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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实际上自打“新八条”和“旧八条”轮番唱戏的年头，中国人千年的梦想“居者有其屋”，似乎离现实渐行渐远：高层人士总说“不是每个人都应当买得起房，你可以租房嘛。”这是坐在沙发里说话——腰不痛。中国自打进入宪政社会，就从来没有国家培育的“租房市场”。能出租房屋的99.5%不过是自家改善居住后淘换下的旧房子出租攒点零花钱而已。最大的“出租客”不过是接了“蒋委员长”那档子人或者日本鬼子留下的那些房子。况且自打1949年以来，那些“看得上眼的房子”，也早已被政府什么的“征用”。也就是说，中国至今也没有值得称道的“租房房源”。就像创业的小青年说的那样：“有几个人愿意祖孙几代凑钱买房子？有合适的房子可租，谁他妈的花大价钱买毛坯房？”这文章中的老人和小夫妻招谁惹谁了？不就是想改善居住条件吗？谁都没错，可这违约金得拿。结婚的事也得拖着。马特维耶夫在十月革命那回就相信“面包会有的”可这房子“面包”怎么就总是来不了呢？到底是谁的错？是不是决策者和大嘴巴学者忽悠的错？这责任追究是不是不能总放在香烟和茶杯里呢？
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里我们还远的很，老百姓还不会因此发慌。但是这房子确确实实是庶民生存的需求——起码是没房儿媳妇进不了门。想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的决策者和学问大家的眼里被当做了“雕虫小技”——不值得一提。
北京买房故事
http://news.ifeng.com/a/20170503/51037627_0.shtml?wratingModule=1_9_1
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摸爬滚打20年，张志远见过有人因房子而暴富，也见过有人白白损失了17万元，什么都没得到。
在那笔失败的交易中，张志远是“甲方”。他和妻子本来的打算是把自己在四环路边的老房子卖掉，换一套郊区的独栋别墅养老，房子早已经看好了，楼前有一大片菜地。
跟他签订合同的是一对情侣，这对相识了9年的恋人也计划好了，拿到房本的那天就去领结婚证。前提是，他们要先把昌平区的一套商住房卖掉，才能交上200万元的首付款，剩下的钱还能负担起一辆车和一场婚礼。
从3月26日起，这些甜蜜的计划都被打乱了。那天，北京市多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规定商办类项目的销售对象应当是合法登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数据显示，新政出台后3天内，商办类的业签约跌幅99.9%，张志远遇到的只是其中一个故事。
已经收了100万元首付款的商住房交易无法进行，张志远的房子那对情侣也买不了了，但10万元的违约金和7万元的中介费，他们还是得出。
张志远至今都记得，解除合同那天，那对情侣满脸愁云，一声不吭，那时新政出台差不多刚一个月。
在此之前，张志远那套四环边的房子从挂出到签合同，只用了一天，买家从看房到交定金，不超过3个小时。房子售价为510万元，面积不到60平方米。
这几乎是张志远第一次不得不放慢买房的脚步。从1997年买第一套房子开始，张志远就坚信“抓什么都不如抓一套房”。这个商人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和看房，就连出门旅游都总要去当地的书店和房屋中介逛逛。妻子跟他晚饭后出去遛弯儿，要是发现他没跟上，回头去中介门店里找，准能找着。有几次赶上店里客户要去看房，他也要跟着去，尽管人家根本不认识他。
为了买房子，张志远“手里都没有闲钱”。他和妻子手里有5套房子，但是一辆老牌面包车开了12年，“连发小广告的都不愿意往我这儿发”。
这些年来，张志远见证了房价的一路飞涨。他眼看着路边中介挂出的最低房价从“一字头”（记者注：指100多万元）变成了“二字头”“三字头”，直到现在“五字头”越来越多。
就在今年3月份，他有个朋友看上一套房，房主几次涨价，最后谈好600万元成交。临近签合同，房主接了个电话，说有人要加10万元，问这边要不要涨。他的朋友气得没顾上法律，在大马路上把对方揍了一顿。
房价的飞涨不止发生在北京。去年春节，张志远有个亲戚开车去涿州，路上就让楼盘推销员给拦下了。到了售楼处一看，满屋子都是人，当时就交了2万元定金买了套房，说是“让气氛给包围了”。现在那套房子已经涨了200多万元。
“现在这年头，买房子真跟买白菜一样。”张志远斜靠在椅子上，身穿一套绸料的深色唐装，脚上一双黑色布鞋，看起来像个地道的老北京。
