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ZF干预”到“ZF参与”的经济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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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干预”到“政府参与”的经济学探讨

                                                                       ———经济现实、经济史、经济哲学的角度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王晓明

这是为参加中国世界经济学会2018年会写的发言稿，与此前一篇文稿有所不同，核心旨意是一致的。

世经学会“对外开放40年：历史经验与时代方略”理论研讨会的这个名头很大，似乎想借中美贸易战的机会，让“世界经济”重新成为“显学”。看了澎湃才知道，这是上海市的布局：上海社科院各所，均以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目的是为”改革再出发“寻找新理论。上海作为改革的前沿，有这种需要和实力

80年代末，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际，尤其是那场学潮，曾经让世经学会走上前台——其与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合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红极一时，影响巨大，可谓改革开放的舆论前沿，堪称赵紫阳的智库。是我这种雄心勃勃的青年必读之物。直到如今，我仍然对那批年轻的编辑充满敬意，因为他们无论有何种观点，都是出发于家国情怀，出发于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

这场会的宏大议题，让我想到西汉末的”盐铁会议“。会议理应讨论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战略层面，应深入历史，寻求现象——本质的对话，从而对当下问题进行有效判断，进而提出中国面对未来的战略性选择和理论创新；一是技术层面，对当下的具体问题解决提出理论或方法、技术的解决路径与可行方案。

很遗憾，这场会成了争论中美贸易战的”是非“会，一些学者仍然不过拿着拷贝的西方理论或模型来”刷存在“。我吃惊的不是学者们的智商，而是情怀。

第一天的会很热烈，上百人的大厅座无虚席，我是站在仅供容身的墙边旁听的。人如此热烈，一是显示学者们的关心时事与动态，渴望新的见解；一是这一天做报告的都是”大碗级“学者，”名头“仍然很重要。下午的圆桌会议甚至有点火药味。面对一个学者用模型推导”中国出口对美国就业“的相关性分析，我很想知道他是否拥有”绿卡“——要知道，用这种狗屁模型同样可推导出”美国出口对中国就业“的相关性，他连国际竞争的经济学常识都没有。其实，这是个立场问题——你站在谁的角度说话，理论就为谁说话。

当然，站着的我连提问题的机会都不存在，主持人把机会给了坐在前排、同样是大碗的学者们。不过，能做到对话已经是学术会的大跃进了，只是尚须摆脱”小圈子“。我倒是觉得，把问题留给普通民众或许更合适——让这些高居学术象牙塔、自以为明智的学者们知道自己的斤两。

我的议程在第二天上午的主议题板块，到了会议室，才发现除了做报告的几个人听者寥寥，依然成了惯常学术会的“刷分”流程。好在我做完报告，尚有学生和学者产生热情的回馈，令我感动。会议主持人甚至帮我推销起书来，建议大家去看我的世界贸易史，说他也要拜读一下。

在我前面做报告的是桑百川先生，他借用邓公的话，表明改革开放是右对左的胜利。并认为当下有人借反腐、反贪之名行左之风，将防“左”视为重中之重。听起来反而有点“阶级斗争”的味道，只是这个阶级斗争是以美国的政治正确与自由市场为真理标准。坦诚的说，我身边有很多象百川这样的朋友，他们的问题在于不了解西方之所以发达的历史，把自身的失败推责到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上，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对国家兴亡有更强烈的寄予。正如人生一样，历史也是有机遇的，不能因为我们在一个环节的失败，就认定是整个民族和历史的失败。我在发言时开玩笑说：“我和百川一见如故，但在我这里没有左和右。”是的，解决问题才是真知。正如邓公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当下的问题不是老鼠和猫的问题，而是老鼠变成了猫。

情随事迁，审时度势。当下的主要矛盾已经无法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发达路径去解决，必须回到本位寻求自我创造，要知道，没有一个比尔盖茨是拷贝出来的。

圆桌会上，老会长问专家们能否用几个字概括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或突出之处，一时哑然。我后来向老会长贡献了一个词：“主体性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在于保持了自我定力与选择，而非盲从西方。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个四十年，应该以三十年+十年去看，即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作为节点。）然而，有必要充分探究促成这种发展的内、外动因，以及由此发展引致的诸种问题。分析以往成因的内、外环境条件与主要因素，深入观察这些条件和因素在整个过程和重要节点上的变化，从而为当下经济所遇的困难和问题寻求有效解决的路径，更重要是为中国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观念支撑。

