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什么是柠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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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柠檬原理 原理 求教 柠檬

好像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比方说二手车市场,卖方比买方知道的多,所以买方不信任卖方,记不太请了,我也就知道这么多,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

柠檬是指上去是正品其实是次品的商品

差质产品赶走优质产品,优质品逐渐退出市场.

等同于劣币淘汰良币”原理

阿克劳夫 G. Akerlof，著名的“柠檬原理”的提出者，经济学家

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位美国教授艾克罗夫（George Akerlof）、史宾赛（A. Michael Spence）、史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这3位得主他们共同的得奖研究：「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asymmetric theory），艾克罗夫在1970年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 有生动的解释：自由交易市场中，照理买卖双方银货两讫，很容易成交，但实际上却经常不是如此，关键原因就是彼此对商品信息掌握的不对等。艾克罗夫以「中古 车」市场举例，只有卖车的人才知道这部车是不是泡过水，而想买车的人却不知道。一个上当的买家会告诉其它人，造成所有买车人只愿出超低价去买中古车，以回 避风险；结果又造成「拥有优质中古车的人，比拥有一颗柠檬的人（lemon的另一义：瑕疵品）更不愿意去交易」，因为价钱实在太烂。最后：中古市场消失了，交易永远无法成交。他称这种现象为「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 怎么办呢？就是「知识工作者」赚钱的机会来了！艾克罗夫指出：这时就会有一批精通中古车的人出现，用合理的钱买下，再用合理的利润卖给消费者。这就是「中 古车商」崛起的背景。关键点是这个中古车商必须证明它是「道德的」，但对消费者而言，检证车商的道德（例如口碑）水平，可远比看穿一辆泡水车容易得多。
史宾赛提出的概念叫「孔雀行为」（peacock behavior）。
史蒂格利兹提出的，则是面对这一连串信息不平等的解决方案，称之为「筛选与折让」（screen & deduct）。

下面这篇文章对理解“柠檬原理”也许会有帮助.

中国人的焦虑、不信任感与“柠檬原理” 作者:汪丁丁

如果我们认真要改造我们的医疗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停止肤浅的议论和对优秀或不优秀的医生的野蛮谋杀——前者已经持续多年且无济于事，后者将加快我们返回原始社会的速度

