像这种用钱（权）交易弄来的“假的真文凭”在近十几年中还真不少见，特别是在官场中，据说已伏法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就曾弄到过北大的真文凭。“有钱（权）能使鬼推磨。”足见世风之日下，曾几何时，这股弄虚作假的歪风就以更“高明”的手段吹进了一直被公认为“净土”的高等学府，而且有日益猖獗之势。
国外对学术上的伪造、捏造和抄袭、剽窃等不法行为，普遍的提法是“不正当科学行为”或“不端行为”，虽然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怪现状，但像当前我国这样泛滥和严重到被称为学术腐败的地步，却是极为罕见的。
其中最典型、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若干案例，可参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局长、教授级高工、博导）于2007年年初给大会的提案：“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成为催生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他认为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为集体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该提案的内容具体涉及到：北大2003年“十大名师”候选人之一、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剽窃抄袭事件；该校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招收博士生的“怀德门”事件；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国家立法取消网民上网发表言论自由”的建议，被全国亿万网民授予“妖魔化教授”称号的事件；复旦大学博导李××、马×再次剽窃被媒体爆光事件；上海交大招生黑幕和芯片知识产权造假、骗取国家巨额投资事件……等等。（见2007年3月26日《人物周刊》总第0013期。）
上述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学术腐败事件被揭露出来以后，其后续处理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未见到其所在高校公开向社会道歉，也不见那些当年主持或参与成果“鉴定”给学术“造假”、“欺诈”发放通行证的专家们勇敢地站出来表示任何忏悔。
也许正是该提案的敦促，2007年年末复旦大学敢于“自爆家丑”，严肃处理了三起“学术违规”事件和相关责任人，此举立马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事实上，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在于知错必改，最可怕的是掩耳盗铃、文过饰非，导致一错再错，给人民的教育事业带来无可挽救的损失。
正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现象，所以“学术道德”问题早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1999年国家科技部率先推出《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2001年北大出台《关于教师学术道德问题的规定》，同年年底中科院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有鉴于这些准则都较为原则性，考虑到此项工作的错综复杂性。为此，清华大学于2001年11月开始着手研究，于2002年5月完成《清华大学教师科研道德守则》，相对来说，较为详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虽然这些准则和守则对于遏制学术腐败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习惯势力下，这样做毋宁说是一种治标而并不治本的措施，动机虽好，用心良苦，然而，几年下来实践表明效果不佳。“无可奈何花落去”，2008年6月下旬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又在将要审议和表决的新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第四条“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了“品行端正”的表述，至于能否“亡羊补牢”，人们只好拭目以待了。
回顾“文革”前向科学进军的一段黄金岁月，那时笔者和周围的绝大多数大学老师思想上都比较“单纯”，一心只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受其以外的影响很少，名利思想淡泊，君子耻言利，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已蔚然成风，此决非自诩思想觉悟之高，考其原因，主要在于过去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致能初步树立对新社会的三信观念。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却像是让大家做了一场恶梦，彻底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出现了“三信”危机，从“文革”中发生的许多匪夷所思的事件来看，能不令人看透人生、悟倒禅机！
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国际级数学大师丘成桐2005年6月在接受《亚洲时报》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主要原因。”
痛定思痛之余，想起了宋朝苏轼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妨跳出现有的模式来观察问题，可能会旁观者清一些。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之后，随着科学的社会化，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科学本身对社会上各方面的影响愈来愈大，而且与金钱、利益的挂钩也越来越密切，一旦利益的份额过重时，即使是学者、科学家，因为他们是人，并不会比普通民众更道德，君不见文人无行的例子不是比比皆是嘛！如果缺德而不能自律，钱迷心窍，他们也会被收买，这样就必然会影响科研成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所以，只有毫无利益关系的科学家的话才是可信的。不言而喻，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科研课题评审会上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看看各种成果鉴定会的结论，不论其水平如何，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等等。