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思潮与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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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冰：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思潮与社会责

内容提要：既要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更要反对新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对改革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国家决策者的肯定和国际上的关注，完全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评价一个理论价值的根本尺度是它对人类知识和思想认识的影响，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首位的和根本的目的则是改造世界和造福人类社会。理论经济学承担着为社会提供经济伦理和价值观念、认识基本国情、理解经济制度的功能，因此就不仅是一种提供资源配置原理的一般的和共同性的知识，而且也是具有特殊的制度和国别差异的知识。创建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关键是要解决好学科定位，也就是研究对象、正确处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理论来源和思想资源的多元化三个问题。 　　关键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理论水平的评价、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与差异性、中国经济学

一、 一股新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 在中国，主要有两种教条主义的理论思潮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一种是传统的但是并没有完全消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潮，另一种是新兴起的但却来势汹汹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大约从10年前开始，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大讨论，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这个核心，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规范等一系列基本的理念和原则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这场讨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其结果总体上也是积极的。它进一步突破了在中国传统十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自此，中国经济学界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秉持的开放态度变的更加开放，以如饥似渴地学习精神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几乎所有理论；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进程，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也包括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采用国际规范，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它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普及，原来对西方经济学所抱的批判态度基本上被否定了。事实上，与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无论在高校教学，还是学术研究中，都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西方经济学的普及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因为它带来了一套新的话语系统，从而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给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管理提供了统一的并且是与国际接轨的理论基础，它开启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规范化、方法实证化、工作专业化和活动国际化的进程，它为中国经济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近几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西方经济学的推崇已经走过了头，发展到了一种似乎是顶礼膜拜的程度。在人们的话语中，西方经济学被冠以“现代”，政治经济学则被指为“传统”，惟西方主流经济学独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不同意见开始受到排斥和压抑，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 举例来说，《经济学（季刊）》发刊的首篇文章《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起，对中国几代经济学者前拓后继，引进和传播经济学，终于使外来的经济学服务和扎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现实的曲折历程作了详细考察和论述。然而，文中考察和论述的主要是前50年，对于1949年建国以后的50年，包括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经济学的发展，除了文革以前的三次大批判外，则一笔带过，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给勾销了。 另一个突出例子，是2004年12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开幕式上，面对着包括80多位高校经济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在内的数百位听众，一位被邀请来做主题演讲的学者是在对他心目中的中国这块经济学蛮荒之地进行现代经济学的启蒙布道。另一位学者则专门向学生们讲解经济学研究如何进行“填空式作业”。虽然名为“中国经济学年会”，但是除了高校经济学院的院长和经济系主任之外，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活跃而有影响的学者却很少与会。难道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会议以论文入选参会资格，但从结果来看，筛选的标准显然是形式重于内容，数学方法和模型的使用重于问题和观点的理论价值。在入选的论文中，有的人报告的是连自己也不知道其经济含义的数学模型，有的人报告的是虽有模型但却只做了半截研究连结论也没有的文章。事实上，这是一个面向在校博士生和高校青年教师的会议，而主办者则完全是以我划线，以我的规范为唯一的规范，以我的标准为唯一的标准，通过社会活动而不是学术讨论，妄图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急于要用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教课书理论彻底取代政治经济学。由于形成了很大的声势，部分高校的经济学院院长担心自己被边缘化，因此虽有不同看法也不得不唯其马首是瞻。 还有一些学者比较年轻，不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以及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自以为了解西方经济学，就以一种救世主的身分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大讲十几二十年前学界就已经讨论过的一些问题，还自以为是在传播什么“先进”的思想观念。

