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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文章，

前面的部分是我原创

后面的部分是我一朋友所写。

基本也算抄资料加原创吧。

放到这里，大家讨论经济学的空闲可以看看，换个口味

关于儒家文化

一、关于孔子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播，他的思想和学说，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贡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由此可见他在世界文史中的地位。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产生过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他和他的信徒儒家学者，充当了中国社会模式设计者和教育者的角色，他们的思想支配和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这都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孔子不单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也是更广义的社会哲学家。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人类，都是屈指可数的。

二、儒家文化的形成背景
儒家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是在中华古老文化特别是西周文化生态系统背景下进行的。这一系统由如下特征：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经济向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殷周的巫史文化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的文化氛围和士阶层的文化行为等。西周以降，传统文化与其自然环境之间以及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有机互动，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最终形成。

三、儒家文化的发展阶段
（1）、 先秦原始儒学
先秦原始儒学是由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子思、孟子等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以“仁”、“礼”为基本内容，以伦理为本位，以人道为中心，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当时的一门“显学”。它是商周文化传统与世推移的结果，也是学派论战的产物。
先秦儒学的创立与发展，是在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社会历史潮流中进行的。在这场变革中，社会形态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更替，政治制度上表现出“法治”代替“礼制”的趋势，政治形势上由诸侯割据称雄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过渡。
从孔子哀叹“礼崩乐坏”到荀子追求“统礼仪，一制度”，原始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半世纪。

（2）、 汉代新儒学
秦汉之后出现了新的儒学形态即汉代新儒学。汉代新儒学因受官方扶持而成为定于一尊的御用之学，它以董仲舒伟代表，以经学为表现形式，并与谶纬相结合，兼综阴阳、名、法、黄老思想，形成为一种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的新儒学体系。
董仲舒是原始儒学的继承者和汉代新儒学的奠基人。在汉代遵古崇圣之风盛行的历史条件下，他将自己的思想与圣人经典相附会，借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论证其政治主张，又利用汉武帝迷信符命灾异以及汉代人对天命的普遍敬畏，将自己的主张与天相相附会，构建起了以《公羊春秋》为轴心，融合阴阳、黄老、名、法思想，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理论构架与表现形式，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这一新儒学体系的创立，既是对先秦原始儒学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发展与创新。

（3）、 宋明新儒学
宋明新儒学在本质上是三教合流的产物。为了自身的发展，它不断地吸收佛、道思想的精髓，充实完善自己，同时又能够对异质文化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对发展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进步事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宋明新儒学大力提倡并不遗余力地论证的宗法思想，使两宋以后勃兴的宗族共同体成为稳定封建社会后期统治秩序的重要力量，并在贯彻传统道德、培养亲情意识、加强宗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凝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明新儒学经过发展，体系更加严谨，理论更富哲理，也有利于民族意识水平的提高。但是宋明以后，儒家思想表现出了它日益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一方面，特别是宗法思想中关于“三纲五常”、“忠孝节烈”的说教，强调对君父的绝对忠诚，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以及摧残妇女思想，成为阻碍中华民族进步，束缚历史前进的桎梏，成为封建势力用于抵御近代文明的工具，儒学日益成为加强和维护封建统治、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成为民族离散力的思想根源。

（4）、 现代新儒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7 18:00:5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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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 封建社会 春秋战国 中国社会 生态系统 儒家文化 口味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谈谈儒、释、道三教渊源及一些影响

人称“三教九流”，可知道这“三教九流”到底是哪些？其实这个 “ 三教九流”有好几种说法：
三教：儒教（儒）、道教（道）、佛教（释）。
九流： "九流"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墨、道、法、杂、农、阴阳、纵横等学术流派，后来泛指宗教、学术中各种流派。

另外还一种九流的说法比较民间化：
上九流：
一流佛祖 、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 、八客、九种田
中九流：
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 、八道、九琴棋
下九流：
一流巫 、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帮、五剃头、六吹手、七戏子、八叫花子、九卖糖

