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重写经济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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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条主线来概括一门科学是简单化的思路，把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的主线与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的主线一样幼稚可笑。　　我对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一直情有独钟。这来自于我上大学时学这门课痛苦的经历。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大学时有两门课是涉及这个学科的。一门是“经济学说史”，另一门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前一门是讲马歇尔以前的经济学说，后一门是讲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说。经济学本来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我一直喜欢历史，但学完之后，只觉得这两门课枯燥、无聊。就内容而言，这两门课都是介绍各个经济学家的观点，讲每个人都是价值论、分配论云云，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发展与继承。就方法而言是一批到底，观点介绍的不多，但批判的特多。听课时觉得乏味，背起来颇为不易。1978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时，这两门合为一门考，我只得了八十分，是各门考试课中成绩最低的。
　　以后我也读了一些国内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说史的教科书和专著，总的印象是与我上大学时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里有作者的研究深度问题。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如贾平凹的小说《浮躁》所写的。学者们热衷于挣钱、升官，不能沉下来做学问，没有时间去读书、想问题。但也有传统观念的约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经济学说史的框架结构和写法。把经济学家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用马克思的片言只语去批判他们。我一直有重写一部经济学说史，重建经济学说史框架的想法。当然，这个野心太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恐怕很难完成，但断断续续想了一些问题。读了最近出版的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又触发了我的思考，写出来与各位同仁、读者探讨。
　　
　　我想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有没有一条主线？这就是说，有没有一条主线能把各个时代各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串起来，从中看出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过去，我一直认为是有的，而且抓住了这条线就可以使各种经济学说纲举目张。我们在学习时，这条主线其实就是劳动价值论。支持劳动价值论的是进步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是反动的。所以，讲每一位经济学家都首先要讲价值论。我对这种观点一直是反对的。其实有许多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有价值论。即使是亚当· 斯密这位经济学的创立者，在他的《国富论》中也没有论述劳动价值论的专章，只是有几句话讲到了这一问题，就被后人解释为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价值论有二元性等等。其实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主线是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史》一书的影响。但我们忘记了《剩余价值理论史》并不是一部完整的经济学史，只是经济学中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发展演变的历史。马克·布劳格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西方以“左翼”闻名，但他在《经济理论的回顾》中也没有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主线。
　　劳动价值论不能作为主线，并不是没有主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开放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提出，一部经济学说史是自由放任思潮和国家干预思潮交替的历史（参见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中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1984年，收入《陈岱孙文集》下卷，北大出版社）。用这个思路的确可以把一部经济学史串起来。重商主义是国家干预思潮，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是自由放任思潮；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干预思潮，货币主义等又是自由放任思潮，等等。以前我曾全盘接受了这种思路，但以后，我又产生了怀疑：经济学还是以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或国家干预都属于政策层次的内容，而且经济学中有许多问题是不涉及这种政策问题的。有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明显的政策倾向，但并不等于他们的思想不重要，比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很难划入哪种政策倾向，但任何一部经济学说史都不能缺熊彼特。把每一个经济学家，每一种经济思想都要纳入这个框架中，未免把丰富的经济思想简单化了。其实，当初陈岱孙先生论述这一问题时，也并没有说这是经济学说史的主线，只是指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个特征。我曾向陈岱孙先生请教过经济学主线的问题。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但他说，把两种思潮作为主线，有点简单化了。他的那个讲话也许并没有那个意思。
