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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所处那个年代，各诸侯国之间战乱纷争，在诸侯国中强臣弒君之事也常发生，强臣使诸候王常常成为傀儡，周王已没有权威，各诸侯国不听号令，孔子希望通过宣扬周礼，维持过去的统治秩序，孔子在董仲舒之前就提出三纲五常之前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本来这些是希望社会系统成员各自尊守本职安居乐业，对社会政治集团祖先分配并已形成的资产和权力不可产生贪念，但有个前提就是上层贵族以及其代表的领导人是“有道”的，在孟子的作品中也常说到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其政权，比如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人民放在首位，认为君主应该尊重下层人民的利益，为政者应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即人民产权，人民在其所在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劳动生产耕有其地，老幼有所养，正常发挥自身的才能并按劳公平合理协作生产和、分配、交换和消费谁愿意造反?所以，他才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当一个社会成员之间，上下层之间的劳动行为符合于帕累托改进的“仁义道德”(非后来宋的三从四德和三岗五常的道德)时，国家上下自然如《孙子兵法》曰的:“上下同欲者胜”，所以，孟子也说:“仁者无敌”，意思是说有仁爱之心的人，即因为劳动行为利他的领导人才是无敌于天下的，因为把只为本我的“小我”扩大到整体的“大我”(超我)，才能得到大家的拥护，所以，有道的统治精英集团才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资格!可见，只有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学所说“互惠人”类似符合仁义的领导，人民或其他社会成员才会拥护他，这种孟子称为“人和”的趋势比天时地利更重要，故他才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是指人心的团结与和睦以及背向，即上下左右整体利益、信仰目标一致，遵循帕累托改进、互惠互利的仁义之道办事。领导者如行为符合则自然“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但是到西汉董仲舒时，按照董仲舒“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董仲舒迎合汉武帝当时因长期征战导致财政虚空，而以前期道家学派在商农方面经过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和市场自由放任的“低流之水”市场机制的经济调节，民间商贾资本发达。而汉武帝后来接受了董仲舒的以“天人感应论”为基础的神化君权的中央集权学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开始了，这对于以道家为代表的社会经商学派的经济学思想无疑是灭顶之灾，因为当时以文子(计然)、范蠡和司马迁为代表的道家的社会经济学流派可称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司马迁对老子、文子和范蠡的经济思想甚为推崇，尽管表面有所批判，但骨子里流露的基本是道家理论大道似水的社会经济法则，尤其是其喻为“低流之水”作用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的放任自由的市场自组织调节的描述作品，更是被当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认为影响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作品，有人认为《国富论》中
的“无形之手”这个概念可能就是来源于此，究竟是否这样，我们不得而知。其实，文子和范蠡的道家经济学思想还有许多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以及宇宙日月周期的学说，不比太阳黑子周期对人类经济影响的理论差，两者有相似之处，可惜，今人并未深入发掘这一“天人合一”的经济学理论，而范蠡用其师计然之策，帮越灭吴，功成身退并下海从商，成就一代巨贾，被人称为财神爷，难道是侥幸?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其实也是“天人合一”为基础，有其合理之处，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文献多有认为天、地、人为三才，即“天道”、“地道”和“人道”，相互影响促进，日月星宿迁移和变化规律是天道，比如，月满月缺、太阳黑子周期;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规律是地道，比如:地震、火山暴发、干旱洪涝等;而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分配、消费过程以及供求、价格变化的价值规律和社会制度律法是“人道”，《阴符经》说:“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又说:“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埋。动其机，万化安’。”
所以，可见，一个政权要想长而久之，不仅要掌人和，还要处地利，顺天时，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来为治现国家，才能“天人合发，万化定基”，否则，引发天灾人祸从而天怨民怒出现“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现象不能久也。但过度灭人欲、节约也会阻碍社会发展。这也许就是辨证统吧!