事物的发展无外受制于两端：内部动机和外部条件。改革开放的破局，首先激发的是内部经济能量。被压抑的个人需求欲望破解，成了自我内部的驱动力。即管仲曾经用过的“以利驱民”之策。外部因素和条件，有政治、经济两个维度和各种层次。政治上而言，开放中国与西方的某种战略意图是一致的；从经济上说，中国的要素资源和市场潜力，既符合H—O理论，更满足资本对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美好预期。由此拉开了“两头在外”加工型经济的帷幕，促成了“中国制造”的完成。还要考虑到中国人的勤劳与企业家的精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有效诱导和政策扶持。

这是中国当下经济的前因，向前发展的持续动力来源于它；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是这种发展所积累或引致的。不这么看，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当下的经济形势，同样分内外两端。从外部来看，中美贸易争端与世界经济由多边走向双边、各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背后的本质都可谓“基辛格定律”，即“利益”之所在。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已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这当然不会让曾占据利益格局高端的发达国家爽快。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其发展、发达的“历史气候”，内部动能缺乏使矛盾更加激化。其把自身衰落的原因归结于新兴经济体。

这种利益关系才是当下外部形势变化的核心，并非由于信仰或体制等导致，后者只是借口而已。然而，这是当下中国必须面对的、恐怕难以破解的硬约束。改变这种约束的方法，无外改变发展思路与合作对象，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把已有40年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动能，转换为与其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动能，以及内部动能，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却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

从供给端来看，外资的涌入和国内企业的崛起,以及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作用，产生了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外部市场紧张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衰落和保护主义抬头下，迅速变化为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一是劳动力价格问题即要素优势的丧失；一是产业结构问题，即市场和需求导向、投机导向的产业安排，在自主性和诱导性双重合力下，造成低端产业过于拥堵、局部产业发展畸形。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外资并没有将优势竞争要素（技术）带入中国；劳动力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培训；企业在自由竞争中没有采取优化手段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个问题政府已经准确把握，从而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这样的目标，要看外部条件与内部元素是否能形成多方利益和经济生态的匹配关系。

从需求端来看，首先看外部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的企业发展迅猛。一是外部资本（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勤劳的劳动力，进行了全球市场安排；一是中国企业通过学习吸收，迅速参与到外部市场的竞争中。而两者面对的是冷战后重新扩张的国际市场。这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巨大机遇，促成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美国的金融危促成了新的经济发展形势。金融危机后，虽说靠中国的发展动力和市场需求，有效缓解了矛盾，甚至使危机的全球性影响表面上消除，实际上这是西方经济大周期的转换点。西方发达国家由内部积累的种种原因，出现了发展动能丧失的事实，这在短期内成为中国经济的利好。发达国家的经济下滑、收入水平下降、两极分化，促成了社会消费向低端的转移，这使得主要依靠价格竞争的“中国制造”更受欢迎、更具竞争力。这恐怕就是上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达到世界第二的外部条件。然而，也积累了巨大的矛盾，贸易摩擦便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不单是消费者满足，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间竞争。当后者成为主要矛盾时，市场竞争就会让位于更高的战略博弈。中美、中欧、乃至中日间的矛盾都在于此。这是市场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更大、更长远的利益关系问题、战略关系问题。

解决这一外部市场问题，还不能靠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新兴市场完全替代。一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往来中形成了从产业到需求的匹配关系；一是其他区域和国家难以提供相应的需求容量，同时缺乏应有的信任。

从内部市场来看，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本身就忽略了内部市场，因无需内部市场的支持。中国制造竞争力来自于低廉劳动力，对应的低收入难以支撑迅速发展的产业和产能；国内市场很大一部分、尤其是中高端市场消费，更主要是由外资产品占据的。换言之，外资的撤出或消费收入的转移，都不有利于建构国内企业与消费的匹配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发展并没有与国内消费形成生态关系。笔者在另一篇县域经济重构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可能的政策方向。这是一些学者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关系。

从消费角度来看，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当下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同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资本目的密切相关。从收入分配来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低收入阶层长期收入偏低问题，这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根本，却影响到真正关联实体经济、尤其是消费升级产品的需求不足。

二、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能力分配及机会的不均等，导致了收入的两极分化，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并不能进入有效需求领域，形成一般产业的需求力

三、投机需求问题，房地产和股市对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其副作用日益突出。房地产有效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再发展基金，为私人资本提供了原始积累机会。但其吸入大量居民收入，并形成一次次投机浪潮，干扰了经济生态，影响到其他产业的产品供需关系。而资本投机进一步吸走消费力，成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由。房地产与资本投机导致的地价与物价上涨，同样使刺激有效需求、转而形成供给端拉力的努力化成泡影，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再生产和良性循环。