　　两种思潮的交替是政策层次的，那么，作为基础的理论有没有主线呢？我曾较长期地思考过把经济增长理论作为经济学说的主线。亚当·斯密建立经济学说就是从这一问题开始的。什么是国民财富以及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是《国富论》的中心，其实也一直是经济学中心。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选择的目的是实现资源既定条件下的最大化。对整体经济而言，这就是增长问题。沿着经济增长这条主线的确也可以把许多重要经济学家的主要思想联系在一起。而且，对经济增长的探讨也成为各个时代经济政策的基础，国家干预或自由主义都是不同增长方式的选择。不过当我用这种思路思考经济学的发展史时，我发现还是简单化了。经济学包括了丰富的内容，远远不是这条主线所能概括的。如果非要用这条主线来概括经济学史，那就会牵强附会。比如，经济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边际主义、货币主义等等，与增长理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本身在经济学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增长。
　　在上下探索而不得之后，我终于明白了，用一条主线来概括一门科学是简单化的思路。把增长作为经济学的主线与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的主线一样幼稚可笑。经济学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必定无比丰富，想用一条主线来概括，必然会省略许多重要的内容。而且，预先确定主线与构架，再来决定内容的取舍，难免有主观偏见，顾此失彼。把丰富多彩的内容简单化会曲解历史，谈起来必然是乏味的。
　　其实写经济学史不用寻找主线。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包括三部分：理论、政策、方法。当然可以围绕其中一部分与专题性研究，如马克 ·布劳格这本书名字为《经济理论的回顾》，就是围绕理论问题展开的。陈岱孙先生讲的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交替实际上中心是经济政策。美国经济学家的名著《经济分析史》则是以方法为中心的。在这大类之下，还可以细分，如理论的内容，有劳动价值理论史、增长理论史、货币理论史、分配论史等。政策可以分为财政政策、劳动政策等。方法论的可以有实证方法史、计量方法史等等。如果要写一部综合性的经济学说史，我认为这些重要的内容都不可忽视，讲每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在这些方面的贡献，以及各时代经济学家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我想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历史上的经济学家，或者说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他们。写经济学说史应该是客观的，经济学史属于历史。历史的客观性就在于先抛开个人的偏见，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写思想史必须先把别人的思想忠实地做出介绍，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取舍和复述别人的思想。过去经济学史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先给各时代的经济学家定性，然后再根据作者的需要介绍别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以论带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歪曲了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方法论过去既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学史的方法。
　　经济学是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我们说的经济学史是重商主义以来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也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独立成体系的经济学。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史不应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
　　应该如何评价西方经济学呢？过去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西方经济学正确与否的标准。在解放前，陈寅恪先生曾公开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当然，他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评价一切人和事的标准。现在看来，陈寅恪先生是正确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是把一种理论作为判断另一种理论的标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现在判断一种理论正确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实践，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其本身不能作为标准。
　　检验任何一种理论的标准是实践。那么，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是什么呢？我看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在它提出之时只要实现了“三个有利于”就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按这个标准来检验历史上的一切经济理论。过去我们总把“为资本主义辩护”和“为资产阶级辩护”作为批判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依据。“为资本主义辩护”就有罪吗？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发展，实现了三个有利于，就在今天资本主义也没过时。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借鉴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市场经济。其实更严格来说，各种经济学说并不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是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为市场经济辩护，何罪之有？
