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且听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不和谐音符
——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们共同探讨
发布时间：2006-03-06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关柏春
当今时代，各个国家都以自主创新作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我们现在也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近期以来各种传媒都在强调自主创新的意义，自主创新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最强音。但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声音却相反，那里传达出的是张扬重复制作的信息，是与时代强音不和谐的音符。
经济学院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为名为卫兴华教授做了八十华诞庆典，主要以卫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之多（“名列第一”）颂扬了他的功德，这是非常可笑的。难道卫教授是种粮的农民吗，如果是的话那倒是可以以他的粮食产量作为评价他的贡献的标准的！或者卫教授是采煤的工人吗，如果是的话那倒是可以以他的采煤数量作为评价他的贡献的标准的！但是，卫教授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而是科学家。那么，对于科学家能否以产量作为评价他的贡献的标准呢？不，不能。评价科学家的贡献应当以是否取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成果为标准。创新性成果的数量不一定要多，如果真有创新性成果的话，哪怕只有一件也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如果没有创新性成果，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数量很多却没有创新性成果那肯定就是重复制作了。如果有了创新性成果，庆典一下也未尝不可，如果没有的话，千万可别拿数量凑合呀！
卫兴华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可能不少，但是这却不能作为对科学做出贡献的标准。如果以数量作为贡献大小的标准的话，那卫教授确实了不起，甚至连爱因斯坦都得自愧不如了，因为爱氏最有价值的文章是屈指可数的，实在没有办法和卫教授相比。但是，学术贡献是不能以文章数量作为标准的。我觉得，还是北京大学的陈佳洱先生说得对，“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在于对学科的贡献。”科学家的贡献关键在于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胡福明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可能也不少，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他的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一篇，有了那一篇就足够了，就足以说明他对学术的贡献了。孙冶方也是这样，他的研究很深很广，但是最有价值的是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那一篇，有了那一篇就足够了，就足以说明他对学术的贡献了。如果没有创新，拾人牙慧，重复制作，发表一千篇一万篇有什么价值呢？
今日学界浮燥，常以数量论英雄，有些被考评者被逼无奈，采用了复制、抄袭等手段，学术泡沫越来越多了，促成了追求数量的不良风习，这该是何等的悲哀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要发挥什么作用啊，想推波助澜吗？
经济学院这次庆典活动是按年龄举行的吗？不可能，因为按年龄说卫教授不一定是最大的。我猜还是和成果有关，但是卫教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创新性成果呢？如果连卫教授这样的也值得庆贺的话，那就说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成果了！那么，经济学院还有没有真有创新性成果的了？如果有的话，哪怕年青一点的也行，哪怕再隆重地庆贺一下也无不可。相反，如果没有创新性成果，不管年龄多大，你庆贺什么呀？谁搞个华诞庆典，本属于个人自由，我们实在无话可说，但是这是有领导参与的组织行为呀，这样的庆典表明了什么导向啊，想要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啊？
北大校长评价学术论文的标准是对学科的贡献，人大经济学院的首脑则以数量论英雄，同是中国名校的领导，评价标准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改革开放以来，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深入研究，需要做出科学的回答。但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怎么样，研究问题了吗，解决问题了吗？比如说，工资是什么，利息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做出回答了吗？
我提的问题不是偏题、怪题吧！在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这些大师的著作中，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在《资本论》一卷中，工资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资本论》三卷中利息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这两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先说说工资问题吧。我把丑话说到头里，你可千万别拿“劳动力价值”或“劳动报酬”这类说不清道不明的说法来搪塞我呀！“劳动报酬”的说法仅仅说明了工资的实质，而没有说明工资的数量，它不能说明袁隆平的工资为什么是我的工资的十倍，而不是二倍。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需要解决价值量的计量问题，这时候仅仅说明工资的实质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力价值”的说法有一个优点，它说明了工资的数量，但是它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社会主义工资怎么也成了劳动力价值了呢？需要指出，劳动和劳动力价值是不同的。劳动过程受人的意志的支配，具有能动性，是个活的量；劳动力价值是事前决定的，可以用学历、工龄等因素表示，是个死的量。所以，按照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就是事前决定工资，干多干少都一样，这是不可能反映劳动者付出的劳动的。按照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就是按照死的因素决定工资，而和劳动相脱钩，这岂不荒谬绝伦？我想把问题简单化，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工资到底应当和劳动相联系，还是应当和劳动力相联系？或者说工资应当是劳动的价格，还是劳动力的价格？看看经济学院的教授们能不能做出回答吧？（我对你们有一点担心，所以先提个醒，你们千万可不要以为“劳动的价格”是被马克思批判过了的，因而是无法说明的）
再说说利息的性质问题吧。卫兴华教授说现实中的利息收入是非劳收入，这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所得的利息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是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是剥削收入（也即非劳收入）。马克思做那样说明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是为剥夺剥夺者的革命目的服务的，你今天说劳动者的资本收入是非劳收入是什么意思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些劳动者参与投资了。劳动者投资之后就改变了自己的劳动条件，就提高了自己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使自己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劳动者所得的资本收入就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而多创造出来的那一部分价值。劳动者投资是有意义的，但是其意义仅仅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较多的价值还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者投资之后就带来了收入，表面看这部分收入好象是资本带来的，但是这只是事物的现象，其实质在于这些收入还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获得资本收入是占有了他人的劳动，劳动者获得资本收入不过是占有了自己的劳动而已；说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是非劳收入还差不多，劳动者的资本收入怎么也成了非劳收入呢？