四、理性消费问题，需求和消费是供求关系的重要一端，是社会再生产、产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理性消费实现的是产业与需求间的优质循环。消费者在市场上优选产品，使企业在竞争中走向良性再生产。当下的市场更多非理性消费现象，过度营销和信息泛滥，不仅干扰了消费者的有效需求，甚至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而使社会再生产不利于优质产业和企业的优化竞争。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也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存在，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广泛存在。

若想正视和解决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还涉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清醒认知。当下最流行的莫过于“自由市场理论”。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而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罗斯福新政、战后马歇尔计划、当下特朗普的大棒，都是政府干预的典型。亚当斯密所谓“个人追求最大利益会导致社会整个利益的最大化”，无疑是痴人说梦。正如老子所言的“不贵难得之货”，在资源和市场有限的情况下，自利的最大化追求就是从欲到争、由争到乱的过程。“看不见的手”正是这种盲目性的体现。

“自由市场理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风行的，它契合了美国政治正确的民主和自由的信仰，也符合美国和美国资本、企业占据生态链高端和经济势力高端的实际利益关系。这股风潮曾引致英国、法国等的“私有化”运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的弊端。但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西方经济并没有因“自由市场理论”而摆脱困境，反而越陷越深。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那些高级的数学模型能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华尔街既不是华盛顿，也不是哈佛大学，那里的游戏规则只是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从来就不会听经济学家的话，正如信息时代产生的资本借信息垄断和欺诈一样，经济学的“完全信息”，不过学者的理想罢了。

这并非全然否定经济学理论的价值，理论是人类在长期经验中的提炼和总结，包括一些勇敢的设想和美好的愿望。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成为人类奋斗的动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担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理论与实际渐相背离，就会发生“名实不符”的问题。如果刻舟求剑或对时代强者简单模仿，最终很可能落得邯郸学步的笑话。

《易》经里有言“无往不返”，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具有循环特征。当我们奉某种理论为解决问题的唯一真理时，它的悖论必将出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依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一步步活化发展开来的。包括“美国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甚至帮助。然而，在当下的时间节点，要解决的是40年发展积累和变化带来的问题，面向的是已经改变的当下和未来。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种“逆向思维”，采用的政策或者经济手段应该以“逆向操作”为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要弄清楚“萧何”的本质，取其好的一面，去其不好的一面。这是中国人所谓的阴阳之道，也更符合中国经济当下的现实需要。而完成这种观念的调整，是需要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现实有真正清醒认知。

经济发展的理论目标与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理应是一致的，那就是国民福利的最大化和作为群体代表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其中涉及个体与群体、自由与秩序、活力与稳定、短期与长期的诸种关系。在这几种关系中，存在着国家主体、资本主体、个人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市场平衡便是追求这三种主体的经济关系平衡，处理好这种平衡国家参与必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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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ZF参与 ZF干预 市场平衡 有效竞争

一，政府参与的正当性
如果把社会构成和运行视为简单的经济出发，即以经济的视角看待整个社会，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政府必然是其中的重要构成。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文化等是社会的整体构成，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脱离而独立存在。作为经济主体的政府，在供求两端影响巨大。其拥有的政策、法律的制定地位，使它超越了其他的主体，正因为这种地位决定了它无论以何种主体身份出现，都与其他的主体理应有不同的目标和目的。

在以往经济学的理解中忽略了这样的差别。当政府理应以经济主体的角色出现并形成作用时，被赋予上政治色彩，即被以超越性的政治角色去看待。由此出现了“自由经济”与“干预经济”的经济学说。后者的“干预”既含有地位上的认知，又含有贬义性的排斥。这使得经济学者不顾“经济”只是社会整体存在的结构关系事实，使政府与其他主体完全对立起来。造成这种经济学的误解有很多，包括冷战时期两种经济体的不同运行模式；在“成王败寇”的历史哲学中，“计划经济”被西方经济学妖魔化，而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性。而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没有分过家。只是当“经济学”以学科身份出现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大阵营出现，才导致了我们对经济的独立化认知和非政治化的误解。如果说政府代表着政治力量，不能介入经济的话，那么哪一个资本不具有同样的政治地位，影响着整个社会？这种由学科和成见造成的误解，是需要打破的时候了。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扩展，便说明了这个问题。经济学或经济行为并非可以独立于整体社会或者人的多重需要而存在。