早在汉末三国时，牟融、康僧会等最早提出了“三教”理论，可见“三教”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而且一直以来研究中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无不涉及此谈。
大致收罗了一些东西，尚未读完，则已经深溺其中，其中任何一点谈起便可成书，（压抑很久）自己不通的东西比比皆是，难以掌控。
其中的东西千头万绪，还先从三教各自产生的渊源开始谈起吧：

——三教之中，大家可能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儒教”，这一独特宗教的形成：


儒教的渊源及其形成
若成为一个宗教，就必须有其崇拜的对象，对于儒教，则拜的不是神，是祖先,是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原则。
儒家思想从创立开始，逐渐成为了巩固封建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以及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进行加工改造，使它慢慢地发展融合，完备细密，并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这一重要的思想学派搞成了神学，把政治、哲学、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并一直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的地位。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直接继承了殷周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
宗教思想，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等，巩固专制宗法等级制度，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做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是算做“百家争鸣”的一家，儒家在先秦虽称显学(著名学派)，但未高出其他学派之上。战国时期，儒家分裂为八派，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派影响最大。特别是孟子一派，宋以后被看作孔子嫡传，儒家正宗。
儒家学说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两次大的改造：
最初的一次即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次则是宋明理学的建立，太广太复杂，不在本文涉及范围之内）
在西汉建立之初，为了安抚民心，发展经济，当时的统治者采用了“黄老之术”，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有效的作用。但是在“七国之乱”之后，出于加强中央政府集权，“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能够用统一的神权来维护至上的君权，它能够用祖先崇拜来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它又能够用仁义道德的说教来掩饰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于是西汉王朝探索了六七十年之久，终于选中了儒家，并且出现了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主张思想上的统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抬上了宗教教主的地位，从汉代开始，孔子就成了儒教尊严、神圣的教主，被塑造成为一个神，成为永恒真理的化身。统治者有很多事情都借孔子的名义，借助“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通过政权的力量把儒教思想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证儒教思想的正统地位。如汉代开始地方察举制度列出了许多道德品目，推举“孝廉”，既是一种道德品质，同时又是一种做官进仕的条件。紧密地把儒家的封建伦理和社会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了。它的宗教模式在于：“天为阳、为君、为父、为夫，地为阴、为臣、为子、为妇。天地自然界的秩序被说成像地上汉王朝那样的社会秩序。自然界也被赋予封建伦理道德的属性。虽然没有西方上帝造人类那样的创世说，但也有类似的地方。儒家定于一尊，儒家的经典成为宗教、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的理论依据。哲学虽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都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成了六经的脚注，非圣等于犯法。所谓圣人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儒家所崇拜的偶像。
中国的宗教首先被统治阶级所承认，而且把它的教义思想大力推行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去，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把神权限制在王权之下，而不允许平起平坐，更不用说神权凌驾王权之上了。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唯一一个说的上相对“正式”的宗教：