可见，从孟子的重“人和”到汉儒董仲舒融合墨、道等诸家学说的天道德刑和赏罚机制，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天人感应”学说，其实也是体现了天人关系理论的进步之处。宋儒程颢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有合”。
除了天人关系，董仲舒的儒教思想还有严重僵化的一面。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有偏重“仁政”倾离“刑惩”之意，这与老子提倡实行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的阴阳平衡论有些区别。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并以春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而这个也有僵化的思想有违《易经》主调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这句话认为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才会使事物的发展不受阻塞，事物才能不断的发展。说明在面临不能发展的局面时，必须改变现状，进行变革和革命，人类社会道德规范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董仲舒用“三纲五常”人为制定社会道德行为规范，虽然让统治者对人民统治有好处，但对民族长远发展则无害处，这无疑有悖于社会“人竞社择、国竞天择”的天人合一进化，道家《道德经》在这方面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则有其先进性，所谓善恶、德刑都有其价值相对性，一个国家内部对某一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德善有时可能是对该集团的刑恶，在整个人类社会的两个国家中在爱国主义者眼里，对敌国的慈仁就是对祖国的残暴。所以说:要有积极主动的“存天理”的“人竞与国竞”，才能在优性劣汰的社会或自然环境中发挥优势被“社择与天择”，这就是说不管是个人职业、机构企业还是国家(尤其家族王朝)要有忧患意识，时刻面临社会价值规律与自然规律(天道)的被动选择和主动适应，不然，失败与灭亡就会来找上它(他)他。另外，过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这会抹杀个别劳动生产竞争、创新和优势进步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三纲五常”发展到宋明的“存天理(道)，灭人欲”中的灭人欲本是与道家无为有类似意思的，但人们过度追求“无过”、节约等而导致消极的禁欲、灭欲、压抑，缺乏合理的需求导向目标动力。
话说回来，汉武帝在政治上实现其中央集权，在思想统治上“罢黜百家”之后，独尊神化其君权神授的充满迷信色彩而带有宗教性的儒家之术;在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上提倡“三纲五常”，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认为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并把这种人为规定的社会行为规则看作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甚至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认为自然宇宙法则是从人类社会推演这是违背人作为自然宇宙系统子系统的元素而存在的。相反，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应该是自然宇宙法则是人类社效法的根源依据，并影响人类社会更多些，而非后者反过来，这也正是宋明理学和心学“一目遮叶与掩耳盗铃”的所谓唯心主义之逻辑形式倾向。
“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三纲五常”之于当今社会，以及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长河而言自然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生活中，三纲五常在确立社会道德伦理关系和确认世人行为规范上的确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三纲五常，社会伦理得以正常运行，世人行为得以约束，精神信仰得以保证。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所以，有人认为在封建的专制主义社会里三纲五常是有着巨大的社会历史作用的。韩国学者赵骏河在他的《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一书中对“三纲”解释如下：“‘纲'具有‘模范'的意义，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君为臣纲'就是说上级是下级的模范，'父为子纲'是说父母是孩子的模范，'夫为妻纲'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模范。模范具有带头和示范的决定作用，是主导的方面。赋予'三纲'以'模范'和'示范'的意义，说明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主导方应该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当家作主'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在'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中，'三纲'体现了整体性、主导性和有效性，如果没有这个'纲'，就难免出现互相推诿、彼此扯皮、责任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了'三纲'，复杂的社会、家庭关系就会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纲举目张，事半功倍。"这位韩国人的评价让我想到从美国电影《蜘蛛侠》看到的一个人对蜘蛛侠所说的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问题是把以促进人类社会成员互惠互利、帕累托改进为本质目标的仁义道德变成了为君权、男权、上层地主贵族利益固化维权的规则，这种难免近代会有像鲁迅、郭沫若等思想家会对这变味的“仁义道德”进行批判。这就难怪“道德仁义”现在多用于贬义了。
鲁迅在《狂人日记》之中写道：“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道德仁义’几个字。”（这里指吃人的封建礼教)郭沫若在《屈原》第二幕也写道：“你说凡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人，都是些伪君子，真是一点也不错。”
所以，如果再以当今社会人的角度去批判它是可笑至极的，我认为这种思想是董仲舒有迎合当时汉武帝君主权力集中回归以及安定民心的需要，是当时经济、政治和战乱导致急切的需求这种思想文化，正所谓:“存在即合理”，任何理论的重用都有其历史背景。
主要是该思想过于固化维护统治封建贵族、地主阶级集团以及男权地位，董仲舒还说:“天不变，道也不变”。对下层百姓和妇女有思想约束和愚民化的作用，是有利于统治者对下层人民洗脑之后，下层人民文化较低的会形成不敢逾越的“非份”行为和安份守己思想，更加容易认命和甘于现状，以为命由天定，天命难违，当然，这样是有减少当时的社会动乱频率，好让人民继续被封建地主和贵族剥削，而官员以君主言论为天授圣旨，抹杀社会成员参与者的劳动生产势的发挥、思想解放、创新和百花齐放以及奴化僵化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对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科学发展进程产生极大阻碍作用。尤其是发展到宋明时期出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阶段，这对民族历史长远的发展进步则是灾难。
