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朝花夕拾-时文警语】-自发逆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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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逆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契机

一个想法，不一定对：是不是词语里有个“逆”字就不好啊，如“千古逆贼”某某某，又如刚火起来的“逆城市化”。后一个字眼之时兴，起于国土资源部长姜大明刚说的一句话：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属于“逆城镇化”行为，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不过，鉴于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聚焦“三农”，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我们或可辨析一下城市化及逆城市化的好与坏。

实际上，正如有两种城市化：市场驱动的与ZF主导的，逆城市化也有两种：城里人自愿回到农村与城里人被强迫去农村。只要出乎自由与自愿，无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都是有效率的，但如果搞强制，那就成了“被城市化”与“被逆城市化”，都会造成惊人的资源浪费。

“被逆城市化”，曾发生于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代。领袖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8年底大规模铺开。

据统计，“文革”中去农村的城镇青年有1600万之多。令中国城市化率在许多年份下降，例如 1964年（18.37%）至1972年（17.13%）连续下降了8年，可谓人类历史上的奇观。主要原因在于，在计划经济下，权力配置一切资源。相对于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商业与服务业，计划者更偏好工业；在工业门类内部，相对于面向消费者的轻工业，计划者更偏好重工与军工。这种扭曲的产业结构，令人力资源在所有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不断降低，并令城市化进程倒退，最后只好以强制的逆城市化来打补丁。

那些初高中没毕业就下乡的“知青”，在最能吸纳知识时被流放乡下，在最需要营养长身体的阶段被迫从事重体力活。“被逆城市化”的代价何其惨重，计划经济的系统Bug与内在不可持续性于此可见一斑。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率递增，背后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内地流向沿海的移民潮，生动诠释了市场经济的伟力。不过，囿于权力的惯性，又出现了“被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农民被强行赶上楼。与此相应，城里人自愿去乡村定居的自发逆城市化则被设置了种种障碍，如规定宅基地只能卖给本村的农民。

其实，自发逆城市化是自发城市化的必要补充与微调。无论美欧那些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国家，还是中国这种城市化还在进行的国家，总有一些城里人（尤其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向往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乡村生活；或者有一些从乡村走出来的人，认为自己在城里已积攒了足够的知识、历练、资源与人脉，想要造福家乡、实现自我。这里面内蕴着缩小城乡差距、改善乡村市场环境与治理环境的契机。完全没有道理阻止他们向乡村回流。回流的好处显而易见。

其一，相关的土地与人力资源可以得到更优的配置、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果农民的宅基地可以转让给包括城里人在内的任何人，价高者得，农民就能获得更高的对价，为全家进城积累更雄厚的资本。城里人的自发逆城市化，对应着农民的自发城市化，根本不用担心自发逆城市化阻遏了城市化的进程。

事实证明，如果法律不保护，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土地交易仍会私下进行。但由于买家承受了更高的交易风险，成交时就会有一个折价，对农民有什么好处？但这也不意味着城里人占便宜了，因为不能确信买来的资产能得到有效保障，买家就不会下很大的注，资源不可能得到最优的使用。

回乡者有一个权衡，认为自己凭着在城里获得的知识经验，回到本乡本土，舞台会更大，回乡意味着自己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一个人在城市大医院工作几年再回乡做个全科医生，收入完全可能高过城里承受超负荷工作的同侪。一个人在城里学成农业科技后再回乡搞现代农业与养殖业，收入完全可能高过在城里事业单位庸庸碌碌一辈子。如果法律让从乡村出来的回不去，对有心回去造福家乡的人来说，情何以堪？缩小城乡差距又从何谈起？

其二，乡村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及文明程度可以得到提升。回乡者把学到的科学、法律、财务与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带回来，把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明规则带回来，就可能影响与带动一个村子。如果回乡者在外面成功，权威与说服力更强。传统中国官员致仕后通常会回到出生的乡村，成为乡绅，兴办学校与慈善事业等，造福乡梓。新一代回乡者正可以令这个中断的传统得以重生，促进乡村治理基因之修复。