正如民间流传的笑话那样：到哪里找最佳商品？广告里；到哪里找完人？悼词里（诸如：优秀、楷模、杰出、卓越、忠诚、久经考验……等等）。现在还可以补上一句：最高水平科研成果哪里找？评审鉴定结论里。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分化愈来愈细，而各学科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密切，不用说隔行如隔山，即便是本行当，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院士2005年在其“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毋庸讳言，也有极少数当选者并不符合院士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在院士当中与候选人专业接近而能够判断该候选人水平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在院士选举时，只能听取其他院士的意见，因此有时可能会作出错误判断。如果能听取广大科学界的意见，必将有助于院士们对候选人作出更为正确的选择。因此候选人的资料不仅应向全体院士公布，也应向广大科学界公布，……”。愚者千虑尚有一得，何况广大科学界和工程界中还大有能人在焉。“是骡子还是马拉出来遛遛。”可见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是很有必要的，也有可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袁隆平未能当选中科院院士却被筛选条件更为严格的美国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的尴尬局面。由此也充分暴露出院士评选原则的弊端及其背后的制度缺陷。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学术称号，上世纪“院士”一度被称为“学部委员”，过去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是最受尊敬的德才兼备的大师级人物。但是，现在的院士之声望却日渐式微，比之于往日的“学部委员”，真有如江河日下。这可能由于增选时间（为期仅两年）太短，人才成长没那么快，操之过急，难免拔苗助长，甚至宁滥毋缺，俗云“一粒耗子屎，败坏一锅粥”，何况还远不止是一粒呢！2005年邹承鲁院士就指出过：“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平均水平在不断下降。”难怪近几年来有关院士学术腐败的报道也不时见诸报端和网上，某些院士的恶劣表现的确令人大跌眼镜，诸如：院士选举过程当中滋生的腐败；院士中出现的不道德科学行为；2001年的“核酸风波”；863项目的申报；某些院士变异为“学霸”等等。院士群体道德之滑坡，由此可见一斑。
院士制度中首先最为世所诟病的当数具有“中国特色”的院士终身制。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已废除了终身制，胡耀邦同志是坚决废止终身制的榜样，他曾深恶痛绝地指出：“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坏在干部终身制上。”“‘文革’最后搞的那样子也是终身制造成的。”“我相信自然规律。人老了，生理是会有变化的，身体和机能都会发生变化。”“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岗位和决策层是明智的。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详见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6年1月，第142页）。所以，笔者认为“仿生学之如政治是愚昧”这句话说得真好。
试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所谓“终身教授”，实际上并非终身不退休，终身（tenure）教职仍是合同制，只不过根据个人业绩能保证其任满合同期，到期照样得退下来。诺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是在美国大学退休以后回国来定居的。1956年和1972年两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巴丁（John Bardean, 1988-1991），也是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下来了，还能有谁比他更特殊呢！而我国却非要反其道而行之，继续保留这种法权残余，实际上是一种违反生理现象、非人道的措施。结局只能是自食恶果。邹承鲁院士（1923-2004）于2003年查出患有淋巴癌，按理说本应退下来治疗静养以度过晚年，孰料2004年在办公室里从电脑椅上摔到地上，如果不是终身制，他可能不会走这么早；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院士，应日本数学学会邀请，1985年6月12日在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于下午5点多钟报告刚结束时倒在讲台上辞世，享年75岁。看看1982年4月1日胡耀邦同志复华罗庚教授的信中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至于你谈到你今后工作的过重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意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设想，如果让华院士早点退休下来，不但可能再作超额贡献，而且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那些力不从心的资深院士以及当选以后无所作为的院士来说，就更没有必要保留终身制了。据媒体报道，2005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见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一文）。与人文社会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均需进行科研实验活动，耄耋之年尚能躬亲参与的老科学家究属凤毛麟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因此，决不能以偏概全而来个一刀切的终身制。
其次则是与院士制度俱来的极不合理的物质刺激。据悉，院士享受国家、省、市和本单位的“多重”津贴，因地区不同、数额各异。据山东省一位院士透露，他当选后总加起来年薪超过100万。边远省份更是物以稀为贵，把“院士”当成宝贝，恩宠有加，除赠送别墅外，还为每人配备Buick轿车。成“名”之外再加巨大物质刺激，势必催生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以致不断上演弄虚作假争当院士的丑剧，仅从近几年来各有关单位掀起的趋之若鹜申报院士的高潮中即可见其端倪。剖析其背后无非是精神文明的丧失。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建议对重大科研成果采取一次性“物质鼓励奖”的办法，这样才有可能转变为“后继有成果”的良性循环。