道教的渊源及其形成

道教是我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起源于奴隶社会的巫师。在早期封建社会中，个别的发展为神仙家，后来又由方士们组成了方仙道，再后更出现了黄老道，这许多因素逐渐转变形成为后来宗教性的道教。
　　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就有了卜筮吉凶和祈福禳灾的巫师，他们的职司是掌握龟筮，而且被认为能沟通神天。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现了采仙药、炼仙丹的方士，他们扬言凡人只要服了仙药，吃了仙丹，立即可以登仙。
　　起初方士们只是杂乱的宣传，并无系统的理论，自齐人邹衍，以阴阳主运之说，显名于诸侯，方士们便吸取了邹衍的学说，以装饰自己的门面。便由神仙家发展为史记封禅书所称的 “方仙道”。
　　两汉之间，谶纬之说大兴。封建帝王利用谶纬，借以证明自己是顺天应命的真主。
　　东汉初期佛教在中国流传渐广，给了神仙家以创立宗教的启发。于是，神仙方术与老子哲学结合起来，从此就产生了 “黄老道”。吸取老子“虚静”思想并加以改造。汉初统治者据以为指导，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 曾收到一定效果。神仙家的方士渐演变为道士。（道士的产生）
　　汉桓帝时，曾派亲信宦官去苦县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祠，以神仙术为内容的黄老道，开始被和佛教相并论。
　　“太平青领书”的道教出现于汉顺帝时，后汉书襄楷传说：“顺帝时 ( 公元 126 年到 144 年 ) ，琅琊人宫崇诣阙士其师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 ……，号“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汉灵帝时， “太平道”兴起。太平道是太平青领道中的一派，其首领为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云：“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十余年间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衮、豫八州，汉官吏认为 “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不加禁阻。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率众起义，起义者皆戴黄巾以为标帜，当时遂称这些义军为黄巾。太平道在黄巾起义过程中，曾起过联络农民反抗封建王朝恶势力的作用，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即不再流行。
　　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陵，在蜀郡鹄鸣山造作道书，创立 “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实与太平道同一源流，教规教义大都相同。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张鲁传说：“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
　　张道陵所创道教，因受道者均应交五斗米，故当时称为 “五斗米道”。到了三国时，张道陵之孙张鲁占据汉中，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鬼卒”，后号“祭酒”，各领部众， 众多者名 “理头”。有病但令首过。诸“祭酒”各设义舍于路，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三国志裴注引典略说：“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 ( 按所谓三官者，即天官、地官、水官后世道教有三官之神，即始于此。 )
　　 张道陵创教之初，没有许多的经典，也没有更多的宗教仪式，不过乘汉末混乱，诸霸割据之际，假鬼神符录以聚众；后来经典逐渐增多，如所谓三天正法、正一盟威等经，都说是太上老君所授，老君命张道陵为天师，所以五斗米道世称 “天师道”。
　　自黄巾失败后，太平道受了打击，不能公开传布，只有张道陵的孙子张鲁雄据汉中二十余年，尽力推行他祖父的五斗米道，因此取得民间一部分人的信仰 ( 张鲁后降曹操，封万户候 ) 。后来又经历代统治阶级的扶植故天师道在社会上的基础日益巩固，宗教仪式也逐渐完成。若论及道教最早的创教者，自然要承认是东汉的张道陵。
张道陵子孙三代都在四川省境内和陕西省南部一带行道，张天师原居汉中，传至第四代张威 ( 即张道陵曾孙 ) ，才移居江西省龙虎山。
自始，道教开始有了其作为宗教的条件，先结合玄学，然后又同儒佛相互磨合，并结合各方思想流派，发展流传开来。

——佛教的中国化乃是中华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典范，也是中华文化博采众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

佛教的传入及其发展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佛教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内地，但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有佛经介绍到中国来，才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之始。这里所讨论的即仅限于中国历史范围之类。

浩瀚的佛教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虽是一种外来宗教，但自传入中国之后，受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产生了与原有印度佛教不同的精神和新的面貌。同时，当佛教广泛传播之后，又反过来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佛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汉代佛教：此时期内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主要以佛经的翻译、解说、介绍为主，翻译的主要是禅经和《般若经》。此时中国并无大规模宗教出现，相对比于同时期的黄老之术、神仙方术等，佛教在与其互相结合吸取的过程中发展。此时佛教主要分为禅学和般若学派。