二、 中国经济学决不应妄自菲薄 在破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实际达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经济学不能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主要是因为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和理论水平低。为此，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并且得到国际承认，就成了中国经济学界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加重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推行其理论规范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手段，一些重点高校把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提升理论水平的主要尺度，有些学者甚至把目标定在了培养能够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上。然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它只反映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如果我们全面地看问题，首先就应该注意到，中国经济自从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1／4的世纪里连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根据官方汇率）已经跃居世界第五位，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整个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方式，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成答案，也没有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指导，而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奇迹”。中国的成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试图对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概括 。事实上，中国体制转型的相对成功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改革理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在《中国转型期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曾指出，改革理论的两个突出特征，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另一个是它与政治决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研究的先驱者和一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同样彪炳史册 。2005年3月，由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共同发起设立的中国经济学奖首次颁发，则可以视为国家经济决策者对经济学家提供的智力支持的一种肯定。 诚然，对策研究并不能代替学术的发展，也不能完全表明学术的水平，但是，改革理论的丰富积淀为转型理论的学术研究搭建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平台和大量思想素材，为理解中国体制转型的实践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起，随着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一批新生代的年轻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体制转型过程的独立的学术探讨，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一大批极具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其中，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林毅夫等人《中国的奇迹》，都得到了国际的承认 。中国学者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原因，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目标、公有制的基本矛盾，转型方式及其决定，包括体制转型启动的条件与改革策略、转型方式的划分、改革策略与改革路径的关系，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中，都提出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特别是关于改革的两种成本的概念、改革的合法性问题、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概念和控制改革风险的思想，都是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我在美国访问学习时发现，在经济转型领域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无论是在思考和提出的问题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在理论模型对改革实践的解释力上，都已经在西方学者之上。 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承认，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第一，目前国内最活跃和比较成熟的经济学者大都在40到50多岁这个年龄段，这批人由于成长和受教育的时代背景所决定，在语言、知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普遍缺少有效的国际交流渠道。第二，则是当前人们经常提到的，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育遵循的是与国际上不同的学术规范。第三，是中国学者对国内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总结，目前的学术成果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理论系统。一些浮燥的年轻人往往热衷于构建自己的所谓理论“体系”，而不屑于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工作；受新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思潮影响，人们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乃至一些并不很成熟的想法，往往奉为圭臬，驱之若鹜，但对于国内同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却不屑一顾；由于教育、知识背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目前国内学者在经济研究中分别遵循着不同的理论规范，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圈子，彼此之间的门户之见也阻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和更广泛的学习借鉴。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例如能够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出席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获得某种荣誉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固然值得期许，应当为之努力，但这决不是衡量我国经济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评价一个理论价值的根本尺度是它对人类知识和思想认识影响的深刻程度、广泛程度、持久程度。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尽管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它首位的和根本的目的则是改造世界和造福人类社会，即“经世济民”。在中国，评价经济学水平的标准，首先应当看它是否能够服务于中国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增进全民福利和国家实力，即它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实际上，只要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真正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的学者也会到中国来取真“经”的。因此，中国经济学没有任何理由要妄自菲薄。

