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中国实施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跟领导人的社会、历史认识有关:在他们乃至整个刚刚解放的中国,心中都一个“终极理想社会”的愿望。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或小范围的历史主义。在这样的主观认识下,从领导人到个人,都把社会功能假设成了极强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一种时间序列上的外部功能设定。当这种外部功能设定之后,在内部就出现极强的有序性---从消费,到道德,都是同一划定的。
发展到一定程度,从一种基本需求渐渐解放出来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当前消费,关注个性,关注自我。也更关注人与自然的长期共存和物质之外的精神需求。原来那种极强的外部社会功能设定就变的模糊了。社会开始象一种复杂系统转变。此时就需要一个系统内部的“墒”来调解。
从中国解放后的历史看,社会功能的强制设定,是非常有害的,主要是对自然和人文方面。即便是现在,整个社会虽然从“终极理想”中解放出来,但有进入了一种“物质崇拜”的,对物质的强烈的需求也是一种社会功能设定。这种设定的结果虽然没有导致经济上的同一性,但导致了道德和人文方面的同一性。整个社会传统文化留下来的精神修养,道德修养,以及对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等认识空间都非常小。这个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在外表,容易造成社会物质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内在的,则造成了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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