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此时佛教在中国民间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大量经文被翻译，佛学论著纷纷问世，此时期也出现了像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著名大师。此时期佛教主要与同时期的玄学关系密切，从而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这几部书作为基础结合当时的现实政策而发展成的一种不同于汉代经学的新理论。它研究体用、有无、本末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时期佛教：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它中国化的时期。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已极为丰富，随着政治的统一 ，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创立了不少新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唐时新兴的中国化佛教派系大量涌现，如天台宗初盛於隋唐，按天台宗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合儒、道两家思想。实开“中国化佛教”之先河。而净土宗则更为简捷，只须日诵“南无阿弥陀佛”，都不必深研义理。而彻底中国化的南禅一派自慧能、神会已後，摒弃义理烦难，提倡顿悟，“不立文字”，“不落言筌”，一时扫荡天竺诸派，以至“十寺九禅”。无疑加速了这种变化，导致讲经唱导转而为俗讲，并且必然要进行内容本土化和形式通俗化的努力。元和已後，可视为变文、俗讲及话本的滥觞期。每一宗都有自己的理论和修持体系，师道相传，谨守不变。唐统治者（除唐武宗外）实行儒、佛、道三教并行政策，使佛教得以昌盛，同时促进了儒、佛、道的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摄取儒、道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如天台宗把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纳入自己的学说，倡导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华严宗不仅把儒道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 以《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配佛教的常、乐、我、净四德；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配佛家的不杀生、不邪谣、不饮酒、不妄语。这就把佛教的理想境界、道德规范与儒家的德性、德行等同起来。禅宗则更进一步，不仅不提倡念佛、拜佛、坐禅，甚至呵佛骂祖，主张性净自悟，凡夫即佛，在日常生活中即可实现成佛理想。这种思想深受道家的自然主义、玄学家的得意妄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自我逍遥的影响。隋唐佛教的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

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佛教。此期的佛教由盛转衰（主要指汉族地区），佛教与中土固有文化和民俗进一步融合，在民间信仰上树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基础，但并无新的宗派产生，主要是禅宗还在流传，其次是净土宗。在理论方面也无创新，主要是证明佛教理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违背，提倡三教融为一体，表面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也掺杂了佛教思想。概括这一时期佛教的特点是，结合了中国封建政治、伦理，使之更加中国化。

第五个时期是近代佛教。此期，佛教部分理论成为沟通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外来思想的一个中间环节。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一些倡导改良运动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学者，对佛学理论都有所发挥。并且和新的思潮结合在一起。

三教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从《老子化胡经》到“三武一宗灭佛”


三大宗教自形成之日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中晚唐，中国除战乱频仍外，思想文化之冲突与磨合也十分剧烈从未间断，初时只是口舌之辩，发展到后来由于朝廷政权的介入，由喜好的不同常常会发生一些剧烈的“灭道”或者“灭佛”事件，而历史上互而崇道，互而崇佛的现象也间接地说明了此间的冲突与交锋：
据载，晋惠帝时，即有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附会襄楷上汉恒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造《老子化胡经》以起衅端。“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变身为释迦文殊。而后胡人受化也。”（《三教平心论》）
道教是由佛教的传入而受启发创立的，而自从创立之日起，它就以本土宗教自居，极力排斥佛教的宣扬和扩散，此即陈寅恪氏所云：“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後，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而佛教在进入东晋以后，大致已在中国初步站稳脚跟，便觉得不能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于是开始抽出一部分力量来反击道教的挑战了：“佛家有破邪论。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萨。颜回乃净光菩萨。老子乃摩诃迦叶也”（《三教平心论》）他们造作的不少经典多称佛——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这样一来，就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了。以后的《正诬论》则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净法行经》又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由这一点想到泰戈尔老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结合中印文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即叫做“震旦”，此处回映反思只觉恰当之极）
《老子化胡经》在佛道冲突之间的特殊性在于它始终是佛道冲突的焦点，直到隋唐宋元时期仍在争论，武则天时期崇佛，便有一僧人上书请求销毁《老子化胡经》，当时武则天选派八名儒学之士就此事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直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年)，朝廷还三次组织佛道辩论《化胡经》的真伪。