因为经常看房，张志远的微信里有北京各个地方的房地产中介，“经常联系的就有二三十个”，但是这几天，他听经常联系的中介说，新政之后房市成交量下降了七八成，有的中介因为拉不到业务，开始离开北京，跑到承德、唐山，最远的去了海南。
张志远买第一套房时，花了3万元。那会儿商品房在中国市场出现已经将近20年，但很少有人买，大家还都等着单位分房。“我要不是因为没分上，也不会花那个钱。那时候一个月才挣一千块。”张志远说。那时他刚刚辞了事业单位的工作，开始做生意，需要库房，就在相当于今天的五环边上买了一块农民宅基地，周围都是大片的荒地和村子。
为了买上房子，他们两口子抱着孩子在村里住了一年，大冷天挨家挨户打听有没有人要卖房。
“那时买房子真是为了住啊。”张志远感慨。结婚后一年之内搬了5次家，好几次都是被房东轰出来的。过了20年，他还会时不时想起当年吃过的“没房的苦”。到现在，他们总共搬了十几次家，只不过后来的几次，都是在自己的房子里搬进搬出了。
他从东五环的村子，搬到东三环的楼房，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又搬进了东二环。
如今，买房卖房几乎是他唯一的事业，曾经用来住的房子也不只是容纳家庭那么简单。
他曾买过将近一年的股票，投了30万元，最后只有几千元收益。就连做生意，都不如他在房子上的收益多。
2004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贷款买房，每个月要还1500元，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咬着牙扛了下来。那时贷款政策刚放开不久，周围知道的人都很少。2011年北京出台限购政策之前，他买了截至目前最后一套房，也是唯一一套纯粹为了投资的房子。
那是雍和宫附近的一处20平方米的平房，当时92万元买的，“现在得300万元了”。
“这得干多少活、熬多少年才能挣得出来？”张志远说。后来，最早买的那一处农民宅基地的房子拆迁，他又分得了两套房和130多万元拆迁款。
他也早就预料到北京房价的持续上涨。前些年，他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往北京跑，工资一年年涨，毕业几年后年薪几十万元的越来越多，心想这房价肯定也得跟着涨。“身边总有人不相信，一直以为房价能降下来，结果在一间筒子楼里跟一家老小挤了30年。”他感叹。
对张志远来说，房子就是养老的保障。“光靠那些养老金，将来怎么能更好地生活？”张志远说。在他看来。有了房子就有了话语权，养房子比养儿子还靠得住。
买房的时候，张志远几乎没有考虑限购政策带来的影响。他坚信只要人不断往北京走，房价就不会下跌。直到最近，新一轮的限购才让他不得不放慢脚步。
为了卖出北四环的那个房子时能“合理避税”，张志远和妻子在卖房前两天办理了离婚。
在民政局，他们看到排队离婚的人群中好多都是拉着手、笑嘻嘻的。办理手续的工作人员当时只问了他们几句话：“财产都分配好了吗？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吗？”没过几分钟，离婚证就发到他们手里了。
“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张志远的“前妻”说。这个证件除了让他们少交70多万元交易税款之外，没给她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她依然为家人准备每日三餐，晚饭后跟前夫一起出门散步，依然需要常常回头到路边的中介门店把他拉出来。
可是这一次，本来已经计划好的交易被政策拦了下来。张志远还只是这条交易链上的一环。他准备卖房后换的房子，房主是个老太太，原本打算下个月去美国花200万元买套独栋小楼，就等他卖房交首付了，现在也走不了。另一头，原本向那对90后情侣买商住房的人已经交的100万元首付，也尚未被退还。一瞬间，这条交易链上的所有人似乎都被冻住了。
张志远不知道的是，那对90后情侣在跟他签订买房合同的那天晚上，又赶回昌平的那套商住房里签订了卖房合同。那一天他们累坏了，可还是买了两瓶鸡尾酒，庆祝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他们就像当年的张志远夫妻，从河北来到北京，想在这座城市扎根。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志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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