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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逻辑的始源规定是“史”，从而和“中华史书”工作方法及逻辑内在契合。以此把握《资本论》史的结构，可整体显露“事的科学”的性质，即“专业史”和“总史”的事的统一，以及相应地以“批判”为内置工作结构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其整体要求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看待，以历史—思维—语言的体式具体把握学科发展逻辑，从中升华出“逻辑科学”。该结构克服了科学主义弊端，并通过经济学范畴构造，成功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同时由于根本采用“条目体”的工作领衔体制，又能够控制纯逻辑的漫无边际。以此审视《资本论》的“中国之用”，则借鉴意义完全聚焦于“副标题”之上，亦即在于体现中华经济形态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以促成研究上的“中华资本论”向“原创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它的实质意蕴在于书写“中国人资格”的经济思维方法，通过阐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之“批判逻辑”，实现“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之导向的时代感召要求。
《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
许光伟
2017 年 第5 期 第1-11页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_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M1UM_erdq42y7QZhMB8ZEjsGA1kFkskLPT7fZD5SCT9jNvwvu3hBEu_991YJI_s5ND3bLvD1UXWEOGbUousVZJbyJ1DM1TegIJi0odnwn8-dn5T0ZbDBFku55pjFMWKqHjOCvvR54FkSB8r9TvSvj1_UTuyppSP8-j8IvCppC3ePBNeKxr_1nADOcJAhOVQihkGUl25NOa0_nvwuKLfb5G3V8RPerPmVLANxSun_sEVvR1xNPbwOfxR55nXtprkYPzo7Cx1ZI9UcqfoY6ZuwRyHXkeEtFkoGl93zUosRdERqO7b4rA0a_0MJs-Bjf9nYpT5Fm6nwehRCrgZggoVzv831TKcBw4SMOuWjpudf8UO
21世纪资本论_缺少了什么 - 豆丁网 http://www.docin.com/p-1245913630.html
保卫资本论-Docin.com豆丁网 http://www.docin.com/d-647357.html
偶感
忆昔相见逢时难,别有网友欢艰堪;诸位华语多奋起,一任芳心妒己笺
2016/6/5
《保卫资本论》附件：《资本论》逻辑怎样炼成暨与《21世纪资本论》的比较
以下根据近研究成果（主要是两篇论文[1]），从工作逻辑角度进一步整理《资本论》与《21世纪资本论》之“工作性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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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看，《资本论》是“12部史”：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资本积累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批判史。表明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它的内在的方法、逻辑和工作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这是中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工作语境，由此，我们可以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说明为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说明为系统发生学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明为认识发生学的“逻辑”。其首篇则是对以上逻辑的一个“导引”以及“总括”。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行动主义，自然是对“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的最大反动。进一步又可以说，《道德经》和“《资本论》的“研究同构”乃是确立了社会科学的根基。
首先，资本生产规律或第一卷：可以说，描绘了“道”（即发展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资本流通规律或第二卷：可以说，描绘了“德”（即运动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资本生活规律或第三卷：乃是描绘了“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生活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剩余价值理论史或第四卷：则可以说旨在描绘“道和德的认识形式”（即认识过程）的内容与形式统一。
其次，人们一向对《资本论》首篇结构轻描淡写、敷衍了事，那是因为缺乏“一部整史”的工作观念。在具体工作体例上，《资本论》首章运用的逻辑是“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资本论》的工作以对“物的存在”的批判为开局，这么做，则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认清资产阶级“物的科学”之本质，从而把研究路向彻底扭转为“事的科学”之工作需要。