佛教自魏晋南北朝席卷中土，“乘文士竞尚玄理之虚，挟‘五胡’入主中原之势”，称雄一时，其间也曾多遇挫折，其显著者为著名之“三武（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宇文邕及唐武宗李炎）一宗（周世宗柴荣）灭佛”，背後均有道教作祟，佛教史统称为四次“法难”。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魏太武帝本「归宗佛法、敬重沙门」,于沙门惠始尤甚敬重。然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道士寇谦之之清静仙化之道,遂行其术。又司徒崔浩亦奉谦之道,常以说帝,益坚帝王信道拒佛之意。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抑道，也完全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最初未必想焚经毁像，最初决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周书》卷5《武帝纪》。）只不过是想排出儒先、道次、释最后的次序，以证明自己不是五胡，有资格统治汉族罢了。周武帝为此多次召集百官、儒生、道士上殿，让三教充分发表意见。北周武帝时慧远法师甚至敢於向皇帝叫板，“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然，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於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果狱诸苦。””（《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话既已说到这一步，周武帝的灭佛便不可避免了。他一下子毁掉了4万所以上的寺庙，让300万和尚还俗作平民。周齐境内的和尚们这才追悔莫及。

唐武宗李炎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

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于955年，周世宗下令严禁私度僧尼；鼓励僧尼还俗；载汰寺院；把寺里供的铜佛融化了去铸铜钱。经他整顿后全国的寺院和僧众人数都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不再对世俗生活产生更大影响。，尽管世宗抑佛的手段比前几次灭佛“温柔”很多，只求将佛教的影响降低到他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然而，元气大伤的中国佛教已经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番折腾了。至两宋年间又遇到宋儒的强力挑战，宋、明大儒们吸收了禅宗的一些哲学思想开创了理学，而佛教并无可以称道的理论创新，内外交困的佛教从此无可挽回地走上了“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衰败。

总的说来，虽然道教在这一过程中也偶有此等打击（如祟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但是相对于佛教来说，要缓和的多。道教在借鉴和吸取佛教的宗教经验的基础上（道教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名相和观念（如 “轮回”等），同时又保留了作为原始萨满文化的许多形态特征。）编撰了大量道教典籍，完善了宗教制度和宗教神化，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宗教系统。在隋唐时期，又因为政权的推崇，慢慢与儒、佛成鼎立之势。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另外佛道两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于是玄学促进道、佛融和,两者互为援引用作解释,更有僧徒创立格义,以佛经之说比拟道家学说,为沟通玄佛义理开辟新路,促进二教的传播。而道教受佛教剌激,遂仿佛经而大造经典,先后有葛洪的<<枹朴子>>、陶弘景的<<道德太平经>>及寇谦之的<<图录真经>>等,使道教蜕变,渐与佛教成分庭抗礼之势。

——从韩愈拒迎佛骨谈儒教与二教的磨合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遣杜英奇押宫人三十自凤翔法门寺迎释伽牟尼指骨至大内，留禁中三日。
韩愈笃儒学，排佛老。宪宗迎佛骨，韩愈拼死斗胆写了一篇《论佛骨表》：“夫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韩愈说信佛的帝王年代短促，不会长有大宝，果然，元和十五年宪宗就死掉了；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仿宪宗故事，迎佛骨入禁中，谏者以宪宗为戒，懿宗说：“生得见之，死亦无恨！”结果第二年也驾了崩。谏迎佛骨也差一点要了韩愈的命，幸赖裴度和崔群相救，被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著名的韩愈谏迎佛骨。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改变和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学术结构与知识体系。魏晋隋唐以来，儒学作为学术正统的地位愈发加强，尤其是大隋隋文帝开科举制度之先河以后，但是作为三教思想，儒教亦受到佛道之冲击。韩愈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在儒学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儒学构建了一个“道统”。 用儒家的道统对抗佛教的法统。在著名的《原道》中，韩愈说：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构建这个虚拟的道统，以便用来与佛教法统相抗衡。这样，韩愈就否定了两汉经学在传承孔孟道统方面的意义和地位，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将要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的文化使命。
儒家到韩愈这里又是一变，至此到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学说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神学化，经典化的道路，开始强硬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在吸取道佛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思想。
被称为“中兴皇帝”的唐宪宗，他觉得佛教的祈福许愿上更有噱头，就大张旗鼓地搞了迎取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活动，耗资甚巨。但是，唐宪宗在求长生不死的事上，就又求助于擅于鼓捣出个泥丸仙丹来蒙事的道家，他最终就是死在误服仙丹上的。这个地方倒是非常的戏剧化。
其中也有唐代皇帝为了给自己安插一个好的出身，把老子给搬了出来，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所以唐代素以道教为重，即使出现许多喜佛崇佛的皇帝。道教的发展也得宜于此。