近在咫尺的“日本特色”的发展模式很值得我国借鉴。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民间曾一度流传：“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个日本人是条虫，而三个中国人却成了虫，三个日本人扎堆就成了龙。”日本历来重团体胜过个人，得以尽量避免精英主义。为了培养“团体意识”，日本“从娃娃抓起”，比如，“三人两脚”的游戏，几十个学生站到一排跳大绳等等。日本中小学的运动会，完全没有个人项目，赛跑都是接力赛，所有项目都是按组计分。这与一般运动会的精英原则不同，足见日本强制性培养团体意识的力度，从而极大地抑制了个人英雄主义。这样也更容易形成国家集体发展的团队精神。（详见2008年3月31日《环球时报》庚欣“别以为日本发展没后劲”一文。）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一度过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人欲、物欲横流，拜金、拜权沉渣泛起，在缺乏精神文明的大环境下，欲壑难填、唯利是图的腐蚀作用不可低估，胡锦涛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2008年3月国内几家航空公司先后出现的飞行员“罢飞”事件令人震惊，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飞行员的待遇虽然不菲，但仍产生此山望见彼山高的攀比效应而思跳槽之故。据《广州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缺乏人文关怀是其“罢飞”事件的一大导火索。此事件无疑向全社会敲起了警钟。回过头来看看，步入“院士终身制”这个百保箱以后，即使再也无所作为也是旱涝保收的，这种做法于国、于民、于个人都是很不利的，“赢者通吃”可以说是最明显的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纵观国内、横览境外，我认为维护学术道德的有效途径，似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如前所述可见，“制度建设之阙如”应是诱发学术腐败的主要因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实践已经一再表明，科学技术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制度则是保证先进技术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充分条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著的《制度重于技术》一书中坚持的观点就是：“制度安排的作用重于技术演进自身。”
海外两位湘籍华人学者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济系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1948-2003）和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陈志武教授等，都曾多次强调过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杨小凯在其“中国的后发劣势”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是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劣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见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主办《学习参考资料》2001年第3期，杨小凯：“中国的后发劣势”一文）。陈志武教授在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时也说过：“……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产生错觉，好像体制改革并不重要。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来说的确管用，但自身却很难内生出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很不够的。”（详见《学习参考资料》2008年第4期，李利明“重新思考‘中国奇迹’”一文）。他在接受《南风窗》记者赵灵敏采访时还说过：“……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很强，……太多的人谈论政治，恰恰说明政治在社会中的作用太大了，这个社会中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必须要谈论政治；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谈论政治和免于恐惧的幸福。”（详见《南风窗》2006年年终特刊，“陈志武：制度创造幸福”一文）。域外华人学者们一语中的之真知灼见，值得我们深省。
二、找回失落的精神文明，重视学术界的人文教育。
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1907-2000），是诺奖得主李政道的恩师，60多年前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就曾指出：“西南联大在图书设备皆缺、校舍极端简陋、生活艰苦情形下，仍维持纯而浓的学术气氛，这是显示一个高等学府的学风的形成，‘人’的意志、理想、精神的影响力，远大于物质的因素。”“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表现出物质文明随科技高度发展，而精神似无大进步。”“这些情形只能靠人文的打破来解决。”“我们应尽可能教育人们融会沟通‘我国传统文化（人文）’与‘科学文化’，而建设一个‘新文化’，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根本要求。”“若仅以科技解决科技问题，就会产生漩涡愈卷愈大、愈卷愈深的现象。饮鸠止喝，最终非死不可。以科技来解决问题，实为一条险路，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能否解决还是决定于人的态度。”（详见《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今天重温此语仍有新意和指导意义。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美国品德教育联合会主席麦克唐纳（Macdonald）说：“光有品行没有知识是脆弱的，但没有品行光有知识是危险的，是对社会的潜在威胁。”古往今来，其核心思想对人才的基本要求首先是品德，亦即以精神文明为第一要素，反躬自问，我们却越来越背离精神文明，妄图以科技来解决科技问题，岂非本末倒置、缘木求鱼。