当然，卫兴华教授说劳动者的资本收入是非劳收入也许是要给出个说法，是出于好意。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卫教授也许会问，现在大家不都这样说吗？是的，大家都在这样说，但是卫教授却不能这样说。大家都唱过东方红，太阳升，但是东方红的原因并非太阳升。实际上，太阳仅仅发光，是不升的，东方红或日升日落都是地球自转的结果。太阳升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是普通民众的直观感觉，老百姓可以这么说，甚至官员也可以这么说，但是科学家就不能这样说了，尤其象卫教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更不能这样说了。科学家的职责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向公众说明真相。劳动者的利息是怎么得来的，科学家应当做出科学的说明；如果科学家也跟着大家随便说，那还要科学家干什么？
我们就不说比较复杂或者比较高深的问题了，就说说这两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吧。但是，卫兴华教授说明白了吗或能说明白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其他教授们说明白了吗或能说明白吗？利息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些，工资问题相对就简单一些了。为了使问题更加简单化，我们暂时可以不考虑利息问题，就集中精力研究工资问题吧（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就说明了工资问题，但是直到第三卷才说明利息问题）。为了防止所答非所问，或避免绕弯子浪费时间，我还是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吧。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斯密说工资是劳动的价格，马克思说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他们关于工资的结论是从各自所处的时代概括出来的，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应当是什么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也许能说明白吧，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发现。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不仅这些应该说明白的问题没有说明白，甚至把本来已经很清楚了的问题反倒给说糊涂了。比如，卫教授竟然主张价值分配和价值创造无关。这就等于说创造价值的不一定得价值，不创造价值的也不一定不得价值，这还有没有公理可言了？它还说明多创造价值的不一定多得，少创造价值的也不一定少得，这岂不荒谬绝伦，这还能叫做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你说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和创造无关还差不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还能这样解释吗，现实中哪个劳动者的收入和他创造的价值无关？
卫兴华教授认为，社会公务劳动不创造价值。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就以党政官员的劳动为例展开讨论吧。谁的劳动创造价值，谁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这和生产目的相关。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现实中所有的劳动都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所以现实中所有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社会必要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把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或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当作教条都是不正确的。简单一点说吧，斯密说地主、官僚、牧师、军人等等不创造价值，其目的在于反对封建主义，马克思说资本家及为他们服务的人员不创造价值，其目的在于反对资本主义，你说今日党政官员不创造价值是什么意思啊？在旧社会那些人都是寄生虫，是不创造价值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他们是管理者，是为公众服务的，他们的劳动也是为社会所必要的。试想，如果没有了他们的劳动我们的社会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国家还能成为国家吗？他们就象战场上的将军一样，就象乐队里的指挥一样，就象企业里的经营者一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交税，供给他们，他们领取收入，为我们服务，这是一种劳动交换关系，也就是价值关系，卫兴华教授根据什么说他们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呢？
这些观点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现实，客观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在批判晏智杰教授庸俗经济学观点的过程中卫教授是有功的，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但是他批倒晏智杰的错误理论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仅仅是用正确理论批判了错误理论而已，基本上是重复了马克思批判萨伊的那个过程，这是不可能解决今天的问题的。比如，萨伊主张要素收入论，马克思批判了萨伊，马克思说资本收入是剥削，这在十八、十九世纪是有意义的，揭露了资本收入的剥削本质，但是这对于说明今天劳动者的资本收入还有意义吗？比如，我有一万元存款，年利息200元。你说我的200元利息收入是剥削收入干什么呀？马克思说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是剥削收入具有革命的意义，你说我的资本收入是非劳收入是什么意思啊？当然，卫教授又说了，现实中存在剥削，但要允许剥削，这就更有问题了。是否存在剥削可以由着你说，但是允不允许剥削可就由不得你了。中国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传统，又接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就是剥夺剥夺者，你说存在剥削，人民群众是有可能会付诸行动的。当然，剥削理论不符合今日社会现实，是很难唤起人民的革命的，但是它在客观上是会破坏安定局面的。在现实中，偷盗抢劫的时有发生，枪杀富人的也时有所闻，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总认为富人的财产都不是好道来的。他们的行为是犯罪，应当予以打击，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批判，但是你说存在剥削就正中了他们的下怀，甚至是给他们留下了口实。卫教授的问题在于没有理论创新，而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你不解决现实问题就给错误理论留下了生存空间（晏教授的理论尽管是错误的，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即能够说明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批判晏智杰还不如不批判了。因为晏智杰的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是能够说明现象的。卫教授的理论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能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还会有害于现实。想到这一点，我就不能不说他的功中也有过。
卫兴华教授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也作为说明卫教授功德的一个原因了。一般来说这样认识还是可以的，培养的学生越多，老师的功德也就越大。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就不好说了。学生的数量多而且学得了科学理论，那积极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学得了庸俗理论或错误理论，那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最近我从《理论界》（2005年第12期）看到一篇研究分配问题的文章，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看过之后使我感到很吃惊，我感觉通篇几乎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来历的，但是想找出一点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却是太难了。当然，这样的情况责任未必全在老师，但是老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这也不一定就能说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学质量的全面，但是从中管窥一斑还是没有问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培养的学生多到底是功还是过？