最后，我们需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我们继续对起点规定进行工作上的澄清。马克思为他的将要最终成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拟制一篇并不算特别巨大的“导言”，其限定起点规定是“生产批判”。总的来说，《资本论》是“书写历史”的批判逻辑和理论体系，艺术的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因此，必须在“批判＝发展”的规定上来理解马克思的依据历史的理论认识生产，掌握他的批判理论以及《资本论》中蕴含的人类发展理论，理解和掌握二者的统一，而内在地实现“两部历史”（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商品生产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生产）的无缝对接，整体凸现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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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资本论》作为一本研究历史的著作，彰显“事的科学”规定性。立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世界史生成规定性及其制约下的“国史”、“天下史”；其学科工作逻辑是“百科里的一科”，从中我们梳理“范畴”的工作性质。全面的历史研究——从行动到理论和从行动到知识——工作旨趣在于解构“知识论”，回归整全意义的研究路径，这是落实“对象”和“研究对象”统一规定性使然。而相比之下，皮凯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取材“物的科学”，架构的是“片面的历史”，高度依赖了知识逻辑。这种单一路向的“历史书”固然具有破除绝对本体论篱障之诉求，但颠倒了本末之道，就实质而言，并未根本克服“狭隘历史观”之思考路径，未完成对“知识建构主义”的彻底工作走出。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论》是一部特殊类型的史书、一部可以“中国化”理解的大众化读物。
《21世纪资本论》片面的历史的研究，理论缺陷十分明显，所谓的“承袭资本主义”，分析框架固然有益，然而没有建立多路向的“学科——科学”分析，本质上仍然是缺乏“历史”的逻辑。更进一步说，既然认定《资本论》是“史书”，那就要首先搞清楚史书之“史”，是“国史”、“天下史”还是“世界史”？此外，史书之“书”，是一科之书，抑或百科之书呢？
《资本论》从来没有从孤立的经济学科（即“一科”）出发，而着眼于“百科”工作规定。例如对象，马克思明确提到的是：“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显然，这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总对象”，是多学科的复合对象。从中可以观察到，马克思固然追问的是西欧历史之起源和发展——这种经济关系的“怎样发生”，但未必是以各种版本的欧洲文献资料作为基础，而对“多学科对象”进行了工作重估。结果是，在当代研究《资本论》，需要继承马克思的思路，既要原原本本地还原马克思如何工作取出“经济学科”规定的科学考察方法和分析逻辑，又要依据本民族历史特质探索新的逻辑和工作体式。
事实上，所谓的《资本论》对象域内的“西欧史”——其作为促成“世界史”的历史运动规定，在发展意义上亦不过是一部少数国家民族的“天下史”而已！并且，只是这种规定才使得在产生资产阶级科学的记述要求的时候，一方面，“世界史规定”始终是前提，而另一方面，“国史”或“天下史”亦必实际是重要的记述载体。一科与百科、一国与世界，对待它们，不能采用“解释的方法”，而应采用“发生的方法”。真实的工作探求是建立对发生学批判的思索，而非一味地求“解释学批评”，更遑论解释学建构了。
《资本论》研究是以“逻辑”求“历史”。在整本书即将完成之际，马克思致信给恩格斯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合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雅·格林的方法”指归纳历史比较。马克思对“归纳历史比较法”的批评同样适用于《21世纪资本论》。一般而论，质的分析引出量的分析。但是皮凯蒂反其道行之，使“质性研究”完全建基于量的分析。如此一来，历史和过程分析的良好工作关系被人为割裂了，几个干巴巴的会计公式反而使历史资料的理论逻辑“效力”丧失，直至完全倚靠统计手段予以支撑和说明。因此这本书的缺憾之处即在于删除“价值范畴”。不可否认，其在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中心的同时，所带来的理论问题亦很严重。相较之下，《资本论》是真正意义的历史书，是“特殊信史”，因为它准确表达了“行动”到“理论”以及“行动”到“知识”。皮凯蒂的工作经验再次表明：无论拥有怎样庞大的数据库和范围之广、内容之丰、跨度之大的历史比较资料，对于理论研究而言，难以媲美的依然是历史研究基础上的“范畴生产”和“范畴批判”；工具和实证技术至多是“辅证”，它的意义更多还是“提出问题”和“进一步验证”。甄别的标准是正确处置“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工作关系。
相反，皮凯蒂始终执迷于“物的科学”。其研究归根结底还是“一科”，并从“分配关系现象学”的路径上把对规律的把握变成了“经验归纳”。于是，“历史＋对象”的系统的运动和构造为零碎的、随意进行知识组装的“历史＋事实”实证主义范式所取代，客观批判的工作规定被无情地抛弃。在这种情势下，皮凯蒂也像哈贝马斯——市民资产阶级思想家通常如此，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描述成一种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的批判理论，并且转而运用了康德主义的批判概念来作为一个认识论上的标准。”目的终归是在于：其一旦“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验特点时”，就预示了“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上的否证”，“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既然康德和马克思追求的是相似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从康德的视角来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并且运用一种不同的、准康德主义的理论模型，来超越马克思的思想，以达到一种可以预测的更加普遍的理论。”
[1]两篇论文分别是：《<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J]（载于《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第8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年，P. 242~248），以及《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J]（载于《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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