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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08年，当全球经济被金融危机扫荡的摇摇欲坠的时候，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被看作世界经济的引擎，几乎全球一致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带动世界走出这场旷世危机。然而，2008年期末，随着石油大宗商品价格泡沫的破裂，新兴市场国家遽然陷入产能过剩的危机，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导致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库存跌值损失严重，各国投资急剧下降，经济增长突然失速。2009年期初经过全球一致行动，经济似乎企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再次对发展中国家宣示赞誉，尤其对中国赞誉有声，并希望后者带动世界经济。2010年国内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已恢复增长，王杰律师认为，历史将证明：事实与愿望可能相反。
这场危机中，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财政政策缺乏发挥空间，同时社会民主体制度对公共财政的硬性约束也导致发达国家只能依靠货币政策挽救颓荡的经济，通胀风险将成为2010年世界经济主题。
和发达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短期看，积极财政、货币经济激励政策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对投资与消费的扩张能够起到极端的激励效用，尤其对投资的拉动空间更大，但从长期来看，积极的经济激励政策是充满危害的，也将成为激发社会矛盾的火线工具：一、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被固化，不能形成市场资源循环配置，酿成财政资源枯竭，最终只能依靠滥发货币征收通胀税来弥补财政亏空；二、对经济活动主体减免税仅能摊薄生产成本，并不能解决产能闲置，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减税激励消费虽能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在长期，却是在向全体消费者征收通胀税，受益者是滥发货币的政府，不是消费者，也不是厂商。短期消费刺激能够减轻厂商库存，但也会增加库存，新增库存利润会被日趋严峻的美元通胀吞蚀。在产能过剩的经济环境下应用宽松货币政策，政府是商品或资产溢价收入的最终获得者，这是一项损民富政府的掠夺性经济行为；三、发展中国家民主体制脆弱或者缺位，社会分配体系错配，应对危机的短期财政转移支付不能解决长期的社会分化趋势，相反地会掩盖贫富分化社会根源，这种长期积累的隐性社会矛盾在滥发货币的通胀进程中显性化。此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贪污、挪用、贿赂等谋私利的权力寻租行为正在进一步加剧市场资源错配，强化经济结构扭曲效应，加速社会分化，激化政府与民间的对立矛盾，引致社会矛盾临界爆发。200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基于以上因素正在陷入或将来必将陷入政治纷争和政权颠覆运动中，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旷世危机中的历史逻辑，也是必然归宿。
在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与政治双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将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美国。美国是这场危机的分娩国家，但也是这场危机中能够依靠危机转嫁危机的唯一国家，美联储低利率货币政策不仅能够挽救已经破裂的美国资产价格泡沫，而且也能够将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推向全世界任何角落，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这场新泡沫堆积的最严重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总需求而被动放任市场流动性，结果只能有一个：美联储长期低利率政策引发的全球通胀封住了发展中国家厂商盈利的空间，造成资产市场比产品市场更容易吸纳过剩流动性，从而无限度推高这些国家资产价格。一旦美联储提高市场利率，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将失去支撑，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将自发破裂，新一轮资产贬值风暴将在这些国家触发，金融系统在资产贬值过程中将涌现出巨大的坏账黑洞，为了支撑泡沫，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进入新一轮货币印发过程中，这样发展中国家将陷入恶性通胀防风险中，恶性通胀引致的政经双重危机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美元和美元资产将重回强势。可以说，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过程就是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当发展中国家陷入政经危机中时，美国将由危机国家转变为危机救援国家，美国将由世界最大债务国家摇身一变成为债权国。