闭门思过、一日三省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但是他们过于自谦、自卑、自责，完全失去了自我，有些可悲了，实在不值得提倡，但是他们时时反省自己的错误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世纪伟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引领了社会的潮流，指导了人类的走向，那是何等的卓越和伟大呀，那他们还时时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著作呢！毛泽东堪称旷世奇才，气势磅礴，经纶满腹，那是何等的伟大和豪迈呀，他充分自信，甚至都有些自负了，然而到了晚年还知道对自己三七开呢！我觉得，在科学上坚持批判精神，尤其对自己采取批判态度，还是难能可贵的！现实中有多少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啊，我们回答了多少，有多少是正确的，有多少是错误的？卫教授的一个博士生，撰文一一列数了他的学术成就，却无一点点过失之处，这样的评价究竟有多少客观性可言呢？就是所谓成就的那些内容，如果细究起来觉得不过是在枝节问题上重复了前人的观点而已，基本上是把前人从以往社会得出的结论直接运用到今天的现实中来了，这有多少科学价值可言呢？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是个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历史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生产关系、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而在当今时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则是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差别问题。这是前人未曾研究过的问题。马克思提出“劳动力价值”范畴具有革命的意义，解决了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但是它解决不了今天遇到的问题（劳动力价值范畴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矛盾，即使我们假设这一范畴可用它在客观上也不会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大家的劳动力价值都差不多，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差别相比较，劳动力价值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劳动差别和劳动力价值的差别也并非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按照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就必然会导致工资与劳动相脱钩，就必然会导致普遍的平均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今日社会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得出新的结论，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照搬前人的结论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
但是，目前的形势是令人堪忧的。现在，在很多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已经名存实亡了，有的院校甚至连名都不存了。刘国光教授去年发表文章，说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下降，是符合实际的，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人都无不感到忧虑重重。无需讳言，马克思主义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看，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我们的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了。现在，流行的政治经济学陈腐不堪，远远地脱离了现实，不仅不能解释现实，甚至和现实相矛盾，如果把这些理论说成马克思主义的话，它确实已经名声扫地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怎么可能会名声扫地呢？实际上，真正名声扫地的并不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今天这样的形势我们的教授们是有责任的，经济学家们应当认真地反省了。在这里，回顾一下我党领导革命的历史经验将会是非常有益的。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对于中国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俄国革命的经验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片面地搞中心城市武装暴动，采取了用不切实际的战略战术，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其教训是非常惨痛的。当时，有些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不适合中国国情，有的甚至悲观失望，疑虑重重。但是，毛泽东却相反，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因而取得了伟大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更加灿烂辉煌了。看看吧，在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的时候，问题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还是出在教条主义者教条式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答案不是很显然的吗？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仍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下降这个局面正是我们的理论家们教条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相反，如果我们进行了理论创新，科学地说明了现实，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呢？面对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们的教授们应当感到惭愧才是，但是教授们不仅没有这样，反倒搞起了庆典，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当然，我绝不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下滑之际经济学院搞庆典是在幸灾乐祸，而是说在这样堪忧的形势面前还有什么心情搞庆典呢？这面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下降了，那面却搞起了“发展与创新”的庆典，这是不是有了一点讽刺的味道啊！我以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搞什么庆典，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相结合，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科学地说明现实，这样才能重振马克思主义的雄风。当然，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是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的。在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还刚刚兴起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就曾去过中国人民大学，这表明全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那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拿出相应的研究成果了吗？现在还有那么多问题没有解决呢，甚至连工资、利息这些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都说不清楚，教授们怎么还能有庆典的心情呢？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