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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
――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学经济讲座教授就职演说
在人生的转着点,人们自然对未来怀着憧憬――是的――但也有怀有极大的焦虑。今晚我站在这里,感到就像一个渴望成为马戏团演员的年轻人。他找到马戏团经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如果表演一次你给我1000元,我就从100英尺高的平台上跳到只有三尺水深的桶里”。
“天哪!”经理惊叫到。“你被雇用了!但是告诉我－－你怎么跳而不致粉身碎骨呢?”
“我真的还不知道,”年轻人承认,“我还没有试过”。
现在当我站在自己新职位的跳板上时,我非常感谢香港的许多新朋友。他们不仅鼓励我一跳,而且还伸出了援手,使诸事变得顺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坚信我在跳跃之后仍能自如地行走。
今天晚上还是让我从大家较为熟悉的方面开始讲吧。我请你们同我一道考察经济学中出现的令人着迷的新趋势。简单地说就是：在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根据应该是什么来分析,这是一种旨在提供政策建议的规范方法。但是,近年来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许多经济学家现在开始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像现在这样,这是一种立足于推导和检验假说的实证方法。现在对于政策的争论常常根据实证分析和事实发现。政府调控本身现在也被作为它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研究。
潮流已转向经济解释。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能够比20年前更清楚得多地理解起作用的经济力量。我和我的同事特别幸运,因为在香港,我们做这一高涨潮流的弄潮儿具有不同寻常的优势。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首先还是让我作一个回顾。
1．背景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大约30多年以前，乔治.斯蒂格勒相当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趋势及其后果。在他对效用理论所作的经典性综述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与现实一致的标准应该予以强调----坚持理论要观察到的行为来检验其含义。……过去不仅没有探索和检验这种具体的含义，而且还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在看来要受到经验检验的威胁时，就重新构造理论，以使检验变得无效。……（经济学家们）并不想面对事实的挑战。
他随后继续说到,这种缺点可用下列事实来说明(这里我对他再作一次引证)：
……效用理论进步缓慢。19世纪70年代,流行可加总的效用函数;l909年才推导出正斜率的收入曲线的含义。188l年提出一般化的效用函数;1915年才推导出该函数的含义。……如果对一些理论含义进行了具体的检验,…… 如果这些经济学家寻求建立真正的关于收入的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那么,(他们)就会向我们提供更丰富和更精确的经济理论。
在过去的20年,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巳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计算机的进步,以及精巧的经济计量工具的运用无疑加快了这一过程。精细的研究正逐渐出现。但是,必须承认,现在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回避事实的挑战。
作为一个副产品,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一种危险:它们为''让事实说话”提供了某种巧妙的和表面上有说服力的方式。欧内斯特.内格尔己警告过这种陷阱,他写道：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中经常相当不严谨地使用理论这个词来表示几乎所有的一般说法,而不管它想达到的应用范围是多么狭窄。因而，那些经验概括(它们经常借助于曲线方法,并表示成方程形式)普遍都被贴上了这种标签，而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观察到的统计规律的外推，只适用于那些发生于某一特定社区和某一特定时期的行为。
不过,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经济解释的兴趣正在高涨。
II．潮流的转变
莱昂内尔.罗宾斯提出了下列正确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分析是政策导向的。甚至凯恩斯也说马歇尔欲速而不达。但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几个方面的发展其相互作用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方向。
回顾过去,潮流的转变显然不是少数杰出思想家的工作所造成的；这一转变也不是由某些卓越的创造性思想完成的。相反,就像“以德报德”一样,各种持续的努力其相互作用带来了与我们同在的新观念。
让我从一件不太起眼的事情讲起。1946年,一个名叫R.A.莱斯特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证明, 边际生产力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理论立足于错误的利润极大化假设。这是一派胡言。为了驳斥这一观点,经济学家们发表了大量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论文。有点难堪的是,我们要等一个优秀的逻辑学家来提醒我们莱斯特的缺点是我们都已知道的东西:即若A意味着B,说“非A”意味着“非B”则是犯了否定前提的错误。不过,在50年代的那场争论中,还是出现了几篇杰出的论文,这些论文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构成可检验假说的那些东西进行思考。
50年代的另一进步是由芝加哥大学的阿伦.迪雷克托开创的。他关于搭配销售问题的“日头传统”现己成为经典。在始于1936年的一件著名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中,美国司法部指控 ,IBM扩张了垄断势力,因为这个正在崛起的巨人要求其顾客在租入计算机的同时购买它出产的纸卡片(这种计算机按现在的标准实际上是巨型的制表机)。原告指出,1BM通过这种搭配安排将计算机方面的垄断扩大到了纸卡片。
迪雷克托关于这一案件的看法是,垄断扩张论是不成立。他认为,这种搭配是一种度量方法,通过计算使用的卡片数来度量计算机在各种顾客中的使用强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充分地解释为什么这种度量是必需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他各种形式的搭配安排。不过,在迪雷克托的影响下,芝加哥的同事和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引起争论的文章。
虽然这一题目本身或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搭配销售的含义就像传染病一样,人们染上而不觉。这是因为这些含义扩展到经济研究的新领域和经济研究的新方法。解释代替了纯理论的政策建议。例如,在反托拉斯诉讼案中,普遍的看法是，垄断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垄断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这代表了最标准的规范经济学。迪雷克托的上述研究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在不知道一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时对它作出判断呢?