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实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已充分印证了上述诸种说法。正如郭松民在“莫让院士成为‘科研包工头’”一文中所指出的：“按照地位、名气和关系来分配科研奖金，而不是按照科研能力分配，这样的‘激励机制’必然会迫使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际关系，导致他们在道德上集体堕落，使他们从一个创造性群体演变成一个追名逐利、蝇营狗苟的‘分利集团’。其最终结果是窒息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化为泡影。从这个角度看，院士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科技进步的最大障碍，必须尽快予以废除，因为他们以‘最高科技水平称号’的名义，垄断了大量科技资源，但效率却极其低下。在某种程度上，院士在科技界的作用，和行政垄断公司在市场垄断中的作用一样，一方面是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却是质次价高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可以禁止别人和他竞争。”（《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21日）。
由此可见，如果不及早抓紧从体制改革上着手，尽管院士群体不断膨胀，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却在逐步拉大，获诺奖的期望也将更为渺茫，看来当前已面临痛下决心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试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所谓“终身教授”，实际上并非终身不退休，终身（tenure）教职仍是合同制，只不过根据个人业绩能保证其任满合同期，到期照样得退下来。诺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是在美国大学退休以后回国来定居的。1956年和1972年两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巴丁（John Bardean, 1988-1991），也是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下来了，还能有谁比他更特殊呢！而我国却非要反其道而行之，继续保留这种法权残余，实际上是一种违反生理现象、非人道的措施。结局只能是自食恶果。邹承鲁院士（1923-2004）于2003年查出患有淋巴癌，按理说本应退下来治疗静养以度过晚年，孰料2004年在办公室里从电脑椅上摔到地上，如果不是终身制，他可能不会走这么早；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院士，应日本数学学会邀请，1985年6月12日在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于下午5点多钟报告刚结束时倒在讲台上辞世，享年75岁。看看1982年4月1日胡耀邦同志复华罗庚教授的信中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至于你谈到你今后工作的过重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意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设想，如果让华院士早点退休下来，不但可能再作超额贡献，而且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那些力不从心的资深院士以及当选以后无所作为的院士来说，就更没有必要保留终身制了。据媒体报道，2005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在发言中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见200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一文）。与人文社会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均需进行科研实验活动，耄耋之年尚能躬亲参与的老科学家究属凤毛麟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因此，决不能以偏概全而来个一刀切的终身制。
其次则是与院士制度俱来的极不合理的物质刺激。据悉，院士享受国家、省、市和本单位的“多重”津贴，因地区不同、数额各异。据山东省一位院士透露，他当选后总加起来年薪超过100万。边远省份更是物以稀为贵，把“院士”当成宝贝，恩宠有加，除赠送别墅外，还为每人配备Buick轿车。成“名”之外再加巨大物质刺激，势必催生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以致不断上演弄虚作假争当院士的丑剧，仅从近几年来各有关单位掀起的趋之若鹜申报院士的高潮中即可见其端倪。剖析其背后无非是精神文明的丧失。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建议对重大科研成果采取一次性“物质鼓励奖”的办法，这样才有可能转变为“后继有成果”的良性循环。
近在咫尺的“日本特色”的发展模式很值得我国借鉴。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民间曾一度流传：“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个日本人是条虫，而三个中国人却成了虫，三个日本人扎堆就成了龙。”日本历来重团体胜过个人，得以尽量避免精英主义。为了培养“团体意识”，日本“从娃娃抓起”，比如，“三人两脚”的游戏，几十个学生站到一排跳大绳等等。日本中小学的运动会，完全没有个人项目，赛跑都是接力赛，所有项目都是按组计分。这与一般运动会的精英原则不同，足见日本强制性培养团体意识的力度，从而极大地抑制了个人英雄主义。这样也更容易形成国家集体发展的团队精神。（详见2008年3月31日《环球时报》庚欣“别以为日本发展没后劲”一文。）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一度过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人欲、物欲横流，拜金、拜权沉渣泛起，在缺乏精神文明的大环境下，欲壑难填、唯利是图的腐蚀作用不可低估，胡锦涛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2008年3月国内几家航空公司先后出现的飞行员“罢飞”事件令人震惊，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飞行员的待遇虽然不菲，但仍产生此山望见彼山高的攀比效应而思跳槽之故。据《广州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缺乏人文关怀是其“罢飞”事件的一大导火索。