三、 理论经济学的社会使命 究竟有没有必要和可能建立一个中国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经济学的社会使命，也就是它的社会功能来考察。 有的学者认为，就原理而言，经济学是一元的和统一的，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并不全面。诚然，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上都存在着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也就是要遵循经济效率的原则，这是没有国别和制度差异的，因此存在着统一的和共同的经济学。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资源配置，都是在其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下进行的选择行为，因此就不可能不体现出制度和国别的特征，因此经济学理论就会呈现出多元化和差异性。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的基础理论课程中取消政治经济学，只开西方经济学，只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不难想像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青年学生在学校里读的是翻译过来的美国教材，研究的是美国的案例，掌握了一套国际通行的语言和分析技术，但是，却完全不了解或者基本不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政策、发展状况与矛盾，他们还会有中国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吗？他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呢？ 有人说，经济学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其实，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而是片面的。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既是科学的认识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例外。翻开经济学说史，哪一种经济学说没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呢？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难道不是两种对立和斗争着的意识形态吗？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有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为整个社会提供一套新的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提供一种新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以替代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观念的思想基础只能由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来提供，不仅任何一门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不可能提供这样一种理论，就是作为基本原理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理论经济学不仅要为整个经济学科提供分析的科学工具，而且还要为社会提供经济伦理和经济方面的价值观念，这两个方面都是不能偏废的。经济学研究的利益关系，不仅是个人的利益，也包括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维护和提高国家利益首先需要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这就需要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提供一种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理论观念，是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中国思想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此其一。 其二，在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中需要有这样一门课程，使学生学习之后能够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国情，懂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面临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等等，从而使青年学生了解和熟悉自己的国家，关心自己的国家，并且愿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贡献聪明才智。 其三，处在转型和发展中的中国迫切地需要一种关于转型和发展的理论，系统地解释和说明转型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内容和过程，转型的约束条件和策略选择，转型的方式与途径，不同转型方式的差异与绩效比较，转型中的利益矛盾、冲突和风险，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发展的动力和所受的制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改革任务等等，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选择奠定基础。 很显然，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理论需要都不是以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经济运行理论所能涵盖的，也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条件下的应用，而是需要通过我们自己创造性的理论探索独立构建的，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无法回避和推卸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建一门中国经济学就是完全必要的。至于这样一门学问的具体名称，是否叫做中国经济学，或者继续延袭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还是叫做新政治经济学，拟或叫做转型经济学或者中国转型期经济学，都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一个准确科学的名称对于学科的发展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那毕竟是第二位的事情。

四、 创建中国经济学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那么，应当如何创建这样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的经济学呢？主要应当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对它进行准确的理论定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会陷入危机的局面，根本的原因是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确立以后没有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理论定位。所谓一个学科的理论定位，也就是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个学科的产生和独立，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领域，这是它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其次是特有的理论规范和研究方法，包括它所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根据以上所述理论经济学的社会功能，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以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劳动分工与协作的组织方式，产权和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制度，经济行为主体及其目标；其次，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和价值观念，政府的经济地位与职能及其行为方式；再次，决定着社会分工方式及其演化的生产力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包括经济技术水平、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由这样三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共同构成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显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移植和应用，而是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创造性的转换。 其次，必须处理好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理论经济学要发挥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为社会提供经济伦理与经济行为规范，提高社会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是一种规范的经济学。但是，经济学要成为科学，提供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运动过程的有用的分析工具，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又必须是实证的。实证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主体和基础，因为，只有实证研究才能获得客观和真实的知识，才能提高人的认识水平，它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和依据。这就是说，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既应当是实证的，也应当是规范的。一方面，理论研究的动机和出发点，也就是研究问题的大前提和归宿是规范的；另一方面，具体问题的研究则应当是实证的，而且从学科体系的内容上来说实证研究应当构成主体。当然，这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处理好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建立的一个难点，也是其中的关键。 第三，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的多元化和大融合。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延续，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转换。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武器，它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与市场经济直接对立、冲突的，不能简单地作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具，因此需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割成三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那么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实践性。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和科学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发展和普遍联系的思想，中国经济学以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为核心，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学同时还要大量吸收西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发展到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系统和工具库，所谓异端和非主流经济学除了经济学研究的复杂性科学以外，几乎都和在新古典基础上形成的主流经济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经济学如果完全无视迄今为止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不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另搞一套，是绝无成功之可能的。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中国经济学，当然还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践理性和广泛包容的思想。“大道无形，万物有度”。囊括天下一切先进文化和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资源为我所用，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必将可以计日程功。这是我们每一个殷切盼望中国经济学能够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经济学人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周冰：《改革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发展的回顾和评述》，《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09-431页。 周冰：《理论研究的规范：危机与重建》，《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2期，第23-28页。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第3-18页，2001年10月。 林毅夫：《教给学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http://www.ljps.com.cn/10th_Anniversary/z_lyf.htm，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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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经济学 经济学 Anniversary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 经济学 理论 思潮 周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