而且对搭配销售的调查提供了对定价行为的第一个具体研究。在那以前,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甚至直到今天,教科书仍然只告诉我们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们很少指出定价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约束条件。它们也设有说明价格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各种含义。简言之,迪雷克托及其同道打开了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的潘多拉盒子。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这种需要出现于有关分成问题中。分成像垄断一样,被人们认定是“无效率的”。1966年我研究这个问题时,抛开无效率的观点,仅仅请问“被称为分成的这种特定形式的合约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在那时看来很新鲜。回顾过去,我感到我那时实际上是在对我以前按触过的病毒--搭配销售和其他定价行为“为什么会存在”--的一种反应。
或许,这种潜伏的病毒也是学生们觉醒的原因,他们在课堂上常问“为什么”。提出关于定价和合约安排的问题很容易,但答案却常常难以捉摸。而且今天的好答案在明天就可能成为低劣或错误的解释。无论如何,提出难题使老师难堪较为容易。但这也是让学生了解经济研究之科学性质的有效途径。
30世纪50年代推动实证经济研究(解释)的另一动力也起源于芝加哥学派。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各布.明塞尔以外,现在被称为“新劳动经济学”的所有著名的倡导者都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整个一批精湛的研究留下了加里.贝克尔、格雷格.刘易斯、艾尔伯特.里斯、T.W.舒尔茨及其弟子的大名。其实，更早一些的马歇尔和费雪已注意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是,50年代的发展使这一主题纳人了选择理论的框架。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主题扩大到包括整个人类事务--家庭、婚姻和离异、劳动流动等等。工资也在种族、性别、年龄、训练和教育的框架内被研究。只有在计算机时代才能产生业巳出现的这些深刻而全面的经济计量著作。其目标不过是解释职业选择。
进人60年代,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推动了经济解释潮流的高涨。第一个是货币大论战。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失业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争论的一方认为造成波动的祸首是经济本身：像一句话说的是“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另一方则坚持认为不稳定的货币供给是毛病所在。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这有别于凯恩斯本人)认为不受欢迎的波动是由经营行为的转变引起的----因此证明私人企业活动中需要政府干预。“完全不是这回事!”另一方面争论说，“政府不适当地调整货币供给才是真正的祸根”。
这两方的分歧并不在于一般的理论框架,相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预期的调整、货币需求与投资需求这类参数上。争论的起点十分规范化。但当争论吸引了以弗里德曼和托宾为首的当代最优秀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时,研究就转向了经验调查。结果表明,货币主义者(这本身是一个暖昧的词)赢得了胜利。但最近的事件表明,争论还设有结束。特别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美国最近的情况：为什么在通货膨胀下降以后利率还长期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
60年代的第二个重要知识进展或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这就是明确认识到作为行为约束条件的产权和交易成本。这一点为什么在以前被忽略了呢?或许这种忽略可追溯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方程式中。根据这一范式,市场受虚构的“拍卖者”和同样虚构的“监督者”主导。这两者的服务被假定是免费的；所有的行为权利都被看成是绝对拥有的产权。但在实际生活中，拍卖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产权的执行是有成本的,信息和合约协商也有很大的成本。这些约束条件在一个人(或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并不存在。概括起来,它们被称为“交易成本”,它们一旦被认识,就给经济调查的内容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由于这个因索,现在正在深入地研究不同产权结构下竞争的意义以及为什么选择特定形式的合约和经济组织。早在30年代,这些约束条件已被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奈特和凯恩斯注意到。但经济学家们总体上还是沉迷于充当政策建议者的角色。他们并不想被不能解释的现象分心。所以他们把所有失常都称为“市场不完全”,以此搪塞过去。罗宾逊和张伯伦的著作在这方面是很有影响的。甚至在更早一些,马歇尔就通过区别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而发明了一种应急方法。但是,在60年代,对产权和交易成本的高涨兴趣就不可能这么容易地被转移开了。双重的关心吸引了肯尼思.阿罗、乔治.斯蒂格勒、阿曼.阿尔奇安,特别是吸引了一个在美国教书的超常智能的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注意。几年以后, 哈罗德.德姆赛茨及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受这些正当走红的名师的教诲,并与他们成为朋友是我的最大幸运。由于他们,我现在讲起来才有信心。
