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
研究生质量需要国家、各研究生教育机构、和老师来保证。
研究生数量大量增加后,如果国家科研经费没有相应增加,有一批学生就可能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不仅学生没有得到适当的培训,而且可能造成原来可以好好培养的人,不能得到好好的培养。所以,对于许多需要研究经费的学科,国家要么不能随便增加研究生数量,要么就要相应增加那些学科的经费。如果国家不调节研究生数量,让各机构自行调节,那么国家就只要调节科研经费来间接调控研究生数量。
国家不能用研究生数量来评价学校,而不顾质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教育部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国家评估学校时强调数量,造成目前不少学校粗制滥造。对于各机构来说,如果国家不算数量,它们也就有可能不继续用培养研究生数量来评估老师。应该看重老师自己的学术水平、及其培养学生的质量,而不宜强调数量。在目前体系里,对数量的要求常导致一些不合理的结果。有些老师分明知道自己没有经费、或者没有能力培养学生,还是故意要招研究生。研究生有时根本不在这些老师那里培养,而是到其它机构(甚至外地)、其他老师那里培养,这样的老师,应该杜绝。这样的招生不过是给老师凑面子和数字,让老师以后可以用这些数字来晋升,而不顾学生利益。
各个培养研究生机构应该在研究生录取以后,有规则使他们可以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这样,老师录取学生后不能觉得是一劳永逸,将使老师有了录取后还要竞争学生的压力。
各个机构最了解老师情况。应该有对本机构学生提供咨询的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参与旁听。对入学后的学生,定期咨询。对于年轻、胆小的学生,如果发现其老师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学术、对学生不太负责任,可以劝学生转老师。
为了监督毕业研究生的质量,减少同机构的老师互相不检查质量的可能性,可以制度化要求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和毕业答辩委员会有外单位成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研究生必须有论文在非本单位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如果这样一个很低的下限都做不到,不应该获得学位。其它学科也可以有不同的、但是基本的要求。
目前中国每个研究生老师带研究生的平均数量,大概已经是世界第一。一个老师能带多数学生,当然和老师本身、学科、学生基础都有关系。但是在老师数量和质量增加不多时,盲目增加招生数量,难以避免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
维护学生利益
维护学生利益有体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问题。
教育部应该改变目前主要考虑教育部自己方便、兼顾学校利益和老师利益,而对学生利益不够重视的现状。比如,规定学生只能报考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这样的方式主要是考虑教育部方便、学校和老师利益,而不是学生利益。让学生选择多个学校,学校要竞争学生,可以调动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而不只是让学生单方面竞争老师和学校。教育部可以说多个学校录取在操作上麻烦。49年以前中国大学入学就可以多个学校录取,虽然麻烦,但是本来就可以做的。而现在互联网在中国学校和科研机构普及了,操作起来,多个学校录取也不麻烦。
对研究生老师的“导师”称呼,是传统文化恶习的再版。老师和学生真有这么大的鸿沟、老师可以居高临下“导”学生的情况实际很少。“导师”一词是对老师过度拔高、给研究生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造成不合适的心理崇拜。不仅应该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活跃、不要对老师唯唯诺诺,而且应该鼓励和造就学生很快在一些方面超过老师。在研究生期间如果学生在学术所有方面都不能超过老师,这样老师下面整个课题组质量都不容易提高,有不同学生在不同方面超过老师,才有利于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队伍。
对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的现代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毒害。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中文意义的“老板”从来不是西方学术界通行的说法,而是海外华裔创造出来的。在通常国际学术界,有自知之明的人即使认为自己是学生的上司(boss)也不好意思随口说,也少有以雇主自居的研究生老师,自以为是商业性质的老板更少见。海外华裔用“老板”这个词被扩展到国内,不仅有品味问题、而且容易造成不良影响。从老师来说,海内外的华裔里面好像以“老板”、而不是以良师益友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人要多见一些。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自己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士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作为是给老师打工,容易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老板的观念(不仅用词)在华裔里面比较普遍。以致有些学生(和有些老师)都认为学生做研究是受人指挥、受人剥削。这样老师好像不是和学生讨论研究和结果,而是简单地老师出题目、“收获”学生的结果。有些老师甚至压学生出的结果要和自己预期的一致。这种“老板”态度,是学术健康的大敌。
我认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一般学生在前期需要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辅导,但这并不是雇用。学生是为自己工作。如果学生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某种特定学科的研究能力,完全可以不做研究生,寻找其它更有兴趣、或自己能力更合适的行业。
我同时认为,如果老师发现某个学生不合适在自己研究组工作,应该直接说明,使学生准备离开。如果老师确实觉得某个学生不合适做这一行当,中肯地告诉学生自己的意见,也是为学生长远利益作想,使他较早去寻找自己能力适合的行业。一个不合适做学术的人,获得一个不合格的博士,以后被困在自己没有足够能力的学术界,对学生一生不好,对社会也不利。可惜每年中国还是有这样的博士产生,这和老师不率直、培养机构不完全负责任也有关系。