此事件无疑向全社会敲起了警钟。回过头来看看，步入“院士终身制”这个百保箱以后，即使再也无所作为也是旱涝保收的，这种做法于国、于民、于个人都是很不利的，“赢者通吃”可以说是最明显的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纵观国内、横览境外，我认为维护学术道德的有效途径，似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如前所述可见，“制度建设之阙如”应是诱发学术腐败的主要因素。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实践已经一再表明，科学技术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制度则是保证先进技术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充分条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著的《制度重于技术》一书中坚持的观点就是：“制度安排的作用重于技术演进自身。”
海外两位湘籍华人学者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济系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1948-2003）和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陈志武教授等，都曾多次强调过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杨小凯在其“中国的后发劣势”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是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劣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见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主办《学习参考资料》2001年第3期，杨小凯：“中国的后发劣势”一文）。陈志武教授在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时也说过：“……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产生错觉，好像体制改革并不重要。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来说的确管用，但自身却很难内生出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很不够的。”（详见《学习参考资料》2008年第4期，李利明“重新思考‘中国奇迹’”一文）。他在接受《南风窗》记者赵灵敏采访时还说过：“……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很强，……太多的人谈论政治，恰恰说明政治在社会中的作用太大了，这个社会中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必须要谈论政治；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谈论政治和免于恐惧的幸福。”（详见《南风窗》2006年年终特刊，“陈志武：制度创造幸福”一文）。域外华人学者们一语中的之真知灼见，值得我们深省。
二、找回失落的精神文明，重视学术界的人文教育。
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1907-2000），是诺奖得主李政道的恩师，60多年前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就曾指出：“西南联大在图书设备皆缺、校舍极端简陋、生活艰苦情形下，仍维持纯而浓的学术气氛，这是显示一个高等学府的学风的形成，‘人’的意志、理想、精神的影响力，远大于物质的因素。”“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表现出物质文明随科技高度发展，而精神似无大进步。”“这些情形只能靠人文的打破来解决。”“我们应尽可能教育人们融会沟通‘我国传统文化（人文）’与‘科学文化’，而建设一个‘新文化’，以适应世界发展的根本要求。”“若仅以科技解决科技问题，就会产生漩涡愈卷愈大、愈卷愈深的现象。饮鸠止喝，最终非死不可。以科技来解决问题，实为一条险路，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能否解决还是决定于人的态度。”（详见《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今天重温此语仍有新意和指导意义。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美国品德教育联合会主席麦克唐纳（Macdonald）说：“光有品行没有知识是脆弱的，但没有品行光有知识是危险的，是对社会的潜在威胁。”古往今来，其核心思想对人才的基本要求首先是品德，亦即以精神文明为第一要素，反躬自问，我们却越来越背离精神文明，妄图以科技来解决科技问题，岂非本末倒置、缘木求鱼。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实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已充分印证了上述诸种说法。正如郭松民在“莫让院士成为‘科研包工头’”一文中所指出的：“按照地位、名气和关系来分配科研奖金，而不是按照科研能力分配，这样的‘激励机制’必然会迫使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际关系，导致他们在道德上集体堕落，使他们从一个创造性群体演变成一个追名逐利、蝇营狗苟的‘分利集团’。其最终结果是窒息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化为泡影。从这个角度看，院士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科技进步的最大障碍，必须尽快予以废除，因为他们以‘最高科技水平称号’的名义，垄断了大量科技资源，但效率却极其低下。在某种程度上，院士在科技界的作用，和行政垄断公司在市场垄断中的作用一样，一方面是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却是质次价高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可以禁止别人和他竞争。”（《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21日）。
由此可见，如果不及早抓紧从体制改革上着手，尽管院士群体不断膨胀，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却在逐步拉大，获诺奖的期望也将更为渺茫，看来当前已面临痛下决心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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