这就要提到干预与参与的差别，“干预”是指地位不平等的关系，是强势对弱势的施加和影响。“参与”则是平等和对等的。具体来讲，当政府以经济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行为时，应该与其他市场主体——企业或个人保持平等的地位。譬如作为政府经济行为代理或以国有资本为股权构成的企业，应该与其他类型企业具有同等的地位。这种平等关系应该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才能得到信服，才有合法性、正当性含义。由此避免垄断的发生与竞争性的合理存在。

（一）政府参与的动机与目的

政府无论以什么样的角色、主体形态、方式参与经济，其动机和目的理应同一般企业和个人的动机与目的要有所不同。后者可单纯以个人的最大利益为追求。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其动机和目的必然是全体国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涉及到多种方面，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具体表现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譬如国防安全，这是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顺便说一句，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在确保国家安全方面，不仅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为国家带来巨大外汇收入。经济安全也是多方面的，譬如粮食安全，这一点正在为中美贸易摩擦所证实。国家安全也涉及到社会安全，比如在医疗和教育领域，这种安全关乎全体国民的利益和福利。

2，国际竞争。国际竞争是以国家及民族整体为主体的竞争。它不是简单的企业间竞争，不是经济学角度在国际市场上简单的供求关系和利益竞争。而是国家整体实力、在世界体系中的全方位竞争。落实在经济层面，这种竞争涉及到技术、品质、信誉、品牌、战略性安排等诸多方面，单靠企业自身和自由市场原则无法完成这种竞争

3，民生。民生不单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经济生活，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从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到收入差别过大产生的仇恨心理，到消费安全、食品安全、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方面，民生问题都是“经世济民”的老问题，是经济的任何发展阶段都会出现、一个政权永远面临的社会问题。

4，市场平衡。西方经济学有一般均衡理论，中国古代在大禹时期便构建了“贡赐制度”，以期实现“通九州、均天下”的政治理念。史记中有《平准书》，是政府利用平准之策平衡市场。

只要有事物的存在，就总会形成一种生态关系，经济领域也是如此。生态并非以维持平衡为第一目标。当生态系进行大的调整或发生所谓的革命，都是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发生的。平衡的打破会激发生态系统新的生命力，从而产生新的活力。然而，这种活力如果持续激烈的存在，会导致生态系无法构建稳定关系，从而导致不断的破坏力与更新力。放在社会领域，便是社会长期的混乱和不稳定状态。因此，当一个生态系被新生力量打破后，会发生新的平衡要求，才能确保新生态体系保持长期可持续、稳定化发展。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还没有进入到匀速的稳定状态，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平衡问题超过了创新问题，是社会整体包括经济领域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平衡的实现不是靠政府的一刀切政策就可以完成，以往的经验已经给出了这种教训。因为生态系的力量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层次化的，这就要求政府在主动介入以期实现平衡关系的政策目标时，要采取更灵活、多样化、科学化的安排，这正是本文要提示的重点。

5，自由与秩序。这是经济哲学问题，已经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譬如哈耶克的学说被一些经济学家所利用，探讨市场经济下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识。

自由是社会和生态活力的源泉，正如“森林原则”，个体充分的自由会激发其创造力，而竞争产生的压力和动力，会使这种原始力量更加活跃。在生态体系中，除了竞争还有合作，人类社会更是如此。人类能走出森林，不是靠个体力量而是靠群体力量。群体关系需要秩序，秩序是避免森林原则走向零和博弈的公共性、群体性需要。从经济哲学角度而言，这仍然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也是生态体系的动态平衡中活力与秩序的问题。
市场经济强调个体自由，却忽略了人类的基本秉性。当资本形成势力后，资本会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完成经济秩序的建构。这种建构是市场经济生态所必然发生的，但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态——这是政治的根本，也是一个群体社会稳定存在的需要。正如亚当斯密在强调自由市场的同时，也强调伦理学的价值（国富论与个人情操论）。换个角度说，资本形成的垄断势力与权力本质上同政治势力与权利是相当的，只是前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在意牺牲别人；后者追求全体国民的利益最大化，避免市场经济的森林原则破坏人性的道德需要。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市场经济”，经济生态的秩序关系必然是层次化、势力性的，“反垄断”解决不了这个“市场失灵”，正如所谓的“外部不经济”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张力，不可能来自于自私性的市场经济主体自身。要有更高的、道德性的外部制衡力量。