在任何科学中,新的发展很少这么快就成为一种范式。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却很快就明确无误地成为了一种范式。奇怪的是，“科斯定理”一词的流行。这个词科斯本人都试图否认,他说他关于产权的命题并不是定理。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发现自己也像其他人一样使用这个流行术语。
这个范式的力量无处不在。它从三个方面改变了经济学。第一，曾被看成是“不完全”而放在一边的大量现象现在能够根据不同的产权和交易成本约束条件来看待和解释。这种解释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过去的经济学家往往回避这一问题现在大多数人则至少在匆匆往前赶之前要提一下约束条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规定了约束条件以后,他们就能得到可检验的假说,在这种情况下,士气大大提高。由此,经济理论化突然赢得了解释和推测的力量。 经济思考方向的第二个重要变化与研究的目的或意图有关。早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根据所谓的“不完全”来提出政策建议,现在许多人则知道显而易见的市场缺陷要么是产权不清的结果,要么是交易成本影响的结果。今天,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只是用讽刺的口吻谈“市场失灵”。就实用目的来说,庇古传统已成历史。
最后,产权和交易成本范式对社会的经济效率提供了新的解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现在已被重新评价和解释。现在要评价经济效率,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宾馆房客离开时灯仍然亮着是一种浪费吗?或者,在一种统一价格的自助餐厅里“吃得过多”的人“浪费”了食物吗?根据新古典传统，在上述每种情况下，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消费的边际价值低于相应的边际成本。但当人们考虑到前一种情况下度量用电量涉及到的成本和后一种情况下度量个人的食物消费涉及到的成本时,表面上的“浪费”就消失了。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研究政府和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全新方式。诚然,还是可以听到各种论点。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不完全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另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政府应该住手。但也有一些人跟着时代的步伐,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问题;是不是政府本身的形成是为了降低某些交易成本?是不是政府行动的成本大于它们想矫正的浪费?政府官员想极大化的是什么?构成“政府”或“国家”的是什么?结果是，现在出现的大量研究不是关于政府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而是调控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样子。调控理论或国家理论正急剧增加。
111 .经济增长：70年代的觉醒
我们刚才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我们讨论了一十多年的发展情况,提到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已接触到方法论、定价与合约行为、“新”劳动经济学、货币大论战、产权和交易成本。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有讨论过这些问题仍然是热点问题,经济解释的潮流缓慢而稳步地高涨。在一个引起广泛兴趣的领域里,当早期的规范性经济增长理论明白无误地与过硬的经验事实相矛盾时,经济解释就获得了真正的动力。
1933年,拉格纳.纳克斯写了一本关于不发达国家的书。在他的带领下,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量文献谈论各国贫困之苦,提出了大量的投资标准和经济增长的战略。那时即使还是一个学生,我也感到这些书大部分是垃圾。但这些著作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华丽辞藻连篇, 晦涩难懂。由于它们普遍是含糊不清,它们的论点是不可检验的,故也很少能够证明它们是错误的。