　　在过去的指导思想下，经济学史就把经济学的发展史描述为从“庸俗”到“再庸俗”的过程。即使对略有肯定的古典经济学也完全扭曲了其本质性的内容。由亚当·斯密所创立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如何增长了国民财富的。但那些经济学史的研究回避这一中心论题，大谈什么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及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这些理论既不是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中心，对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对实现“三个有利于”没什么重大意义。比起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和由此而来的自由贸易理论，劳动价值论云云，太无足轻重了。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在古典经济学之后，他们连劳动价值论也没了。因此，对以后直至今天的经济学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连介绍也不客观了，不是先忠实地介绍各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然后再批判，而是按批判的需要选取他们的观点，以批为中心。这时研究就完全是为政治服务了。有些批判者一辈子也没有读过他们批判的经济学家的原著，却以超级权威自居。经济学家被人看不起，不是自今日起，大概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就是如此了。连研究历史问题都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何况研究现实问题乎？批判别人是庸俗经济学者，实际上自己才庸俗透顶。
　　这就是我说要重写经济学史的重要原因。过去所写的那些经济学史在我看来完全可以一烧了之。别说观点与体系了，连资料价值也没有，顶多作为反面教材，让后人看看，当年的那些学者是何等荒唐、可笑。一个荒唐的时代难免产生荒唐的学者。这是历史的悲剧。重写经济学史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告诉人们，研究每一代经济学家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评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可以百家争鸣，但言论一定要客观，要实事求是，既不美化其缺点，也不丑化其优点。先画一张真实的像，再来评论他的美丑。马克·布劳格这本《经济理论的回顾》就在于忠实地介绍了各位经济学家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重写经济学史的基础。
　　
　　我所想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写。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只写主要经济学家，还是从经济学的发展出发，不忽视那些在历史上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对经济学的发展亦是不可或缺一环的小经济学家。《经济理论的回顾》采用的是前一种方法，但我更偏重另一种方法。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小罗伯特·B.埃克伦特和罗伯特·F.赫伯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史》（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第一版）介绍了杜普伊特，他在经济学中的许多贡献相当重要。再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介绍的康替龙对宏观经济学的早期形成亦影响重大。一部经济学史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对这些人却不能略而不谈。
　　二是采用什么写法。我以为严肃的专著是不可缺的，但是否也可以写一些给大众看的通俗版？
　　因为经济学史不仅学者要读，一般读者也需要读。但严肃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很难读下去，因此还需要通俗、有趣的读本。学者吴国盛曾写过一本《科学的历程》，有文字、有插图，文字通俗易懂，趣味性很强，曾获得市场好评。经济学史为什么不能有这种写法呢？通俗写法是现代许多著作的写法，如果没有这种书，学术就不可能进入大众的视野。于丹、易中天等人对传统文化的通俗讲法虽然有许多争论，但我认为在普及这一点上是一个方向，值得我们的经济学史学者学习。《经济理论的回顾》称得上是一本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但连我这样的专业人士读着都费劲，哪能给大众看呢？
　　学术水平高的专著和通俗性的著作，读者都需要。我之所以强调通俗写法，是因为现在学术性的专著起码从国外译过来的还有几本，但通俗性的太少了。我总想有一本经济学史把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把严肃的理论与故事结合在一起，老少皆宜，读者能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到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
　　人是得陇望蜀的，读了《经济理论的回顾》，对重写经济学史有了信心，但我希望写出来的不仅有这种严肃的学术著作，还希望再有通俗、有趣、好读、好玩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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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史 经济学 梁小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 经济学 梁小民 重写