6，良性循环。社会体与人体一样，会有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前者是健康性的循环，后者是疾病化的循环。经济体运行也是如此。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正是恶性循环的体现。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当商业极致发达、即人性唯利是图的阶段，都会发生“高利贷”现象：资本不再追求周期化、生产性的利润，而单纯追逐转移性、投机性的暴利。就是所谓的“脱实向虚”。到了这个时期，厂商以假冒伪劣、过度营销，巧取消费者的收入；资本进入投机场腾云驾雾；每一个人都抱着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这样的社会体绝不会长久，历史已经明证。

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所忽视的社会经济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这要从生产要素到市场关系的各个层次与主体行为上，形成健康的认知和体质。在这方面，比较美国经济与德国经济就可以感受。如何构建社会经济良性再生产关系，正是供给侧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二）市场平衡的两个主要范畴

“市场”既是个实体概念、也是个虚化概念。譬如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市场，便是个虚化概念。因为在经济现实中不存在这个概念化的市场。
实体市场是产品的交易场所，其包括供求两端的角色与博弈。在实体市场上，包括产品流、货币流、要素流，还包括一种重要关系即“价格关系”。
虚化的市场是无形的，一种形态是理论化的，譬如供求关系模型、厂商理论、边际理论等诸种概念和概念关系；另一种形态是虚拟交易或无形交易，即没有正式产品进场的交易方式或无形产品的交易，比如资本交易模式。

1，资本市场平衡

从宏观与影响力的角度而言，资本市场平衡某种意义而言比产品市场平衡更加重要，因为它决定着社会经济再生产的资源匹配关系。在现实经济中形成的资本力量，对经济现实和趋势构成较大的冲击力。

资本市场的交易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大规模交易领域，在这些市场上，资本既有一种实在性——以货币或资产体现的资本形态；也有一种虚化性——资本的汇集效应与流动性。

在资本市场上，很容易产生投机行为。这是为资本的逐利动机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当资本市场出现巨大动荡时，对实体经济和经济现实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譬如股市上的“做空行为”，期货上的“套利行为”，甚至也包括“炒房团”、“蒜你狠”、“豆你玩”这类资本投机，包括传销这种非法行为。其一方面构成了对经济生态的冲击；另一方面吸走了包括个人收入在内的社会整体收入。

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光靠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法律约束是不够的。正如裁判员难以制止球场上的暴力或非法行为一样。只有“在场同逐”才能形成真正的制约力与平衡效应，因此，国家应具有自己的各种形态与各种层次的资本存在，在整个的资本市场结构中，形成力量匹配关系，在共同的市场原则与法律规范的对等条件下，以市场方式完成对投机资本或恶意资本的制约。形成良性资本力量，从而达到平衡资本市场的目标。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丰富，需要进行相关设计。

2，产品市场平衡

产品也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上面所言的资本可以视为无形产品。本文重点探讨有形产品市场的均衡，其道理与方法同样适用于无形产品或任何可以定义的市场范畴。产品市场的均衡涉及到几种划分方式，一种是按行业划分，即各行业的市场均衡；一是按市场环节划分，即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市场平衡；一是按交易内容划分，即生产要素——技术、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的市场平衡。还可以按产业链划分。每一种划分方式会对应不同的市场平衡方法与方式，其核心是一致的——实现产品市场的总体平衡。

二，政府参与的方式与方法

（一）政府参与的方式

从角色上说，政府参与市场平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政治身份角色进行的市场参与；一是以经济身份角色参与的市场平衡。

以政治角色参与的市场平衡，体现在经济政策和相关法规上，其主体为各级政府，这是政府本位的一种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无例外。这种参与方式目标是一致的，西方学者所美化的裁判者角色，实际上远非如此。宏观政策、公共事业、战略产业等市场参与在此不论。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市场经济的时态和现状，这种参与越来越出现“无效性”问题。

在政府本位参与的经验模式上，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攫取原始资本或财政收入，通过财政转移或政策红利来发展地方经济的做法也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参与的创新模式，也可谓供给端模式。

政府参与的另一种角色便是经济主体形式的参与，以国有企业为主，这是以经济主体进行市场参与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经济在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保持的一种特色。但对于以经济角色进行市场参与的定位和经验还有很多不足。这正是当下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难点。

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参与理应有多层次、多目标的定位，不能只拘泥于作为市场经济体和依市场原则为国有资本寻求增收牟利的简单视角。

首先，我们应该认同的第一点便是，作为经济角色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参与时必须要保持与其他类型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这是市场参与的平等化前提。但这并不意味国有企业放弃或丧失了自己作为经济体的类型和目标。哪怕是私人企业也可以“任性”，把经营目标放在公益上。