　　中国人口正在走向老龄化的高峰，中国人均收入正经历超常规增长，中国社会正处于“三重转型期”——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在这种情形中生活，一名典型的中国劳动者，摆脱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困扰之后，正努力改善他的衣食住行。这时，让他感到“焦虑”的最可能诱因是什么呢？
　　焦虑，这是现代人最显著的心理特征。它发源于未来生活的极端不确定性，它弥漫在现代人的全部感受中，它不能被我们辨认为来自任何一个特定方向的困扰。
　　可以说，我们未来生活中那些最具不确定性的问题，通常就是引发我们焦虑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把它们归纳为：（1）教育，自己的和孩子的家庭教育，在学校里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在工作岗位上接受的在职培训；（2）医疗，自己的、孩子的、亲友的，病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生、老、病、死。
　　我这样归纳，不仅有理论方面的充足根据，也有实践方面的充足理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黑格尔、马克思或艾利亚斯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不仅反映我们的个人意志，而且反映我们所在的社会的精神气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在市场经济中，一位遵从分工与专业化的典型的劳动者，日常工作中的烦恼通常大于快乐。故而，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具有“负效用”。我们在劳动时间里忍受负的效用，是为了在闲暇时间里享受生活的正的效用。
　　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最主要的那部分“闲暇时间”，被人口学家称为“非劳动年龄”——按照早已过时但仍然沿用的“非劳动年龄”定义，对男性而言，是指从出生到14岁，以及55岁以后的生命过程。按照德鲁克的“知识劳动者”的定义，对两性通用，仅指从出生到24岁这段生命过程，以及临终前的短暂时间。
　　不论怎样划分，我们的闲暇时间，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下，可以用它们的功能来概括，即走进劳动力市场之前的时段和走出劳动力市场的时段。对于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而言，恰好是在劳动力市场为我们的劳动力提供的价格信息之外，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极端不确定性，我们感受到极大的焦虑。
　　例如，我们姑且承认劳动者生命的价值等于劳动价格与劳动时间的乘积（贴现率忽略不计）。那么，劳动者的子女的生命的价值　　深陷于焦虑之中，人类渺小的理性能力往往受制于激情与本能。“理性”的西文含义中包含有“测度”的意思，它的中文来源中包含有“纹理”的意思。对于不可预期的威胁，理性无能为力。此时，根据海纳（Ronald Heiner）的论证，“非理性”行为也可以具有合理性——有限理性假设下的理性行为。
　　由“医患纠纷”而导致患方追杀医方，这样的事件不仅在中国发生，也在美国发生。凡产生深重焦虑的情境，都会发生这类非理性行为。比较一下“教育”和 “医疗”这两类最容易产生焦虑的生活情境，我们看到，在中国，或许学生追杀老师的案例比患者追杀医生的案例少得多；在美国，或许校园枪击案比医院枪击案多。又考虑到中国人和美国人由焦虑引发的非理性行为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我们倾向于相信，医患纠纷杀人案在中国更为显著。这一事实意味着，与教育相比，医疗对中国人而言，引发了更深重的焦虑。
　　综观医患纠纷、医药管理体制、医务人员收入状况，我们不难看到，与人均收入相比，医疗服务在中国的价格虽然已经相当昂贵，但价格的构成却非常奇怪：一项胸外科手术的总价格中，绝大部分是药费、杂费和器械费，医务人员的劳务费仅占不到二十分之一；他们的基本工资，2004年的资料显示，平均而言，低于每月3000元的水平（包含三甲医院住院医师以上的级别）。假设医务服务在美国的市场价格比在中国更少扭曲，那么，上述价格构成应当是：心脏手术的三位主要医师的报酬占总价格的三分之一，其余医护人员的报酬占三分之一，药费、杂费和器械费占三分之一。
　　价格的构成被严重扭曲，市场力量就必定要惩罚这种扭曲：那些对创造价值贡献最大的人员，不再有积极性参与价值创造。例如，在上海，据报道，医科毕业生更倾向于进入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而不是进入医院。又例如，手术“红包”百禁不绝——因为患者大多认为这是享受较为可靠的医疗服务的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医务人员获得了极大激励推销甚至欺骗患者使用最贵的药品和器械，从中获取“回扣”——坏的制度，足以把好人改造为坏人。既然腐败的司法体系可以把一名优秀检察官改造为贪污犯，腐败的医疗体系也就可以让一名优秀医生践踏他的希波拉底誓言。
　　最后，第三方面的可能性，其实正在发生，就是现有的医务人员纷纷离开中国，向发达国家移民——至少，美国移民局对医务职业的申请人是“开绿灯”的。
　　在医患关系中，不难判断，最关键的因素是“信任”——患者对医生的医术与医德的合理预期，以及医生对患者的这一预期的预期，如此递归。如果患者对自己的病症有充分的了解，所谓“久病成医”，那么他对医生行为的预期就可能比较准确；如果发生医患纠纷，他就可能准确判断医术与医德各自占据的比例。
　　可惜，人类还没有进化到盖伦曾经设想过的更高级的医学阶段，大多数患者并不充分了解自己的病症，从而无法判断医方的医术与医德各自占据的比例。在这一情境中，符合“理性选择”原理的一种策略，是通过“威胁”医方而将一部分由信息不对称性引发的败德风险内化为医方的代价，并且为了使“威胁”确实构成威胁，患方必须在“谈判”失败时实施威胁。
　　例如，皇帝对他的医生说：“治不好我的病，你就死。”如果这一威胁对这位医生而言是可信的，那么，病治不好，多半就是医术不足以应付疾病，与“医德” 无关。又例如，没有皇帝的威胁，只要医师协会或法院对“不合格”医生的威胁足够可信，只要医疗行为被置于同行专家们的足够有效的监督之下，那么，患者也不会轻易把治疗失败归咎于医生偷懒。
　　我们这里既没有皇帝，也没有成熟市场社会里那种有效的专家和法院对专家的监督制度，于是更经常发生的，是最原始的威胁方式。这是一个可怕的“蜕变”过程，它的均衡状态将是这样的：最终，在医疗服务的市场里，凡是还没有被淘汰掉的供给者，都是“柠檬”——看起来是好的，其实是糟糕的。凡是前来就医的需求者，都是高风险的“威胁”者——那些不打算威胁医生的患者，被淘汰了。2001年，阿克劳夫因为最早论证了市场的这一崩溃过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的描述，是阿克劳夫提出的“柠檬原理”在我们讨论的情境中的简单应用。
　　优秀的医生，受到道德力量的驱使，比糟糕的医生更经常地遇到高风险患者，从而更可能被市场淘汰。风险较低的患者，因为威胁不足，比高风险患者更可能遇到糟糕的医生，从而更可能被市场淘汰。每减少一名优秀医生，患者对医生平均服务质量的预期就会降低一些；类似地，每减少一名低风险患者，医生对患者的风险预期的平均值就会增加一些。如果医疗服务的价格维持不变，那么，仍留在医疗服务市场里的优秀医生就会感到报酬与风险更加不对称，于是更多的优秀医生将退出这一市场。
　　类似地，风险较低的患者会感到他们为变得更加糟糕的医疗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太高，于是更多的低风险患者将退出这一市场。在这一情境中，我们说，市场“失灵”了。因为，如果市场价格向上浮动，优秀医生的流失将减少一些，但低风险患者的流失将增加一些。如果市场价格向下浮动，则低风险患者的流失将减少一些，但优秀医生的流失将增加一些。
　　由于在这一情境中，市场价格不再能够有效地让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引入各种非市场机制。普遍见于人类社会的非市场机制，被划分为两类：（1）“政府”，主要指独立于买卖双方的第三方的强迫性力量。这一权力的界定和使用这一权力的程序的界定，在西方社会，构成“立宪”或“公共选择”的两项核心议题；（2）“传统”，韦伯有过详细讨论。在伟大的经济学家里面，奈特特别重视由“历史符号”所界定的社会成员的诸项权利。在最简单的“夫妻之争”博弈中，梅尔森（R. Myerson）指出，“岳父”往往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仲裁人。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传统，丈夫往往比妻子更强势，而他的岳父，既代表了他的妻子的利益，又是他的长辈。
　　如果我们听任“柠檬原理”在医疗服务市场里蔓延和发展，那么，发动了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改革的中国人的子孙，将发现他们的子孙再也找不到优秀医生，他们将不得不自己为自己治病，从分工社会返回到原始社会。
　　如果我们认真要改造我们的医疗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停止肤浅的议论和对优秀或不优秀的医生的野蛮谋杀——前者已经持续多年且无济于事，后者将加快我们返回原始社会的速度。
　　认真改造我们的体制，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似乎应当从改造我们的政府开始。又因为市场的失灵，医疗体制的改革尤其应当如此。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6 19:38:54编辑过]