这样,直到事实而不是想象证明他们的错误之后,增长理论家们才支持不住了。这一刻来临于70年代,当时人们开始审视哪些国家实际上取得了进步,哪些国家仍然停滞不前。亚洲的经验提供了最生动的例子。一方面是一些国家或地区不顾或拒绝采取增长理论家们开出的药方。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朝鲜。另一方面是忠实采用这些处方的国家或许仅仅是其领导人为了吸引外援而表现得很顺从。这些国家包括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大多都受到战争的破坏、人口稠密、普遍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但在这些不利条件下,前一类没有采取增长理论家药方的国家站起来了,后一类国家则仍然停滞不前。发展经济学家们作最后一搏,试图通过加上各种附带条件和目标函数来挽救其理论。但事实再明显不过----经济增长与增长理论处方之间具有反向关系。
确实,香港要感谢约翰.考珀思韦特爵士和菲利普.哈登.凯夫爵士完全不受迷惑。如果他们采用了起飞、平衡与不平衡增长、收费公路定理(the turnp1ke theorem)、隐蔽失业、二元经济、恶性循环或固定要索系数这类流行术语下的政策建议,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挨饿。亚洲发展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使增长理论家们十分难堪,我最近一清点,发现他们大多数已销声匿迹了。
实际上,亚洲的经验将成为我们一直强调的原则的经典证明：不能用确凿的证据来检验（和没有检验）的理论是模糊不清的。经济分析造成的上述等量级的灾难应该给决策者的警示：根据粗心调查而得出的经济建议经常比没有还糟糕。
但是,从痛苦的经验中还可以得出一个更重要的教训。亚洲的冒险经历证明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怀疑的事情：即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这一点曾经是偶然的现象。但亚洲的经验却证实了一个铁的规律: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惰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反过来说则是,在明确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支配着大多数重要资源时,没有一个经济没有增长。我们无论是回顾欧洲的罗马帝国还是回顾中国的清朝,都找不到这一规则的例外。
我们要再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通过我们刚才一直讨论的方法----正在兴起的产权和交易成本研究----我们将领悟其中的奥秘和回答这个间题。答案极为简单,只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接受。答案就是: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换言之,广义的交易成本虽然在私有产权及相关的自由企业制度下也非常之高,但仍然比在人类巳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要低得多。
ⅠⅤ.经济学的三副面孔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的观点是,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比得上物理学中的规律。100元的钞票掉在繁忙的街道上会很快消失（尽管纸片不会消失）。像阿米戈餐馆那种档次的饭庄绝不会供应热狗或汉堡包。在香港,肯为某一汽车牌照号码花一大笔钱的人绝不会使用二手大众。从更大范围来说,如果货币数量增加一倍,价格水平将会上升。
对这些现象和大量其他有关的现象打赌,就像赌弹子离开手后会掉到地上而不会升到天花板上一样有把握。然而,不是只认识到人类行为的这些规律性就能使经济学成为“精密的科学”。使经济学成为精密科学的是下列事实:我们能够从一组假定和规律出发推导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将这些看起来相互无关的规律性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出解释。由于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确实还有大量的现象没有解释。但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无知激发了进一步的研究。过去20年中经济研究前进的方式可以使人们作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人类行为中的许许多多表面上的奇怪之处现在已证明是可以作经济解释的,以致各种人类行为在某一天可能--仅仅是可能--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我的前任杨森教授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到,人们普遍抱怨经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心致意见了。我认为这就是经济学得到“不精密的科学”这一含糊称号的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令人激动的科学。它从过去的模糊不清中掘起，广现在巳不再把含混晦涩当作深刻。它正在发现明确而严峻的事实。它衡量、检验和分析数据。就是在它看到所有需要解释的疑难现象时,它也认为人类行为是可预测的。街上的每个人看来都知道一点利率为什么高，顾客为什么在各个商店讨价还价,医生为什么富有，或者光顾香港大众化餐馆的食客为什么在高峰时间要争桌子。但街上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对这些问题绞尽脑汁。答案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明显。实际上,即使对于人们为什么讨价还价,我们也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推测;经济学之所以保留早期的“沉闷科学”的称号,是因为太多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对待政策。证据表明，这些人常常是掌权者忽视的人,因此充满了失望。经济学家常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决策者像其他任何集团的个人一样，也有他们的目标和限制。换言之,决策者也是“在他们自己的约束条件下极大化”。
