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的理论支持

您举的这个例子，我看过，非常精彩。

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产权经济学家否认一部分私域的东西交付“共用”可能更有效率。但问题在于，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私人之间自发自由的合约实现。反过来讲，如果您例子中的“客运公司”是一家完全不可自由进出，私人无自由谈判权的国有企业，其安排是否一定有效率，就难说的很了。

这实际上就是科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外部交易费用的问题。顺便提一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现实世界存在大量治理良好的公有产权模式”，正是以私产间自由合约为基础的“公有产权模式“

张三李四 发表于 2010-4-21 22:21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1:52
张三兄，我认为不能脱离了成本收益及其局限条件谈经济效率。不能离开了具体的局限条件来谈公产、私产谁有效率的问题。是的，在私有产权下，经济效率可能比较高，但把财产权利界定为私产，本身是有成本的。我想要条私有的路，你也想要条私有的路，问题是人人私有的路，成本有多高？可能不可能？这也是目前城市极大部份是“公路”而非“私路”的原因。正如刚刚得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公共资源管理指出，现实世界存在大量治理良好的公有产权模式。

制度或者说合约结构的变迁，包括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变，也是有具体的制约因素的，比如生产要素与产品价格，技术，信息等等，这些外生变量变化，不同制度下资源租值大小变化，从而导致制度变迁，离开了这些制约因素的变化，我们无从知道制度向哪个方向变迁是有经济效率的。我自己就观察解释过一个中巴车营运方式转变的实例，离开制约中巴车营运方式因素（我的实例中是劳动力价格）我们无法解释，也无法比较各种制度、各种合约结构下的经济效率的。

关于渐进式变迁与剧进式变迁，在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变迁经济效率问题上，从到目前为止中国与苏东制度变迁前后经济效率实际效果与事实看，中国的渐进式变迁效率更高，至于以后的效率比较，其约束因素是啥，怎么样随着制约因素变化而变化，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蓝田兄，我可以实事求是讲，您的这些说法，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和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保持距离的一个理由。

产权是什么？究其本质而言，不是说需要谁界定，也不是说界定成本有多少，而是说一组合约的均衡，仅此而已。一些资产就其经济属性而言，有效率的合约均衡一定是私有的；另一些资产，则可能共有更有效率。关键问题在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问题（就是巴泽尔所谓公共域）。也或者借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一部分GOODS是排他的，另一部分GOODS是非排他的。土地属于前者，道路属于后者，不可混为一谈。

在这些问题上，博弈论和激励理论的发展对认识的深化绝不是张五常先生所武断认为的无价值。产权理论的精髓，在巴泽尔和哈特那里，不是在张五常那里。

退一步进，如果在某一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土地共有更加有效率，那么私人间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进出的合约“集体化”，而无需我们现在这样通过国家暴力来“被集体化”，否则，在个体被剥夺自主选择的情形下性质形成的“制度”（上帝知道，这不是“约束条件”），你拿什么来保证效率，用什么来体现成本？在英美法系下，这种通过契约实现的“集体”，和私有物权是不冲突的。

至于苏东改革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的“效率比较”，第一，您应该首先定义什么是“效率”，第二，我觉得您应该注意到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改革的起点完全不一样的。

张三兄，泛泛而谈产权理论或者任何理论，没任何意思的。正如你自由主义，“有两条需要你们牢记在心：
一、 定义：一个人的行为不受限制，只要他的这个行为不伤害他人，并且，他愿意把这相同的自由渡让他人。
二、 渊源：自由主义与其对手一样，源自功利主义。其主张的正当性，源自对目的的追求：最大的同共善。”要是人家的定义与渊源与你的自由主义不同呢？你咋有效率地同人家交流自由主义。我感觉我和你说的产权理论，就是两种“定义与渊源”的。


我是这样看经济学理论的，我在卡尔纳普与卡尔。波普尔可能伪验的科学范畴内，把经济理论视为经验科学，则理论的检验标准是逻辑性与解释力。

从解释能力角度看，下面的判断，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么粗分的概念，无法解释具体的现实与现象，也无法判定产权理论的解释能力的“产权是什么？究其本质而言，不是说需要谁界定，也不是说界定成本有多少，而是说一组合约的均衡，仅此而已。一些资产就其经济属性而言，有效率的合约均衡一定是私有的；另一些资产，则可能共有更有效率。关键问题在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问题（就是巴泽尔所谓公共域）。也或者借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一部分GOODS是排他的，另一部分GOODS是非排他的。土地属于前者，道路属于后者，不可混为一谈。”