“三教论衡”及其之间的融合


从魏晋时期到隋唐时期的发展过程，三教关系则是：从“三教鼎立”走向 “三教合流”。
其中不得不谈起著名的“三教论衡”： “三教论衡”或曰“三教讲论”是西晋开始一直延续到隋唐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冲突和磨合的痛苦过程。三教论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历史，语言音韵习俗，等等，而其核心问题也曾几度转移，由宋末道士顾欢《夷夏论》“舍华效夷，义将安在？”而到“老子化胡”，而“沙门不敬王者”，及“忠孝之说”等，虽于后人眼中，不免于琐细繁杂之极，实则表现了佛学中国化的艰难过程。

“论衡”一事，原起於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 陈寅恪云：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於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可见，三教论衡之事起源甚早。据载，晋惠帝时，即有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附会襄楷上汉恒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造《老子化胡经》以起衅端。在北魏拓跋氏汉化过程之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如《通鉴》卷一三三所载：泰始七年（471年）谓魏献文帝好黄老浮屠，“每引朝士沙门，共谈玄理。”《册府元龟•诞圣》曾记叙三教论衡情况云：“数十人迭升讲座论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後类江河同归於海。”《南部新书》则曰：“初若矛盾相向，後类江海同归”。

这种御前的讲论时而平和，如元魏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佛与老子同时不？”（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
时而热闹，如北齐时道士陆修静率徒与上统、昙显斗法，足为《西游记》类似故事张本[⑤]（参《广弘明集》卷第四高祖文宣皇帝《废李老道法诏》）。
有的时期或地区主要表现为磨合，如《周书•儒林•沉重传》：“天和（566－572年）中，复於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林桑门道士至者二千馀人。”《周书•韦夐传》：“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辨其优劣。夐以“三教虽殊，同归於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览而称善。”又如《陈书•马枢传》：“梁邵陵王纶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
有的时期或地区则主要演化为冲突。如《周书》卷五《武帝纪》：天和三年（568年）“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572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御法座讲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後。

这种御座前的诘难辩论，近则关乎一身之荣辱，远则关乎一教之盛衰，所以常常十分激烈。
或“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陈书•马枢传》），或“雄论奋发，河倾海注”（《宋高僧传》卷第五《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忽而“妙辩云飞，益思泉涌，加以直词正色，不惮威严，赴火蹈汤，无所屈挠”（《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京兆魏国寺惠立传》），忽而“宾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於智府，义在於心外，如斯答对，坚阵难摧。赤幡曳而魔党降，天鼓鸣而修罗退”（《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复礼传》）。严重时“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同上《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
论辩之激烈，不免旁征博引，相互诘难，并不断提高论辩水平，这样，“三教论衡”就日趋技艺化。元和（806－820年）时期盛行之“俗讲”，实源於此。
当涉及佛法兴废的关键时刻，佛徒甚至不惜以地狱威胁帝王，如北周武帝时数事（参《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续高僧传•护法篇•隋益州孝爱寺释智炫传》等）然。慧远法师甚至敢於向皇帝老倌叫板，“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然，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於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果狱诸苦。”（《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

