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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增进社会总体的福利，如何进行适当的经济制度安排达成既能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又能消除经济周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目标，是经济学家们的共同使命。
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源在于银行系统的明斯基时刻，而它的形成源于货币银行制度，弗里德曼、辜朝明、伯南克、特纳、陈元、黄海洲等人均致力于货币银行制度变革，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以新宏观的视角对该动向进行深入研讨。
一、财产权个人所有
这一命题涉及到经济人理性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争论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该命题为重点进行展开。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有无计划，而在于计划数量的多少。市场经济中一个理性的经济个体事前都是有所谋划的，也就是有自己的财务预算，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选择购买生产要素或消费品，属于多计划体；而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计划，所有的生产与消费都要服从于该计划，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属于单计划体。
由此可以推出，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个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存在着多计划的竞争；而计划经济只有单一主体，不存在计划之间的冲突，即内部无竞争。
没有竞争，没有生存压力，也就失去了求新求变的动力，长此以往，人们容易陷入守旧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整个系统逐步陈腐不堪。
反之，过度竞争容易陷入多输的局面，尤其是在一个利润一定的封闭系统内，只有获取利润的个体才能生存，亏损的僵尸企业会导致被淘汰出局，结果形成衰减性系统，导致大萧条。它否定了斯密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自然导致系统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纳什均衡反映了这一困境。
如果成员具有统一的信仰、不考虑个体利益，必要时可以为集体牺牲自己，能够严格执行上级指令，而工作任务又相对单一，那么，这样的系统会爆发出令世人震惊的增长速度，比如前苏联以及中国的建国初期的五年计划；而更极端的例子是纳粹德国二战之前的军事管制，在一片废墟上创造了经济奇迹，这就是计划经济成功的例证。
但是，这样的系统存在着不稳定性，即只须有1%的成员因为自私而失去了信仰，对上级指令阳奉阴违，那么，这些人很快就可以爬上系统的高层，成为最大的系统获利者，然后上行下效，整个系统趋于崩溃。
可见，单计划系统适于特殊时期的任务追赶，其特点为产品单一、追求速度与规模，即量的扩张。该系统对信息的传递与执行要求较高，一旦出现信息传递不畅或执行不力，那么，系统效率飞速下降。其理论代表就是上世纪兰格的中心计算机模式，而它恰恰是新古典的梦幻情人，因为该学派主张系统可以达成均衡的，其失衡仅仅是因为行业比例失调，但萨伊定律可以解决，要领就是信息充分以保持行业比例协调。
而多计划系统适于和平时期的自由发展，其特点为品种多样、追求创新与领先，即质的提高。
社会主义运动既有让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也留下了贫穷、封闭、落后、保守、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烙印。
张维迎指出，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理论的失败。
中国十八大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地位为这一争论画上了句号。
二、征税权ZF所有
斯密的《国富论》将ZF定位为市场的守夜人，主要角色是军事、外交、以及维持经济秩序，要求有限ZF、小ZF，其主要目的是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而ZF拥有征税权，保持收支平衡，这一定位具有积极意义。
有人以凯恩斯主义挽救资本主义为由，要求大ZF、有为ZF，实际上是没有领会凯恩斯主义的实质而给ZF职能添乱。
三、铸币权社会所有
目前，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铸币权属于ZF还是属于社会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铸币权当然属于ZF，理由为货币发行是以ZF信用为担保的。但是，这种观点实际没有真正理解市场经济。
中国早在宋代即发明了纸币，在元代得以大规模运用，但由于纸币发行权与ZF财政不分，当ZF面临财政紧张时，会不由自主地滥发纸币，结果导致纸币失效，于是，明代又倒退回白银。而民国时期，更是创造了通货膨胀、纸币暴跌的记录，它说明，ZF一旦拥有铸币权，很难约束住自己的手。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对此的解释是：官员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追求的是预算最大化，而一旦入不敷出，那么最显然的选择就是印钞。
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实施了君主立宪制，央行成立，它与财政部分立，国王借贷要记账，拒绝透支，其央行具有私有性质。