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体而非主体，其经营的方式是市场化的。但经营的目标可以超越市场化。举例来说，国防和航天产业是国有企业，其经营的首要目标是国家安全；其次是国际竞争或技术领先、战略性竞争，这种目标不一定会影响其经营绩效。

国有企业另一个急需重新定位的目标，不是保持一种国有资产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关系。而是在经济总体中的结构性存在，实现整体经济的市场平衡，从而达到经济长期均衡稳定发展的目标，起到所谓的“杠杆作用”和“典范作用”。

（二）市场平衡的几种方法

1，供给端

从供给端角度来看，政府若想实现供给端平衡，避免商品的“劣币”现象、资本投机导致的优势供给退出，政府应该在原材料、产品品质上，保有结构性、典范性存在。通过供给端支持形成典范效应和平衡效应。实现社会经济再生产在供给端的良性循环与长期稳定。

比如在重要的产品领域，如粮食生产，保有国有企业的比例，以实现粮食安全；在医药和医疗领域，保有低价药和公平性存在，以确保民生；在房地产领域，通过廉租房、廉价房的供给抑制投机，从而既可以平衡市场，又降低商业地产过高导致的经营成本上升，使其有利于供给侧良性运行。

政府在供给端追求的市场平衡，无外乎以下几个重要目标。
（1）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
（2）产品品质与消费安全
（3）生活必须品的有效供给与稳定供给
（4）企业信誉与社会诚信机制的建构
（5）企业的良性再生产循环

供给端的市场平衡当然不是遍地撒网，而是通过国有企业树立优质企业及理性经营的行为典范。并通过他们形成标杆效应，推动供给端的优化与净化，在与资本、个人的经济博弈中起到稳定作用、典范作用。打破供给端的资本垄断、过度投机、欺诈、竞争混乱等“劣币”现象。

2，流通端

某种意义而言，流通领域政府的市场参与比供给端还要重要。一是因为流通端是产品实现、交易及价值转换的市场出口与交易完成。是社会经济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终端环节。以往反垄断的重点放在了厂商角度，忽略了流通的垄断现象。当今互联网巨头的出现，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而过度营销与非理性消费、市场投机、传销等等，都与这个环节密切相关。

在流通端政府参与的主要方式，一是保持对流通渠道及零售环节的国有企业结构性、多层次的存在。比如以前的供销社体系；一是提供优质渠道、公平价格的商品、商业地价与线上平台，降低厂商及商贩在流通及零售领域的运营成本。流通端实现的市场参与目标有以下几种。

（1）打破流通及零售环节的资本垄断，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与消费者交易成本，避免此环节的资本垄断和成本过高导致对供给端过度的利润盘剥。为优质产品到消费端提供顺畅合理的渠道服务。透过渠道延伸，使农民等弱势群体供给方与同样弱势的个体消费者提供国有渠道的流通服务。

（2）形成良性的价格关系，即市场交易关系，确保价格稳定及厂商合理利润的有效实现，平抑供求剧烈变化导致的市场失态或价格操纵形成的投机风潮。使价格不仅能有效反映供求关系，还能通过国有渠道的价格显现，影响消费取向与判断。促成理性消费与再生产的有效衔接，保护优质供给与合理消费形成好生态。

（3）避免“劣币”现象实现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流通与零售环节最容易发生“劣币”现象，进而影响到供给端的诚信与品质化取向，损害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譬如，各类促销导致的产品功能和品质的下降；过度营销和渠道竞争所导致的产品欺诈或价格欺诈；以国有渠道和其形成的价格关系为典范，树立市场诚信机制。

（4）确保性价比优良的厂商及产品，在此环节顺利完成交易转换，使供给端优质企业得以实现再生产。确保诚信企业及弱势竞争群体、比如个体农民和中小企业的产品能有效进入市场。

（5）提升渠道品质，消除过度营销，使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完成具有优质性、竞争性，进而实现培育消费者的消费理性，解决消费终端造成的市场混乱问题。

4，消费端

政府在消费端的直接影响之一，是政府以政治主体身份完成的政府需求，比如各类产品的投招标采购。这个采购端口直接对接的是产品市场，目前来看，由于投招标的效率、成本与寻租问题，这种模式同样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浪费，没有对消费端产生优质影响。可以考虑采取新的运作方式，把采购端口与国有流通体系及优质厂商直接对接，或者在产品市场端口以企业主体的身份参与竞价购买。这需要进一步的体制设计。