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名教观念最初是产生于孔子。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宋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本来是提倡劝告人要尊循规律办事，不可行为过度纵欲，要节约，适可而止。这是儒家中庸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是一种自在未发的不偏状态，是成物的本源，“和”是一种因时而发的合宜状态，而最终达到“中和”的最高境界。在《礼记·中庸》中记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和者也，天下之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与道家守中无为和佛家中道实是相通。存天理(道)，本是对的，天理是什么?搞清楚没有?灭人欲，即消灭戓避免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支付能力与效用超边际的过度消费嘛!老子的“损有余”思想也有这种意思。
其实，在宋明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己经发展到一个高峰，社会必要生产力己超越社会生产关系，社会低层次商品供给在某些时期过度了，
但低层次基础必要需求产品或商品的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对饱和的瓶颈，即生产率(产量/时间)大于需求率(需求量/时间)，即需求率/生产率=供求率系数<1，则多余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动力、生产资料资源应该被转移到相对不足的互补甚至更高层次的需求物质或精神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管子—牧民》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此理，可是，尽管中国人几千年前的国学思想己蕴含了需求层次发展思想，但未得到重视，直到清明时期还在重农抑商，封关闭国。即使有郑和七下西洋与外贸易，但也主要是以展示实力认为自己为世界中心继续天朝美梦。
而在另一个地区一一欧洲大陆的1720年，一个叫做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写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纵欲、不约制的"温饱足而思淫欲"，是让经济发展的动力，我想肯定有误会，有人甚至认为私欲的“恶之花”都能结出公共利益的"善果”并导致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
"温饱足思淫欲"是说相对较低层次的需求刚能相对满足就追求不切实际对社会产生极大浪费和不符合道德对不和谐的社会关系的追求，这就像小儿刚学步会扶墙行走而心想飞走样，而蜜蜂寓言的繁荣肯定不是这种不合理需求推动的，而是在相对低层次社会必需求得到满足基础上突破并发展了更高层次有支付能力可以实现，对社会资源再生产优化利用，同时也不破坏社会和谐的更高层次合理需求满足，只是寓言的蜜蜂们不知道，"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觉悟"的蜜蜂们把新的需求中绝大多合理部分因为"邪恶淫欲"部分的出现而全盘否定了，这就是在倒婴儿的洗澡水时把婴儿一起倒掉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程度由于生产力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自然而然会出现新的商品以及并以此进行规模的行业或新事物，自然新东西总有两面性，一种可能是负面能量的邪恶淫欲，另一种自然就是以后在相对低层次需求更踏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对高层次的必要需求，这在原来还是梦寐以求，不切实际的欲望，转眼当下却成了必需之物，比如说小侨车和智能手机尤其是后者这些商品在十几年前，中国大陆有几人敢说它是必需之物?但现在对于这些商品尤其智能手机，可说是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吧，曾几何时要让某些人卖肾来换取的苹果4己成了地摊货，这才几年时间呀!
近千年前，中国的四大发明西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生产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西方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火药促使了武器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伟大发展，使中世纪的骑士阶层和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城堡瞬时间灰飞烟灭；指南针在新航路的开辟上功不可没；而造纸术与印刷术则打破了中世纪教会垄断文化的“黑暗局面”，促进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交流，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中国的这些伟大的物质发明，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新时代的到来。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两次工业革命的洗礼，摇身一变，成了世界顶尖的强国，时代潮流的领导者。而此时的中国却正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闭关自守，日益地走向没落。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同时也将他们的各种科技发明推向了中国。火车、轮船、飞机、大炮、自行车、电话、电报、电影、照相机、缝纫机、肥皂、火柴、玻璃、水泥、香水等等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必需物并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东西却被中国士大夫视为“奇技淫巧”物质产品，呜呼!
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了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而社会系统也不例外，要想继续发展优化就必需以一个开放系统姿态不断突破整个社会原有的需求平衡向更高层次的合理需求发展并满足产生更高层次的平衡，这就是所谓辩证法所说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之轨"道”，这个"道"理有谁能懂呼，实际大道至简。
以上其实也是我从个人、社会和自然宇宙以供求的矛盾和统一的辩证论述中分析了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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