谢谢大家！

看平地可那本书里说“柠檬”lemon这个词在美国的俚语里有“次品”的意思，柠檬市场就是类似二手车市场的市场，柠檬原理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仅愿意对预期即平均质量出价，于是原本两条需曲现在变成了一条平均需曲，这样好商品就会从高往低退出交易，平均需曲逐渐下降，最后跟抵挡需曲重合，“劣币彻底驱逐良币”

也就是逆向选择吧

lemon是指旧车(二手车),这是个信息不对称下的一种坏车驱逐好车的情况,就是所谓的现在纸币制度下"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事前的逆向选择,事后的道德风险.我举个列子:我打算把钱借给两个人,但我必须考虑这两个人的信用情况,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只能借个我觉得可靠的人,于是其中的一个人就给我一个"显示信号",我从这个信号里得到这个人可靠,所以我就借给他.其实,这就导致了逆向选择,因为往往是信用不好的人才积极的利用显示信号向我证明他是可以还钱的.所以我本来是借给信用好的人,反而借给了不好的人,这就是"逆向选择",所以借到钱的人可以拿着钱干他想做的事情,不管风险大小,而我却不会知道,这就是"道德风险".其实保险公司是个更好的例子.有机会看看96年诺奖得主,威廉.维科瑞和米若思,关于信息不对称和拍卖的理论他很好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鼓励人们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