历史上以“灭佛”著称的唐武宗也曾亲自参加过这种论衡，据《新唐书》卷一三九《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曰： “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後纳蛊惑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因德阳节，缁黄会麟德殿，独召玄与道门敌言“神仙为可学不可学耶？”帝叉手付老氏中“理大国若烹小鲜”义，共黄冠往复。玄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术，乃山林间匹夫独擅高尚之事业，而又必资宿因，非王者所宜。”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护军仇士良、内枢密杨钦义惜其才辩，恐将有斥逐之命，乃密讽贡《祝尧诗》。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览诗微解。帝虽不纳忠谏，而嘉其识见口给也。”

不仅宫廷，地方官吏也时有组织辩难。如《续高僧传•慧净传》： “始平令杨宏令道士开道经，有道士于永通颇挟时誉，令怀所重。立义曰；“有物混成，先天地主。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论。”
又载净於贞观十三年（639年）开讲《法华》，道士蔡晃奉皇储（高宗）命与净抗论。这种激烈论辩一直延续到盛唐，如“开元十八年（730年），於花萼楼对御，定二教优劣，氤雄论奋发，河倾海注，道士尹谦对答失次，理屈词殚，论宗乖舛。”（《宋高僧传》卷第五《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
但中晚唐的三教论衡，往往已流为形式甚至谐谑。 史载，后梁朱温开平元年（907年）索性“罢释道二教诞日御前辩论”，但后唐明宗在天成元年（926年）还过了一把瘾，“诞日命僧録云辩与道士入内殿谈论”，算是絶响。
历代三教论衡的重大论辩中，道士“理屈词殚”不止一次两次。自张宾需周武帝亲自升座撑腰（参《续高僧传•护法篇•隋益州孝爱寺释智炫传》），到元魏时姜斌被敕“论无宗旨”，驱逐下席（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前後》）。综观“论衡”历史，道流虽然屡占下风，但也用得着曾国藩的一句话，叫做“屡败屡战”，故论衡事得以长久持续，而以“三教圆融”为告结束。此即陈寅恪氏所云：“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後，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道家所以常败之故，首先是其模仿抄袭释氏处既多且陋，如《弘明集》卷六谢镇之《重与顾道士书》谓“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细。”两相论辩，不免有“李鬼见李逵”之困且窘。譬如唐中宗代武周正位，正欲削减武曌倚重的释氏势力，不意论辩《老子化胡经》时，竟被释徒善辩者所乘，以至不得不明令废止《化胡经》
佛家亦常妥协， 欧阳修《归田録》卷一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不当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颌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体。”
佛徒是否应当遵从世俗社会儒家礼仪上，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斗争。晋成帝时庾冰主政，就主张沙门应跪拜皇帝。恒玄和宋孝武帝也曾先後诏令沙门拜王者，但宋废帝又废除了这道诏令，齐梁陈三代遂让释徒无所顾忌。在后来的敦煌写本中，显扬“忠孝”观念的作品已占有相当比例。其中不仅包括刘向《孝子传》中的董永、舜子至孝故事，以及现实中张义潮叔侄忠义归唐的故事，刘修业认为伍子胥亦属此类。
今传佛经中尚有托名“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之《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历数母亲怀胎及养育之“十大恩德”，重庆大足宝鼎山宋代石窟又演为大型造像，广为传播，足证释徒已完全承认中土之观念，而絶口不言其天竺原教旨中之“无父无君”之说也。就大原因而言，未尝不是延续四百年之“三教论衡”的副产品和大收煞。
此种郑重其事的辩论，慢慢开始向以诵经争取下层信徒方向转变，这就是世俗生活中宣扬的“俗讲”，也就是在社会底层大众中进行宗教宣讲，争取广大的信仰教众和群众基础，此处暂且不谈。

本部分多选自《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