消费端的另一种重要影响是大众传媒，营销主要借用的是这一工具。政府应向优质企业提供公平价格的传媒资源，使优质企业的营销影响力与垄断资本、投机资本具有对等的资源机会。这对于培育消费理性、稳定市场，顺利实现优质企业再生产、优质产品再生产都极为重要。

政府在消费端的作为还不仅如此，政府参与的经济主体可以利用厂商+渠道+工会+社区的供需结合模式，构建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全产业链循环，形成理性、公平、良性、竞争的经济再生产通道。将这一通道敞开给市场弱势群体，既解决了供给端的问题，又培育了从产品到消费的理性与品质、诚信生态，同时兼顾弱者、丰富产品和消费，这对于扩大内需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方面地方政府曾做过相似努力，但成效不高。原因在于没有把这种行为经济主体化，且给予的财政补贴也易形成计划时期的弊端。

5，要素端

生产要素包括原材料、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其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在经济运行中，因处于产业链低端反而遭到了忽视。政府在要素领域以经济主体的身份保持结构性与平衡性存在，确保在市场平衡中形成有效的杠杆作用。这其中还包括就业和就业品质提升的问题。

（三）竞争关系

1，核心竞争力

政府在涉及国防、国家安全等领域，应打造经济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某种角度而言，打造核心竞争力需要进行全产业链控制，但这并不意味政府通过自身经济主体形成垄断。垄断应该有两种属性，其一是对资源和市场的独占；其二是独占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首先，政府以经济主体身份进行的战略性产业安排，是经济中的结构性、对等主体性存在，即非排他性存在；其次，政府经济主体的经营目标并非以博取超额利润为目的。

2，局部竞争

在战略性产业和核心产业领域，因为企业规模、资源能力等关系决定了这些产业必然是局部竞争的（比如波音公司），因为过度竞争会导致竞争损害；没有竞争则会出现同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如何保持局部竞争、使政府以经济主体身份的结构性存在充满活力，是这一市场领域需要探索的问题。

3，完全竞争

市场经济的理想目标是完全竞争，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实现的。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是垄断化的；要么就是过度竞争，因为市场经济体不可能是生而平等、完全均质的。森林原则也给出了这种结局。政府以经济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目的是为了打破资本的恶意行为及垄断，避免过度的竞争损害。以往这是由政策和法规，来控制，如今则借用经济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以形成市场化制衡。

4，有效竞争

有效竞争既非无法实现的、理念化的完全竞争；也非通过所谓自由竞争、由看不见的手实现森林原则的自主确立。而是为了实现市场中各主体的活力与整体秩序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应该是有特色中国市场经济所追求的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关系中，还要考虑弱者保护的问题，即大量的中小企业、个体的有效、公平的竞争参与。

政府以经济主体进行的市场参与，可以避免以往政府以政治主体身份干预经济所出现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是因为政府作为政治主体、以政策和法规方式进行的经济协调，无法有效针每一种经济主体或每一种经济矛盾，它必然是一刀切的。而以经济主体身份参与，会让政府在经济中更容易形成主动性，行为更加灵活化、层次化、多样化。

三，政府参与的主要问题


提到政府参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计划经济。政府参与的目标既要防止重犯计划经济的老病；又要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寻求阴阳平衡的动态关系重构。虽然以往的计划经济给了我们沉重、深刻的教训。但也恰恰如此，在防范其弊端上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需要提及的是，计划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同样有好的经验值得借鉴。而对于市场经济，我们则缺乏抗体，亟需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市场经济理论或西方经济学，它不过是一种经济理想，因为西方经济在上一个历史周期上的成功，有被神话的嫌疑。或者可以说，面对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弊端，我们不仅缺乏应对经验，而且缺乏勇气去面对。

1，权力寻租问题

无论是政府以政治主体身份生成的权力，还是政府以经济主体身份进行市场参与形成的经济权利，都会出现权力代理人的寻租问题。说到底这是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和经济运行方式问题。通过科学有效体制、机制的设计，同时提升人的自我修养，改变人的成见认知，可以在一定范畴内实现把控。

2，垄断问题

政府参与最大的经济质疑便是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可能产生的垄断问题。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无论谁的孩子都是人民的孩子”的认知态度。其次，应在制度、法律等层面进行有效约束，使政府参与的经济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与均等的机会。