一言以蔽之，自发逆城市化正是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与治理差距的契机，消除相关的制度障碍才是明智之举。

转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9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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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朝花夕拾 逆城市化 城乡差距 城市化 Content 国土资源部 朝花夕拾 计划经济 南方周末 评论员

回乡下去，未来新趋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2016-12-31 09:05:44 来源：政经
标签农民工城市化


（农健/图）

【南瓜回答】无论是选择到农村的“城市人”，还是返乡的农民工，面对中国城市化的大趋势，只是一股小小的“支流”而已。离开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他们能否在教育卫生资源和工作机会稀缺的乡下长久待下去？

这份年终特刊的面世之日正值腊月初一，岁尾已至。众多打拼在北上广深的外乡人，已开始筹谋归程，他们的故乡或在另外一个小城，或在与城市间仍有鸿沟的农村。

对于来自农村者来说，或许有人已经在考虑，回乡后是否还要重返城市，毕竟从城市到农村也是一种选择，而且已有人做出这样的选择。

2016年12月1日，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最近几年，“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累计达450万人，而“下乡”创业的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也有130万人。

无论是“返乡”的农民工，还是“下乡”的城市人，他们总能在一定程度上给日益空心化的农村补充一些劳动和生产要素。他们当中单纯为创业者有之，不堪“大城市病”之痛而逃离者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些人图的则是一份情怀——寻求自然、返璞归真。

“到乡下去”苗头已现，未来几年真能成为趋势吗？

“不是因为农村本身有多少吸引力”

围绕城市人口“到乡下去”，前些年学术界开始讨论中国的“逆城市化”问题，而且出现分歧。在2015年的凤凰财经年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就提到，“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出现，“比如说人们在郊区大量买房，城里人到农村去办农家乐，到山区去办各种的旅游项目。”

在一些城乡差距比较小的特定区域，如江浙地区，小城镇与周边农村差距已经很小，交通便利，甚至还出现了原来从农村将户口迁出的居民要求户籍再迁回农村的现象。

“很显然这不会成为主流。”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上述地区出现人口回流，是因为城市发展辐射到郊区和农村，不是因为农村本身有多少吸引力。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谨慎地认为，对一种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地用“化”来形容。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必须要看到在城市人到农村去的时候，仍有大量的农村人还在涌入城市，特别是我国的城市化目标尚未完成，城镇人口占70%以上方能叫城镇化，但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2%，其中城市户籍人口不过37%。

从未来的主流看，仍将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肯定也有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流向农村，原因也各异。

选择到农村去的“城市人”，一部分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大城市病”而选择远离，寄情山水。众多城市病中，交通拥堵首当其冲。2015年的最新数据是，北京人一天的通勤时间达到了97分钟，深圳、上海、广州也接近或达到90分钟。这还只是平均数，其实在北京，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在3个小时的大有人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多位在北京北五环外天通苑工作的人士，却居住到北京东六环之外已属于河北的燕郊，两地相距50公里，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超过了4个小时。

为何要住这么远？理由很简单，因为市中心区节节攀高的房价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加上限购政策，一批在北京的外地人被“赶”到了河北与北京的接壤地带。这都是前几年的事，换成现在，有些人可能连燕郊的房也买不起了，那里每平方米的售价已经站上了4万。

北京如此，其他大城市大同小异，特别是不断爆表的雾霾，使一些城市人开始走向农村，很难说他们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逃离。

“但城市人选择去什么样的农村是有前提的。”唐钧认为，比如四通八达的交通、畅通无阻的通讯，使得在郊区或乡间生活不会产生脱离主流社会的陌生感。这实际也是以发达的科技为前提的，在中国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乡村并不多。

城里人“下乡”后，也不完全都是为了呼吸一口空气，晒一晒太阳，民宿、中小规模养殖业、种植业都有可能成为创业项目。“城市人到农村创业，大多是经过理性考虑之后做出的选择。”唐钧认为，哪里有谋生的机会、哪里有致富的可能就去哪里。

