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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斯蒂格利茨在其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中阐述，当今有三大主题响彻全球，“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而斯蒂格利茨的这本《不平等的代价》也试图解释这三大主题是如何密切相连的，他说，“不平等是政治体制失败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又加剧了不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代价》一书的写作，部分正是基于皮克迪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在该书前言中还对皮克迪给予感谢。对于发展能否解决贫困和缩小财富分配差距问题，斯蒂格利茨和皮克迪持有同样的观点，斯蒂格利茨用的是“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不起作用这个论断，认为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下层的“脱贫”，相反“聚集到上层群体的财富是以牺牲中下层群体为代价的”。 皮克迪在他的书里说，现在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像19世纪时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流动性日益减缓，财富主要来自于继承而非劳动。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现在）美国可能比旧时欧洲更强调阶级差别。”
今日，微博有消息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Uwe E. Reinhardt觉得世界经济都这德行了，教经济也没啥前途，转而改行教韩剧了。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真的去教。观察者网编辑查证，无论是普林斯顿学校网站他自己的页面上，还是普林斯顿的选课系统上都没有这门课。
但是他确实放了一个假的讲义出来。他在这份讲义开头说道：“近乎崩溃的世界金融系统说明了我们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现实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很丢脸，不想再教经济学了。现在我改教《韩剧导论》了。我虽然从来没去过韩国，但每天看韩剧也看了六年，应该也能称得上是该领域的专家了。”
这么多年来，在所有的学科中，经济学似乎是个另类。无论是马经还是西经，争论、咆哮、打斗和滥觞皆有之。一门致用之学似乎成了各种“堂会”的“变脸”戏码——各有各的戏文。本是复杂大系统学科的经济学，如今变成数不清的，可以包治百病的“专科门诊”：各有各的道理，而且都号称是经世不变的道理。“疗效”究竟如何，不妨听听朱富强教授的一些梳理。全文较长，分三部分转帖，本文转帖时部分段落做了加重注释，文字没有改变：
如何理解有为政府的基础理——我对田国强和林毅夫之争的思考之一
朱富强
【林毅夫和张维迎、田国强等经济学家围绕坚持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不断，已经深入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等话题。对此，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教授发表系列文章，对田国强和林毅夫之间“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之争做了梳理与评述。朱教授认为当前经济学界之所以对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对立，根本在于他们接受的不同的理论学说。但真正的学者应该跳出个人利益关系的束缚而承担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责任，努力通过知识探究来启蒙社会大众和促进社会进步。】
一、引论
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要理解、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为社会经济政策服务。其中，学好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够认识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及其作用范围，让两者都能够各司其职，从而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出最大积极作用。
在笔者看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形成良性的互补和共进关系，因为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同时也都面临着失灵问题。然而，围绕国家的角色形象以及政府的功能承担，学术界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乃至衍生出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从根本上说，当前发生在林毅夫和张维迎、田国强以及文贯中等人之间的争论，也是经济学界这一长期未竟论战的继续。
不可否认，每位论战者的论述都有自身的逻辑和道理，但是，从思辨逻辑角度看，很多论点因根基于特定的逻辑而不免具有片面性，从而还有不少地方值得进一步的考辨和商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经济学人大多是出身于数理专业，非常注重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也善于构建基于各种假设的数理模型，但也因如是，他们在面对现实世界并需要运用思辨逻辑时，所展开的分析和论断往往就显得不那么严谨，甚至暴露出很明显的漏洞。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现代经济学受功能主义分析思维影响甚大，以致流行的认知和视角往往着眼于事物的表象，却很少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作用机理，而专注表象的研究往往倾向于用孤立的案例和局部的数据得出或论证观点，从而往往会潜含严重的工具主义谬误。
就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而言，不少经济学人也就容易为特定分析思维、传统智慧及其内涵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演化主义经济学人往往过于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构主义经济学人则会忽视政府行为潜含的“自负”，从而很少有人真正去关注、挖掘和构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互补共进关系。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大机制的基本功能、作用范围以及相互关系上，现代经济学人以及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往往趋向两个极端。其中，受传统智慧的影响，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更加关注政府失灵而非市场失灵，从而主张严格限制政府行为，这集中体现在田国强的论述和论断中。有鉴于此，笔者最近对广泛引起社会关注的田国强与林毅夫之争进行了梳理，并嵌入笔者一以贯之的经济学认识作一评述。
二、从市场失灵到有为政府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有为政府，而田国强则持强烈的否定态度。那么，如何理解学者之间的这种认识差异呢？笔者以为，这根本上涉及了对市场失灵的不同认识。一般来说，只要存在市场失灵，就赋予了政府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可为功能。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现代政府的作用边界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这就与市场失灵的广度和深度有关，而且市场失灵的广度和深度本身是随时空转换而动态变化的。
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主要针对早期市场机制，并且是狭义的，它主要是指规模经济、垄断、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等的存在，导致市场无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显然，如果确定了这类市场失灵的类型和范围，那么也就明确了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作用领域，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田国强等强调的有限政府的边界。
