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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中美之间一个历史时期的长期博弈
2010-8-6
一个星期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始新一轮的汇率机制改革。这次改革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之际实行，时机合适，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改革体现了稳定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强调人民币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双向浮动。改革选择在20国首脑会议召开之际，也有国际上的考虑。上周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896，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00余个基点，创2005年以来的新高，日涨幅接近3‰。上周五个交易日里，人民币对美元在三个交易日上涨，一个交易日下跌，一个交易日持平，上下波动幅度近400个基点。
20国首脑会议前，有的西方国家立意在会上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中国宣布本次汇率改革后，改为在会议公报中写入欢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内容，间接显示对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关注。在中方的反对下，这个企图未能得逞，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较量并未结束。
从更长期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它是中美之间一个历史时期的长期博弈。审视国际货币体系历史性变革，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从1944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平价制度”。这是美国与英国的博弈结果，后来演变为美国与法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较量。
第二阶段为“后布雷顿货币体系”，又叫做牙买加体系，历时上世纪70年代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这一阶段中，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受到削弱，但仍然是一币独大，美元仍占总的外汇储备60%以上。日元升值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第三阶段是我称之为的“后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始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可能会持续好几十年。这是真正改变美元一币独大的新的时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在第二阶段，美国在汇率问题上主要向日本发难，那么在第三阶段的矛头则针对中国。
谁在操纵汇率
先讲操纵汇率这个概念的由来。操纵汇率这一说来自“IMF协议”第四条，与此相关的还有第六、八条等条款。第四条是关于外汇安排的义务，这一条核心是保证有秩序的外汇安排，并促进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具体内容是：各个成员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汇率政策，可以选择固定汇率，也可以选择浮动汇率；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MF应对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行使严密的监督，在汇率政策上指导所有成员国。
与此相关的第八条讲的是经常项目下货币可兑换问题。成员国在条件具备时必须避免限制经常性支付，避免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兑付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第六条讲的是资本项目下货币可兑换问题，成员国有权对国际资本转移采取必要的管制。在上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大潮的背景下，IMF曾试图修改关于资本转移的第六条，但在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短期资本流动的危害十分突出，资本管制不能取消，这一动议被搁置。
从IMF协议来看怎么操纵汇率，到底谁在操纵汇率，问题就非常清楚。美国才是真正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让我们看看美国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我也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美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的优势，挫败了英国力主以清算制为特点的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图谋，确立了受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制度”，就是IMF.IMF的基础是“份额制度”，即每个成员国按其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额缴纳相应的资金份额，从而决定各自在基金的投票权。美国财大气粗，在基金中占了20%以上的份额。根据基金的协议，其重要的决定必须经过成员国85%的票认同。这样，唯有美国拥有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它一家就能否决基金任何重大的决定。美国现在份额大概降低到17%左右，仍然有能力来控制基金重大决定。
在那个阶段，任何基金重大决定都得美国点头才行。例如，在创建特别提款权问题上美国态度的变化。开始，美国是积极的，因为创建特别提款权有利于减轻对美元的压力。当时，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际收支好转，经常账户有了盈余，以法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便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官方价格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面临黄金大量流失的风险。1971年8月，当美国的国际贸易首次出现逆差，虽只有区区几十亿美元，尼克松总统却突然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停止外国用经常项目盈余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贬值10%。这些措施明显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损害了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国际舆论大呼美国赖账，但也无可奈何。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使美元所受压力大减，美国不愿丧失美元的特殊地位，在创建特别提款权上的态度变为消极，导致以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的替换账户流产。