我简单问你好了：我的实例中，中巴车与人都是私有产权吧？为何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会分别采用劳动力计件合约结构与计日合约结构呢？你仅仅“私有产权”，你能解释哪个具体合约结构下的私有制是有效率的吗？按照你说法，都是私有制是不是全是有经济效率的了？为何全是有效率的私有制，还是出现了具体不同合约结构的变迁？我认为问题出在你的产权概念太泛了，没有具体指定约束私有产权的具体变量，我们是无法知道到底什么叫影响行为选择的私有产权的，因为，此私有产权关非彼私有产权。

我再举个例子，同样的公有产权，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仅仅从控制权细分，就会因此有千差万别的经济效率（文献可参考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与关于横店的个案研究）），我们不能用“公有制”如此泛的概念说明具体的公有制企业的，也无法因此说明其各异的经济效率，我们还是要细分公有制下，不同约束行为选择与经济效率条件，否则，会犯以名（公有或者私有）责实的错误。

我同意的，哈特用剩余权控制权与索取权细分产权，巴泽尔用公共领域概念细分产权，而且，两者有相似性，这不是同样说明，同样所谓的私产或者公产，仍要细分的嘛？不是也说明，仍要指明具体的约束行为的局限条件的吗？所谓“一些资产就其经济属性而言”仅仅用排他可以解释的吗？我的中巴车实例，是不是全是排它性的私产安排，但仅仅用排它性私产这个属性，我们是无法解释同样是排它私产属性下，不同经营模式与合约结构的。

“在这些问题上，博弈论和激励理论的发展对认识的深化绝不是张五常先生所武断认为的无价值。产权理论的精髓，在巴泽尔和哈特那里，不是在张五常那里。”这些人为主观判断，也没啥意义的吧。据说所知，张五常不是反对博弈论，也不是反对激励，也不是反对数学，而是说，从经验科学角度，用解释现象的角度看，这些理论解释力不够，仅此而已。当然，我同意博弈理论与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也很有用的理论，如果能解释具体的现象，推出有验证含义的推测来的话。

“产权是什么？究其本质而言，不是说需要谁界定，也不是说界定成本有多少，而是说一组合约的均衡，仅此而已。一些资产就其经济属性而言，有效率的合约均衡一定是私有的；另一些资产，则可能共有更有效率。关键问题在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问题（就是巴泽尔所谓公共域）。也或者借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一部分GOODS是排他的，另一部分GOODS是非排他的。土地属于前者，道路属于后者，不可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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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首先界定产权，不首先界定具体的合约结构，何来合约均衡？怎么知道是这个合约均衡是何种合约结构下的合约均衡呢？

按照你这样说，道路都是非排它的了？高速公路怎么样？是不是道路，排不排它？我到过安徽，那里的路也是公路，但我们的车路过，有人上来，要强买人家的报纸与矿泉水的，而且，价格很贵的，这个路是公路吧？事实上，当地人用这种强卖（强权）把它界定为私产下，收属于他们私产下的过路费，这个现象又说明什么？你说道路到底是不是排它的？仅仅一句“公路”，无法知道行为意义上的产权的。

根据我所知，制度变迁包括诱制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林毅夫关于此问题的论述，见财产与交易费用论文集，刘守英等人翻译的那本）。什么叫合约均衡？是诱制性均衡还是强制性均衡？没有理由说明哪种更优的吧？被“集体化”可以视为强制性均衡的一种，没有理由认为被集体化在效率上一定劣于非被集体化的吧？这些全是要就事论事，就现象指定具体的约束条件的，没有这些条件，无法确切知道成本与收益的，无法确切知道制度的成本与收益的，根本无法解释说明比较不同的现象，包括产权现象与制度现象的。我们被“买”了报纸与矿泉水，难道我们这个妥协在经济效率上一定劣于非被“买”吗？为何现实中，我们许多人都妥协了呢？没有具体的约束条件，你如何判断效率？包括制度效率呢？