然而，如果进一步拓展视域，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更为广泛的市场失灵。至少可以看到10类市场失灵：
(1)风险保障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人们因风险厌恶而失去创新和冒险意识；
(2)资源的不可分性，导致出现反公地悲剧现象（观察者网注：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是1998年由美国教授Heller提出的，是指本应公有的产权由于细分化、私有化导致社会未能充分利用资源的情形）；
(3)多重均衡问题，导致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收入分配也不公平；
(4)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5)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冲突，导致市场堕落效应的扩展；
(6)市场主体的不完全理性或非理性，导致公共性资源得不到最优使用；
(7)市场不能保证社会秩序持续扩展而不会内卷，不能保证经济稳定而不出现经济危机；
(8)市场无法自行保证供给不断增长的社会性需求，从而导致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不配套的社会失衡问题；
(9)过度竞争引发的炫耀性消费，导致真实需求的扭曲；
(10)策略性行为引发的信息隐藏和打埋伏机制，导致社会内生交易费用不断膨胀。
显然，这些广义市场失灵的存在，也就赋予了政府更大的职能承担，进而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空间，相应地，也就导向了林毅夫等提出的“有为政府”。笔者在一篇评论张维迎观点的文章中，已经就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的信息不完全性、负外部性效应、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存在以及次优和第三优理论和生产力理论等作了阐述，而有为政府的概念承担和作用领域并不局限于产业政策一隅，同时也有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因而本文择其要者而述之。
三、市场主体特征理论
传统狭义的市场失灵理论主要集中在市场客体(机制)的缺陷上，如不存在理性行为和完全竞争所需要的完全信息。基于这一视角，新古典经济学等认为，这些市场客体的缺陷可以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建设而得到改进和修复，以致市场失灵也将逐渐缓和乃至消逝，进而政府的经济功能也将逐渐式微，乃至退缩到扮演“守夜人”角色的最小政府。
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拓展和推进，引起市场失灵的因素越来越转向了另一方面——市场主体，这导致了市场失灵不仅持续存在，还会不断扩大和加重。究其原因，市场客体往往可以在发展中得到逐渐建设和完善，但市场主体的特性则要稳定得多，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反而可能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而强化。
哈耶克很早就曾指出，对社会秩序的阐释，最终必须依凭的乃是对人性和社会世界性质予以阐释的社会理论。相应地，我们在认知和理解市场秩序以及社会秩序时，在理解市场活动和政府行为的内在缺陷时，都必须从审视市场主体的人性特征以及其行为互动着手。一般地，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1)个体的理性特质，这集中体现在理性的程度上，基于有限理性的互动产生了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现象；(2)个体间的相异性，这集中体现在资源的分配上，权力和地位不平等造成了市场交换和收益分配的不公正。
首先，就市场主体的理性特质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竞争市场下的“无形的手”预定协调机制、福利经济学定理、自发秩序扩展原理以及科斯中性定理等，这些都设定了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但是，所谓的完全理性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都只是有限理性或近视理性的。
实际上，除了在基于建构理性主义思维而构建(长期)市场有效的模型外，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对现实行为进行静态分析时基本上都是基于行为功利主义的短视理性，尤其是，经济人分析范式所内涵的根本上就是基于一次性行为功利判断的极端有限理性；相应地，由此衍生出的行为互动往往导向一种具有内固力的市场纳什均衡，乃至得出了囚徒困境的一般性结论，包括竞争失度、资源枯竭、环境破坏、金融泡沫等都是囚徒困境的表现，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姆斯特姆提出的激励不相容原理也是其中之一。
显然，囚徒困境不仅反映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也揭示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引以为傲的理性行为所潜含着的深深的“理性自负”，以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常常把“经济人”称为“理性的白痴”。事实上，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不仅表现为只考虑近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也表现为只考虑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而忽视集体或全局利益，因而基于个体理性行动往往会导向集体无理性。
这就意味，基于个人效率最大化的帕累托原则这一方法来评估公共政策的失败。布罗姆利（观察者网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W·布罗姆利）就写道：“公共政策问题或集体行动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原子式的个人最大化行为所产生的加总结果和社会拥有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如果将这种业已发现会产生不能接受的结果的方法视作集体行动借以纠正现有问题的真实法则，这不是很奇怪的吗？”正因如此，对社会效率的评估，就需要寻找新的标准，进而又引出了政府的相关功能承担。
其次，就市场主体间的异质性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所推崇的自由市场观、市场公平分配观、科斯中性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等都设定了同质的行为主体，或者至多在口味偏好、行为目的、个人知识以及警觉性等方面的人际差异性；但是，现实市场中的行为主体根本上是异质性的，而且主要体现在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上，从而根本无法将现实世界的消费者和企业等都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体。
相应地，只要回到异质性市场主体的现实世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信条就必然会面临质疑和挑战，如：(1)异质性市场主体因各种因素而面临不同的“选择集”，从而绝对没有平等的自由，也绝对不会有实质性的公正交换；(2)商人往往只关心能带来最大收益的富人需要的商品，而对那些有助于社会大众的公共品则漠不关心，或者市场经济体系中拥有更大权力的生产者倾向于通过各种途径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而并不是根据消费者需求来激励供给，从而也就无法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
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中所崇尚和宣扬的只是一种逻辑化市场，它在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现实市场机制所导向的结果也迥异于所谓的有效市场。 赫什莱佛就强调：“主流经济学一直都着重传达虽然重要但又较为片面的一点，那就是自利可以带来善意，以至于几乎把其阴暗面都忘掉了。” 这也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市场化主张具有明显的简单化倾向，它将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对立起来，而没有努力去沟通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而这是现代经济学应该且必然会关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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