中国1995年的《人民银行法》二十九条规定，不得为财政透支。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央行具有公有性质，这是重大制度优势，也是最能体现公有制的特征，但该公有并非是回退给ZF，而是社会所有。
下面探讨的是现代货币银行制度的缺陷。
央行的出现使货币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内生货币转化为外生货币，因为前者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金银，然后通过买卖交易而得，不需还本付息，不会给社会带来基础债务；而后者是从央行借贷而来，需要还本付息，给社会带来基础债务。
生产者的目的也从实物经济时代追逐实物的增值，即实物利润转变为追逐货币的增值，即货币利润。而消费者也感受到货币的重要性，于是不完全消费，逐步增加储蓄，结果央行创造基础债务，商行制造衍生债务，银行系统通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建立了对企业、居民、ZF的经济统治，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生产的起点是货币，中间经过实物的增值，终点是更多的货币。
但是，由于储蓄的存在，使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而宏观投资者在利润表的误导下会增加投资，宏观恒等式中的投资=储蓄表达的是债务累积，累积的结果是债务危机，通过债务的消灭形成债务周期，新宏观的公式表达为：周期总GDP=M/(S*D)，债务累积为M/D，其中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准备金率。因此，要消除债务周期，就必须进行价值补偿。
价值补偿的方式有多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刺激消费。然而，消费需求来自初始投资，由于储蓄的存在，因此消费需求小于初始投资，它不可能为初始投资带来利润，故刺激消费就变成了刺激债务，2008年的4万亿投资带动了10万亿的房贷，导致中国的债务水平激增。
凯恩斯主义以乘数理论作为指导要ZF扩大投资，可以带动数倍的投资，但是，该理论忽视了ZF投资本身的收益性，同时漏掉了储蓄部分，其计算的结果仅仅是多次循环的累计值，而非投资收益比。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以ZF替代了初始投资者，因此，它并不能摆脱宏观投资必然亏损的宿命，它的客观结果是以ZF的亏损给社会投资做了价值补偿。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周期累加，ZF需要挽救的次数就越多，ZF累积的债务也越多，美英欧日莫不如此。
而由于ZF投资主导了萧条时期的经济，社会资本找不到出路，于是它们脱实入虚，囤积大宗商品，炒作房地产，剩余的实体资本在下有成本推高、上有消费疲软的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减产保价，于是带动整个产业链条减产保价，这样全面的减产导致失业增加，消费需求减少，于是不得不继续减产保价，滞胀形成。
滞胀使实体产业的利润空间丧失，于是开始跨国产业转移，本国产业逐步空心化，失业严重，逆差增加，而承接产业转移的新兴国家开始崛起，国家兴衰轮动。
根据货币主义理论，经济增长要对应货币增量，但是，这种货币发行却是以ZF债务为标的，结果必然是经济越增长，所需货币量越大，而对应的ZF债务也越高，反映在国际货币上，就是特里芬难题，它表明，将铸币权与ZF债务捆绑起来的做法存在重大弊病。
另外一个价值补偿方式为顺差拉动，即各国通过货币贬值、贸易壁垒、关税保护、出口退税等加大出口减少进口来获取顺差，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即如此，但是，它必然造成逆差国的债台高筑，也就是说，它的价值补偿最终来自债务拉动。
顺差拉动具有被动性，不得不忍受外资流入的流出引发的本国外汇占款规模的剧烈波动，其央行受制于逆差国，这种模式适用于小的经济体或殖民地经济。
当新兴经济体由于贸易顺差的积累会吸引资本顺差的流入，它们炒作房地产与股票制造资产泡沫，由于市场的正反馈作用，这些资产泡沫会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并使本币升值，于是货币内贬外升，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而资本输出国会要求该国进一步升值，如果屈从于该压力，那么，资产泡沫必然高涨至破裂，而这些国际热钱会在破裂之前高位流出，留下一地鸡毛，此即金融系统的内在脆弱性，中国2006年就遇到这类大幅升值的陷阱。
顺差拉动形成的债权实际是不可偿还的，以及存在国内通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国民福利损失，且货币主权又受制于人，因此，该模式不可持续。
但它并非一无是处，其好处是央行不创造基础债务，基础货币属于商业银行的债权，也就是该货币性质具有内生性。
为此，我们需要对顺差拉动进行优化改造，央行对内仍然增发货币给原外贸企业，但该外贸企业的商品不再是一般消费品，而是准公益品；央行对外不再接受外汇，从而也不再将准公益品出口他国，而是将该准公益品免费送给本国国民使用。这里，央行的增发货币为对社会的债务，它的偿还不再是货币，而是免费使用的准公益品，因为增量货币的兑现人并非央行，而是社会。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
一、货币从外生转变为内生，消除了央行带来的基础债务。
二、央行购买准公益品带动了储蓄资本直接投资准公益资产，减少了商行的衍生债务。
三、货币发行不再以ZF债务增加为要件，使ZF摆脱了债务累积的困扰，逐步走向平衡预算。
四、剩余实物利润不再出口，而是免费由本国国民使用，提高了国民福利水平。
五、货币锚定储备的自然资源、智力资源、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以及充裕的消费品供给，货币币值稳定有可靠保障。
六、不再以顺差拉动为导向，消除了贸易战争的根源，有助于实现平衡贸易与经济和平。
原文首发于第一经济www.leade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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