“牙买加协定”宣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平价制度”崩溃，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第二阶段。如前所述，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议第四条力图促进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但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未能保持稳定。基金所倡导的避免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条款并未得到执行，美国仍我行我素，第四条形同虚设。IMF的地位和作用大为下降，只有发生严重国际金融危机，需要基金的救援贷款时，其作用才得以显示，IMF变成了救火队。人们看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IMF在汇率上的作用被7国集团所取代。美国利用其在七国集团中的主导地位，力压日本就范，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广场会议后，1985年至1993年间，日元升值高达114%，美元则贬值了53%，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美其名是恢复国际经济均衡，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美国贸易平衡。我们看看这一期间，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而这期间日本贸易顺差由555.9亿美元上升到1000多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由180亿美元上升到1300多亿美元，之后，美国贸易逆差记录更是不断被刷新。这表明日元升值对美国贸易根本没有改善的作用。与此相伴的是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是不是完全由汇率引起，很难说，经济学家各有各的观点，但是肯定与日元升值有大的关系。
国际货币体系第三个阶段即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必然会有个历史性变化，真正改变美元一币独大，由美国继续操纵的国际货币体系过渡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体系。现在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只有两条半腿，美元、欧元两条腿和日元半条腿，这个体系稳定不了。有人说人民币可以充当第三条腿，15年后可以相当美元，我不这样认为。亚洲倒是可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三条腿，中国可以作为重要力量之一。在亚洲，中国经济规模未来当然最大，但日本、韩国、东盟的经济规模也很大，再过几十年，可以设想，印度等国家的经济规模也会很大。中国不应独自出头，人民币不应步日元的后尘。这个问题可以多说几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有两大弊病：其一是美国利用其特权和经济实力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其二是储备货币是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美元一币独大，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又不负责维持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稳定，使得其他国家的经济容易受到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政策波动的冲击。
回到我说的第三阶段，人民币汇率之争是中美之间一个长期的历史的博弈。从美国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来看，它可以针对其盟国的法国和欧洲，可以针对日本，当然更会针对中国，这是它的国家利益决定的。中国要有正确的应对之策。
中国在博弈中的战略选择
首先，看中美在博弈中的各自得失。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是一种趋势，中国不可能改变这种趋势，只能影响其变动的节奏和幅度。从中国的得失来说，中国的所失是，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中国对外出口的困难，美元贬值会导致中国美元储备的价值缩水。中国的所得是，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促进亚洲金融合作。从美国的得失来说，其所得是中国贸易受损，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困难；其所失是加速美元一币独大地位的削弱乃至丧失。
其次，讨论中国在博弈中的战略目标。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正面应对，争取协商，平稳过度。同时变压力为动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推动后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成一个均衡的多元储备货币、稳定的国际汇率体系。
再次，分析中国的博弈手段的选择。从战术或短期来说，要有两手准备。其一是正面应对，如果美国将中国列入操纵汇率国，我们应通过全国人大发表声明，根据IMF协议的有关条款，宣布美国为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其二是协商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宣布中国为操纵汇率国，我们应选择适当时机，主动实施有关调整，措施可包括人民币参考一个货币篮子进行调整；渐进式加大浮动幅度；对进出口有关项目实行调整，积极促进贸易平衡。
从战略或长期来说，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变中国被动为主动，把美国推到改革阻力的被动地位，将中美博弈变成美国与世界的博弈。措施有如下四个：一是推动IMF改革，维护其促进一个稳定的汇率制度的宗旨，力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负起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稳定的责任；二是以促成特别提款权的主要储备资产地位为博弈手段，维护储备资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形成对美元一币独大地位的巨大压力；三是加快人民币的区域化，推动亚洲金融合作和货币合作，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创立亚洲货币单位，最终促成一个有三条腿支撑的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结构；四是吸取历次特别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维护IMF协议关于资本转移的第六条款，不放弃必要的资本管制的权利。在中美博弈中，中国的主要优势是制造业的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美国除了科技优势外，其最大优势在金融方面。中国应以必要的资本管制手段，阻挡美国的金融渗透，以维护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和稳定。
最后讨论中国如何在博弈中变压力为动力。任何改革都是在压力下进行的，都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在这场博弈中所受到的压力，可以变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我们要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被动状况，就要下决心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城镇化，要每年使1000多万的农民真正变成城镇居民，而不只是统计上的城镇化。我们应为城镇化界定一个标准，那就是农民工在城镇要有稳定的就业岗位；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社会福利；要有住房，保障性住房要将重点转向农民工；子女享受城镇居民子女的同等教育权利。做到这些看起来很难，但这就是压力，也是动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汇率机制改革要把握时机。现在外界虎视眈眈，就瞄着人民币升值，所以我们的调整一定要可控。其实，人民币汇率调整是丧失了时机，应该在本世纪初，当时中国外贸相对平衡，如果有远见的话，那时候就应该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现在很被动，我们有这么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么强，热钱流入不可不防，实际上又很难完全控制。我主张渐进式调整，把握节奏和时机。既然是博弈，就慢点来吧。这样可留有余地，受到的损失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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