“但接下去的中国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唐钧也据此认为很难判断还有多少城市人口会流向农村。



（农健/图）

农村靠什么留住人

与130万“下乡”的城市人相比，450万的“返乡”农民工队伍更加庞大。返乡的农民工中，有不少是“农民工一代”，他们有些已经年届六十岁步入老年，有些在外出打工数十载之后，要回家奉养父母，另外还不乏一些流离多年仍未完成城市“化”的，他们很难说是主动返乡。

与“农民工一代”不同，“农民工二代”比他们的父辈城市化程度更高。他们上网、看电影、穿戴名牌，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尽可能向城市人靠拢，返乡的意愿比父辈低出很多，他们的选择在未来几年会影响返乡农民的数字。

即便回到故乡，如果不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二代们也会发现故乡不再是“诗和远方”。抬头能看见蓝天，低头就是遍地无人清扫的垃圾，以前的河塘能淘米洗菜，现在早已鱼虾绝代，城市的环境污染在农村一样存在。

“实际上就是城市割裂式发展给农村生态带去的破坏。”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说，这是农村发展的一大短板，另外还面临的两大短板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公共服务的不到位。经过历届政府的建设，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已经有所弥补，但公共服务的缺口仍然巨大，城乡差距很难改变。

衡量差距的指标之一，是对教育资源的占有。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调查，农村教师已处于严重的“中年塌陷”状态，城市教师中50岁以上的占4.65%，农村的占比则是22.75%。从教师的专业出身来看，城市学校非师范专业出身的教师占9.03%，农村这一比例是23.21%。农村与城市间教育差距最好的说明就是，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占比正越来越少，这已是每年高校录取期间的热门话题。

经常被用来与教育相提并论的另一话题就是医疗，依然在城市占据了绝对多的资源。据公开资料，我国70%的医疗资源配置都在城市。

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不仅吸引着大量的农村人进城，也令那些下乡的城里人不愿在农村安居，往往都是将孩子留在城市，继续接受所谓的良好教育，自己则孤身一人去奋斗。

对于有意在农村安居的城市人来说，他们短期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是，无法真正在农村拥有自己的住所，只能租住农民的住宅。按照最新的政策，农民已经可以有偿转让自己的宅基地，但只能在村集体成员之间有偿转让，城市人作为“外人”无法获得所有权。

可以设想的是，因为无法转让给城市人，农民有偿转让宅基地的收益将大打折扣，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对农民的吸引力，因为缺乏资产性收入。

今年中办、国办下发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方案，让农村看到了增加资产性收入的希望，所谓“三权分置”，就是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经营权可以流转，意在解决此前土地不能流转之弊，以适应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三权分置是个进步，但没有涉及根本问题，也即土地所有权问题。”胡敏说，能产生多大效果、农民能获得多少收益，都还有待观察。

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果一个农村既没有多少工作机会，村民也没有可预期的资产性收入，又有多少人会选择返乡呢？



（农健/图）

我们该留在大城市发展吗？

知乎用户 David Rand

我明白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想去大城市工作。大城市生活最丰富，什么都有。大城市教育、医疗等资源最佳。在大城市工作多有面子，薪水也高。这些我都知道。

中国要继续城市化这我不反对，这是每个国家发展过程必然的结果。但是，城市化千万不要全部聚焦在最大几个城市。这样将导致严重的失衡。

我很赞同中央的长期规划的目标：把城市人口分散在大中小城市。不过要强调，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要自由，自然，不强迫。

户口制度迟早得改革，或者彻底撤销。城市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限于拥有城市户籍人口是不可持续的。你在哪个城市工作交税，就应该在哪个城市享有福利。

我要发布预警：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城市。大城市节奏快，竞争激烈，生活费昂贵。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学历，没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又不愿意吃苦，还是别去大城市。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日子过得很辛苦。要么在拥挤的贫民窟租房被当地人欺负，要么在偏僻冷清的工业园区每天做千篇一律的枯燥工作。这是你想过的日子吗？

中国需要优化她的中小城市，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激励国民合理分布在国土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