3，财政收入与转移支出的问题

目前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土地等要素资源和企业，政府应改变财政税收的思路，人民富则国富，财政的最大基数是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而转移支付所形成的对产业或企业的政策扶持或保护，造成了诸多弊端。包括政策红利所形成的区域局部拉动、政策资金促成的支柱产业，甚至也包括当下政策空间促成的工业园、产业园模式，都需要转换发展观念和理路。要把经济发展与政府参与放在微观性、主体性、普遍性、平等性的层面上思考，摆脱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与微观经济的理论关系、及其短暂的历史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参与新方式。

在宏观政策使用上，把此前对经济或产业的政策扶持方式转变为普惠方式，政策性资金使用以经济主体身份和经济参与方式运行。把对经济主体的保护和扶持转变为经营业绩和目标的完成奖励，使政府经济主体认清自己的市场性质定位。政府也可以把自身经济参与的诉求在市场上公开，允许非政府经济主体投标参与，使政府经济参与的主体选择更具普遍化、公平化、竞争性意义。

4，绩效问题

一提到国有企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找到这一问题的症结——究竟是制度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或者是整体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的问题，从而为政府参与设计出有效的运营方案和评价模式。作为政府参与或代理政府的市场经济主体，必须切断依靠政府和政策的幻想。既然是经济主体，就要按经济主体的身份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

解决绩效问题，需要依靠市场指向的经营管理，人才聘用至关重要。政府应该在公开市场上招聘管理人才和组织生产要素，必须切割政府经济主体与政府政治体制的直接关联，取消经济主体管理者的行政级别，通过定性的资本去完成政府经济体经济参与的有效责任。用资本去说话，通过资本定性完成从人才到要素的生态匹配，利用资本定性形成管理风格与管理文化、激励及福利与荣誉机制，从而实现经营优势和要素认同。

政府参与的经济主体不是以“最大利润”为目标，而是以“公平利润”为目标，在此前提下或由此作用下实现市场平衡。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双重效果。政府经济主体从管理层到要素的匹配，都要有这样的认同和责任。这并非是无法企及的事情。

5，评价问题

政府以经济主体进行市场参与，必须要有相应的绩效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既要符合作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上的经营要求，又要兼顾其经营目的，而非单纯的经济利润指标。这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法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与跟踪体系。

简而言之，政府参与市场平衡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计划经济的老问题。情随世变，不能因为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放弃政府参与的选项。我们看到，政府以政治身份进行政策、法律或财政、货币等工具手段进行的经济干预，已经出现了诸多无效性现象。若以经济主体身份在微观层面进行平等参与，或许可以避免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陷阱。这是值得探索、不必拘泥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之路。

进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既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约束，又要打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神话与智障。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汲取和总结西方市场经济实践的有益经验和教训，同时参照中国古代经世济民的思想理路，把经济发展与经济问题放在整体社会运行和人生、人性中去全面考量，认清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人经济愿求、自由活力与秩序稳定、短期发展与长期持续的多重关系，才能有效探索新时代下、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因素的变化，如何建构相应的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从而为中国经济寻找适宜的发展路径和走向未来的出路。

去年曾轰动一时的林毅夫，张维迎两位经济学者的论争，似乎划出了两种理论界限和举起了两种经济信仰的旗帜。这种争论对于我们思考经济、思考中国不无好处。但如果这种争论仅限于学理观点之争，则有害无益。当下的中国不需要各种拷贝的观点，需要的是学者出发于实践、出发于内心、出发于责任的一种人格和担当。（本人曾在新京报发表过两篇文章论及林、张之争）。

拜读了

好文，拜读了。从历史和过程中，用发展的眼光看经济发展才是看清问题的不二法门。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10-23 22:36
政府参与与市场平衡（发言稿）                                                                       — ...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才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价格什么的才会充分竞争。<br>
其他市场，没有管控就会乱，价格飞翔不是梦。<br>
不过不管是哪个市场，质量安全监控都是需要的。<br>
国企除了赚钱，还有担当，比如高铁在内地和香港表现大不一样，港铁脱轨，站台修的有问题导致打不开车门，票价超贵等等。<br>
那些一个劲叫嚣国企应该变成私企的，请问国有资产要变成哪个私人所有？

会议理应讨论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战略层面，应深入历史，寻求现象——本质的对话，从而对当下问题进行有效判断，进而提出中国面对未来的战略性选择和理论创新；一是技术层面，对当下的具体问题解决提出理论或方法、技术的解决路径与可行方案。

很遗憾，这场会成了争论中美贸易战的”是非“会，一些学者仍然不过拿着拷贝的西方理论或模型来”刷存在“。我吃惊的不是学者们的智商，而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