如果能够看清这一点，也就容易明白进入2010年以来，美国在宣布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并不急于退出低利率政策的根源，同时也容易看清华盛顿在2010年急于同中国翻脸的真实原因：对2万亿外汇储备觊觎才是美国在未来维持全球经济霸权的战略目标，汇率政治化，贸易制裁经常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对中国敲敲打打、讨价还价不是为了谋求贸易顺差而是为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尤其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可以说，美国对中国近期的政治施压是为资本回流做陈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之日，是美联储提高市场利率之时，也将是刺破中国十万亿信贷造就的经济泡沫之时。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国拒绝金融市场开放，美国将运用维持低利率政策和贸易制裁措施对中国进行强力打压，以美元通胀输出击垮中国经济，引导资本回流美国。在国内，很多主流权威认为，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不利于美国消费者，也不利于美国就业，这是为华盛顿杞人忧天。美国消费是建立在信贷消费基础上的，美国低利率政策对内意在维持美国消费与投资的低成本，对外意在利用输出通胀提高国外生产成本，削弱乃至剥夺外国经济竞争力。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在消除金融危机不稳定因素的同时，已经开始提升美国投资环境，增强美国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力。美元内外不同的经济战略职能决定了美国单边发挥货币政策的自如空间。
2010年三季度以后，美国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消除和美国房价的下跌触底已经为美国吸纳全球过剩资本，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过剩资本做好了准备，当发展中国家资产泡沫迭起资产估值溢价到达峰值的时候，美元以及美元计价的美国资产已成为全球估值洼地。当新兴市场系统金融风险爆发的时候，也是美国有毒资产转变为优质资产的时候-——美国政府将次债危机中形成的有毒资产打包封存的经济战略目的在此是显而易见的。
2009年三季度至今，中国房价在十万亿信贷与各级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出现了火箭式蹿升。天量货币供应改变了中国土地与房屋估值准则，低利率储蓄资产的贬值迫使中国民众以及经济组织投身到了恐慌的资产增值大战中，畸高的土地价格与房屋价格通过土地财政与税收增长为各级政府供给了大量现金，进一步刚化了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偏好。这场充满焦虑与兴奋的全国总动员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市场交换，各级政府将资产换成现金，而民众与企业将现金换成了资产。
在这场游戏中，政府行为主导了市场的一切，四万亿财政刺激放大的市场杠杆速成了中国GDP增长。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经济恢复了增长，而且是强劲的，但在强劲GDP增长背后，是金融体系坏账风险发生的累积：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大量固化了中国市场流动性。当大量的信贷资金期限错配在钢筋混泥土之中的时候，市场需要更多的流动性来弥补这些被错配的资金形成的黑洞。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能够做到宽松的货币供应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和日趋严重的通胀预期不可能给周小川行长更多机会，2010年以来的国内货币政策转向已作出了明确选择。也许有人认为，国内市场自身能够产生足够的流动性。王杰律师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美元通胀下的大宗商品世界涨价正在侵蚀、鲸吞着中国企业利润，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也在狙击中国企业产生的利润，在这种悲剧性经济成本压力下，周小川行长的加息压力减轻了，但民众的生活负担加重了。2010年三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可持续时间只剩下四万亿经济激励政策收尾的时间，这个时间的长短，在国内，内决于负债累累的各级地方政府投资续航能力，在国际，外决于美联储何时提高市场利率。当各级地方政府投资失去驱动经济能力的时候抑或美联储利率政策刺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泡沫的时候，也就是国内盛世经济泡沫危机到来的时候。
盛世经济泡沫危机到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对中国民众与企业所造就的焦虑与兴奋将随着资产贬值幅度而变成恐惧，甚至怨愤。因为，在2009年天量信贷炮制的现金换实物的过程中，政府获得了避险资产，而国内民众与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获得的则是风险资产，政府将成为这场泡沫的受益者，而民众与企业将成为泡沫破裂风险的承受者。
尽管中央政府近期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即将产生的危害并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系列严厉的对冲措施，但是，这些措施能够在现行体制下贯穿到底并产生良性效用吗。这不是一个疑问，而是既往历史现实留下的阴影。
天量货币供应造就了价格泡沫，谁能够为此承担责任，是市场投资、投机者，还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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