房价高引发地价高……

两位版主华山论剑，实在是高。

“至于苏东改革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的“效率比较”，第一，您应该首先定义什么是“效率”，第二，我觉得您应该注意到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改革的起点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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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要定义效率的，那么我来定义一下，指两国改革后（以苏联改革为私产为起点算）五年内，GDP增长率。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效率高。

起点问题我这样看的：一个1米的小孩，一年内长高0.1米，一个2米的大人，一年内降低0.05米，从长高效率看，无论怎么看，都是前者高，后者低，虽然两个人的起点不同。就算后者也是长高的，可以用一年内相对长高率来比较各自效率。

蓝田兄，长话短说吧，其实分歧的关键只有一点：是不是任何现存的制度都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制度安排？如果是，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一起欢呼任何现有制度都是（一定约束条件下）“我所见过的人类最好制度”。
包括您所遇到的“被买矿泉水和报纸在内”

以我看，这是一个标准的“套套逻辑”。

任何现存的制度当然都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制度安排，这是经济学稀缺假定下，任何行为选择都是约束下求极大利益，是理性人假定的定义，不可能错的。

但这个假定没有说行为选择不会变，制度不会变迁，因为约束行为选择的变量，约束制度变迁的变量（比如我实例中的中巴车经营方式选择，是由劳动力价格这个变量约束的）本身也是会变化的。从“任何现存的制度都是既定约束条件”的最优制度安排”推测出“那么制度不会变，不必变”是薛兆丰们所犯的错误，因为制约制度的变量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制度会变迁与演进。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23
“至于苏东改革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的“效率比较”，第一，您应该首先定义什么是“效率”，第二，我觉得您应该注意到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改革的起点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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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要定义效率的，那么我来定义一下，指两国改革后（以苏联改革为私产为起点算）五年内，GDP增长率。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效率高。

起点问题我这样看的：一个1米的小孩，一年内长高0.1米，一个2米的大人，一年内降低0.05米，从长高效率看，无论怎么看，都是前者高，后者低，虽然两个人的起点不同。就算后者也是长高的，可以用一年内相对长高率来比较各自效率。

通常来讲，“经济增长率”这不是经济学一般意义下的效率标准。这个按下不表。

如果要谈改革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认为需要谈的是另外的“约束条件”。苏东在改革前的体制，可以被称为“理性计划经济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什么“投入产出表”，什么“马钢宪法”，自成其体系。

而中国在文革中，完全就是毫无章法的胡搞经济，只抓革命，不促生产。这样的起点下，不要说市场化，就是引入一点理性计划经济的因素，也是可以促进生产增长的。事实上，中国工业企业改革初期，就是引入了一些理性计划因素，强调”管理“，当时有一部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是说这个

张三李四 发表于 2010-4-21 23:50

蓝田日暖29 发表于 2010-4-21 23:23
“至于苏东改革模式和中国改革模式的“效率比较”，第一，您应该首先定义什么是“效率”，第二，我觉得您应该注意到苏东模式和中国模式改革的起点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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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要定义效率的，那么我来定义一下，指两国改革后（以苏联改革为私产为起点算）五年内，GDP增长率。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效率高。

起点问题我这样看的：一个1米的小孩，一年内长高0.1米，一个2米的大人，一年内降低0.05米，从长高效率看，无论怎么看，都是前者高，后者低，虽然两个人的起点不同。就算后者也是长高的，可以用一年内相对长高率来比较各自效率。

通常来讲，“经济增长率”这不是经济学一般意义下的效率标准。这个按下不表。

如果要谈改革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认为需要谈的是另外的“约束条件”。苏东在改革前的体制，可以被称为“理性计划经济模式”，强调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什么“投入产出表”，什么“马钢宪法”，自成其体系。

而中国在文革中，完全就是毫无章法的胡搞经济，只抓革命，不促生产。这样的起点下，不要说市场化，就是引入一点理性计划经济的因素，也是可以促进生产增长的。事实上，中国工业企业改革初期，就是引入了一些理性计划因素，强调”管理“，当时有一部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是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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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搞”当时也是效率最优的，因为受信息成本影响，你不能用现在我们知道是“乱搞”了，来否定以前“乱搞”的效率的。事后知道更多组织效率比较，有更多制度信息比较条件下，来评判以前没有足够制度效率判断，有极大信息成本的效率，可能又犯了约束条件不同的错误。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说明是，受信息成本约束的制度选择，随着时间推延，信息成本降低，制度选择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