很好的文章，谢谢分享！！！

历史计量学(或称新经济史学)是否是重写经济史的一个契机？!
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传统经济史虽然在学科分类上可以列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但它实质上是史学研究范式下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考证和描述。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应归入历史科学的领域。历史计量学则是对经济史进行的经济理论和相关技术分析，是通过经济学“透镜”观察后的经济史，可以称为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
总体回顾历史计量学(或称新经济史学)发展历程的上述三个方面：从传统经济史学中萌芽，随后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发展壮大，并最终超越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历史计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历史计量学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其研究范式和学科地位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历史计量学可以实现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互动发展的主要特征越来越明显。但历史计量学发展的这三个方面，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又不是相互取代、非此即彼，而是相为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历史计量学在这三个方面发展时的“研究范式”，并没有像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那样发生“革命”，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非“格式塔式的转变”特征。它的发展更像是劳丹(Larry Laudan)所说的“研究传统”的“进化”，并且这种“进化”遵循这样一条主线，就是寻找一种更好的理论，来解释如下问题：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什么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目前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仍在不断涌现，说明它们仍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研究价值，都应该归纳在历史计量学之中。
历史计量学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分析技巧上看，实证分析和模型化研究体现的是历史计量学定量分析的传统，将成为历史计量学的得力工具。从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来看，历史计量学与经济理论的关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历史计量学正成为最新经济理论和分析技术的试金石，实现了经济史料和经济理论的真正互动；另一方面历史计量学已经不仅仅是已有经济理论的运用，历史计量学通过发展特有的制度变迁理论，正在尝试经济理论的创新。在当前历史计量学的四个发展方向中，除福格尔外其余三个方向的代表人物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历史计量学也不仅仅可以发展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它下一步还将和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实现互动发展。因为经济增长理论考察的就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历史，并重视实证分析和模型化研究在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运用。无论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都和历史计量学不谋而合，可以说历史计量学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佳合作“伙伴”。例如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制度作用的测度和内生化处理，就可以看作是历史计量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的尝试。另外，历史计量学还有可能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继续有所创新和冲突，格雷夫、诺斯等人的努力正体现了这一点。
可以肯定的说，当前和今后的历史计量学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的长期分裂，成为一门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立的理论经济学学科。其学科内容，从狭义上看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了制度变迁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等内容；定量分析部分则是对相关理论的实证分析和模型化研究。广义上看，所有需要利用经济史料、案例、数据、模型来证明的经济理论，都是历史计量学的理论内容；而所有对经济史中的事件、案例、数据、规律等对象的统计、计量和建模研究，都是历史计量学定量分析的内容。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地位，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一样，都是理论经济学范畴中的独立学科。历史计量学与传统经济史之间的区别在于：传统经济史虽然在学科分类上可以列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但它实质上是史学研究范式下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考证和描述。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应归入历史科学的领域。历史计量学则是对经济史进行的经济理论和相关技术分析，是通过经济学“透镜”观察后的经济史，可以称为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历史计量学与经济思想史的区别在于：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是更高层次的对经济理论的历史描述和分析。而历史计量学则是经济理论在经济史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可以这样评价历史计量学的学科意义：它在传统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在传统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之间、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和经济史之间搭起了桥梁，让这些内容在历史计量学中实现有机的结合。让经济理论等主观的认知在经济史这个客体上得到检验和发展，而现代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为这个过程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
推动历史计量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历史计量学的发展可以为强化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教学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经济史作为一种背景知识，它们是任何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都必须掌握的。无论在经济学高度发达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在现代经济科学刚刚起步的当代中国，经济史一直都是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但由于经济史更多的是史学研究范式下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描述，它与学生所学习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之间相去甚远。这种分裂和隔绝状态无法让经济史与其它经济学科的教学内容之间形成呼应。这种现象引发的结果便是经济史根本无法引起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及教师足够的兴趣和重视，这种情况在国内表现地更加突出。国内许多高校经济史教学和研究任务，被经济学家当作“鸡肋”，抛给了历史学院系中的历史学家。而经济学院系中的经济史教学通常是“有名无实”，不是无人授课就是无人听讲。与经济史课程同命相连的还有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将历史计量学、传统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大的学科统一讲授。因为历史计量学是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的一座桥梁，它可以加强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之间的呼应。让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习和体会到一个由经济学观点“浸润”后的经济史，在掌握经济史的同时又学习了经济理论和现代分析方法，从而引发他们的研究兴趣。推动历史计量学的发展不仅可以引发大家对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转型和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经济学者已经开始总结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历史计量学的广泛开展和深入研究，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相联系的视角，对比研究中国与其它国家在长期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共性和个性。利用历史计量学定量分析的传统，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提供更加丰富的经验支持，并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找理论的历史渊源。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

so long!谢谢分享。

很有见解，让人思考

嗯，很值得一读
对于非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比如我，以前读经济史总有一锅粥乱炖的感觉
这篇文章探讨的问题也是我一直挺疑惑的问题，尤其是第一个，关于经济学脉络的问题

很好啊，赞一个！

很好的文章！

梁小民说的是真实话，客观话，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有见地，我非常想看到客观的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