有些老师对学生发脾气,甚至对学生人格不够尊重。在中国,对于严重的辱骂、过分的惩罚情况,学生不仅没有地方申述,中国文化里面还有不少人会对学生说这样严格是对学生好。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是颠倒黑白。老师和研究生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在学术上,初期老师多起培养作用也不赋予老师资格来贬低学生人格。老师和学生实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脱离师生关系,但是也不能蔑视学生人格,使学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信心。学生如果真不满老师,制度应该允许学生换老师,只要有其他老师愿意接受。如果是学生的问题,没有其他老师接受,学生也可以退学。
要做研究生的老师,经常和学生讨论学术是对老师的一个基本要求。一个“忙”的不能和学生交流的老师,就不应该继续带研究生。80年代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J. Goldstein,他参与美国生物医学界很多重要决策,也常常外出访问。可是他一直保持和实验室一线接触,他到中国短暂访问几天时到过不同城市,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实验室把结果传真到他下榻的旅馆让他读。这样举例,一方面是告诉中国对学术还感兴趣的老师:如果带学生就应该有交流;一方面也是让国内学生知道:如果你的老师还带学生、对学术还感兴趣,那么实际上他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学生的一线研究更重要,如果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那么这样的老师不过是和演员一般在扮演老师和学者。我这几年到中国比较多,每当一些研究生和我讨论学术问题以后,有些学生的感谢态度使我觉得惭愧:学生和年纪大一些的人讨论学术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只能想像,有些学校有些老师和学生交流很不多,才会导致学生觉得能得到讨论学术的机会是特别的事情。
老师有责任对学生言传身教,鼓励学生和同学、同行平等相处,互相协助、积极互动。在利益分配时,让学生知道一时不能做到绝对公平可以靠以后来解决。目前中国学术界是世界上最难合作的之一。许多人在合作开始时很热心,一出现哪怕是比较小的利益时,很快出现矛盾。这样的风气,要靠几代老师自己做好,让学生多有先例可学,为学生长久健康发展提供基础。
中国老师里面还有一些虽然不多、但很久、而被中国文化允许的问题,实际要杜绝。老师和学生是工作关系。而中国还有传统学徒习惯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有些老师(可能是很老的老师、也可能不那么老)让学生给自己私人做事,包括上街买菜。还有师生恋的问题,不仅因为老师对学生有一定权力对学生方不公平,而且可能影响其他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课题组人员的关系,中国可以引进国际经验,规定发生恋爱关系的要脱离师生关系,以保护当事学生和其他学生的直接和潜在利益。
毕业生工作市场在哪里
曾几何时,中国将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次有570万人争相考试,为了成为当年27万大学生之一。多少年来,大学生毕业不用愁工作。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稳步发展,到1998年大学生招生人数是108万。最近,不仅大学生招收突然进入新的发展期,更突出的是研究生招生人数剧增。
这样迅猛的发展将明显带来这些人就业问题。美国一般每年2万多博士毕业,中国2000年开始博士研究生招生数超过美国。中国一部分博士生是硕士后开始只要3年就可以毕业,即使以5年毕业来计算,中国从2005年开始每年将有数量多于美国的博士毕业。他们的工作市场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美国研究生和美国华裔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情况。1999年,美国有近56万工作年龄的各种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自然科学、工程、计算机、社会科学等),其中91%全时工作,7%部分时间工作,1%失业。全时工作的近43%在大学,3.5%在其它教育机构里,34%在私人企业,5.5%自我雇用,5%在非盈利性机构(包括研究机构),9%在政府机构。另外一个统计是华裔在美国的工作情况。1997年所有有博士学位的华裔(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获得学位),36%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51%在企业。
没有看到中国目前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我们如果这样推测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前景大概也不会错:中国的博士以后有一半(或更多)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大学以目前情况,到2005年后有没有容纳这么多博士的职位,教育部应该可以计算的出来。比较难以解决的是,因为在大学、非盈利和政府工作的博士中,相当部分都要或者想做研究,要给他们就不仅仅是工作、还需要有研究经费。如果经费不足,他们专业能力不能发挥、会出现对工作和环境的不满,而且国家对他们的培养不能有效回收。所以需要中国考虑整体对教育和科学投入相应增加,才能使研究生毕业后能起到推动中国发展的作用,而不是造成社会压力。
和应用相关性比较大的领域毕业的研究生,进入企业、对经济发展大概会有相当影响。但是中国如果有大批研究生进入国家机关,一时好像是解决工作问题,长期以往,对国家机关改革却会是产生更多问题,积累到以后还是要让他们或者其他人离开国家机关才能解决。中国毕业的研究生,自然还会有一批出国。以前研究生一般出国不难,是因为国外研究生的工作市场比中国大。但是,那是在中国本身培养研究生人数有限的时代。等到中国毕业的研究生到2005年超过世界其它国家,到2009年大量超过其它国家时,出国工作是否能解决就业情况,是一个新问题。
研究生进入以后,即会提高一些行业的训练水平,也会带来对一些行业的压力。比如,研究生毕业后一部分是替代以前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市场,大学生就业压力自然增加。
我对就业很不懂,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可以决策和影响就业的专家们能有良方,至少有考虑。特别从学生利益角度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老师和教育部门不应该有利益,不过是因为平时为教育部门和老师利益发言的人不少,而从学生利益角度说话的人不多而已。
2003年11月17日
《中华读书报》以“现行研究生教育体制困难重重为题”发表于200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