最后,由于两个原因,经济学也是困难的科学。第一,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成员,而他要解释的正是这些家成员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其他人，很难客观地评价其他人的行为。他对失业和饥饿的同情与物理学家漠视原子的裂变绝对不同。熊彼特甚至曾经说过,要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作清楚的区分近乎不可能。这无疑是夸大了这一问题。但是,在自然科学中甚至不需要作这种区分。
第二个困难是,经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并不是在建好的实验室中产生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事实必须从中挖掘出来。但是，挖掘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问卷可以发出去 ,但收到的答复不是事实,而可能是谎话或混乱不堪的东西。这样，在经济研究中，经常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就不足为奇了。曾经检查过庇古关于农业无效率的“事实”。我用芝加哥大学最好的图书馆设施,查阅他所引证的出处,然后找出其中引用的参考书,这样反反复复,直到无法再进行下去为止。我找不到他所依赖的所谓“事实”的蛛丝马迹。后来我发现渔业经济学也同样是漏洞百出。“苹果和蜜蜂”的经典例子也一样是传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对事实漫不经心,问题就很可能在于难以把事实和虚构的东西区分开来。
把社会当作实验室的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任何单个的现象可能都受到一些约束条件(即限制行为的一些变量)的影响。当对任何假说进行检验时,都必须控制某些约束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在人工建造的实验室中比在社会中要容易得多。统计和经济计量方法已作了长期努力教我们怎样以精巧的方式控制变量。但是,社会资料常常有很多缺陷。即使是使用异常详细的货币供给资料,货币大论战也还是没完没了地激烈进行。统计方法在不容易建立实验室的经济科学中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点看来是不言自明的。
Ⅴ. 作为实验室的香港和亚洲
我坚信,香港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应用研究方面的著作总有一天会被承认。这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困难--收集和控制检验假说所需的资料问题--在一些重要方面在香港这里比起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远没有那么严重。此外,引起争论的现象在这里似乎也更容易遇到。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控制约束条件的困难。如果人们能够找到一种比其他地方更简单和不同的背景,这个问题经常就能得到解决。例如,1975年,我来到香港调查被称为计件工资的劳动合约形式。我来这里不是因为这种合约在这里更盛行(盛行也是实情),而是因为在美国,劳动合约已被各种调控--最低工资法、工会压力等搞得复杂不堪。汽车工人工会实际上在35 年以前成立时就废除了计件工资制。我的目标是考察在自由市场上人们为什么自愿地选择计件工资合约。在美国我要达到这目标就需要区分额外限制条件所造成的所有可能的效应。这就需要多得多的数据,一切分析都需要对假定作出简化,而这种简化可能会削弱结论。在香港的背景下就可以免去这种复杂性。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很多这种例子。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第二个地区优势是,人日稠密的地区可以得到更重要的现象。资料收集难免出错。但是,某种现象的数量越多,由于失常而造成错误的机会就越少。经济资料很少能够像股票价格或金价一样精确地衡量。在许多情况下,假说的检验是通过滤掉细微的差别进行的,因为仅仅是误差就会造成这种细微的差别。然而,香港人日稠密,造成了其他经济中找不到的大量现象。这样,研究者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假设在某一餐馆里,租金很高,菜单上的价格并不包括直接衡量顾客占用桌子所花的时间。经济分析表明,在高峰时间,管理者会想办法“有礼貌地"催促顾客进餐。办法可能包括一些人们熟悉的手法:更快地递上账单和清理桌子;指示侍者问顾客是不是需要另外的服务;甚或不耐烦地看着进餐缓慢的人。香港许多餐馆在中餐时间所用的不太巧妙的手法是允许等候的顾客站在进餐者的旁边。在这种场合,顾客被用来驱赶其他顾客。
现在考虑另一个更精妙的假说。让我们证明,在实行租金管制时,一部分租金收入会变成非专有收入;就是说,房东和房客都没有被授予租金总收入的专有权。因此,通过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实行租金管制的建筑就会像不存在私有产权一样成为非专用的。这个论点的一个含义是某种形式的侵占将会发生。但是,这个论点的经验证明在其他地方即使能够的话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在香港,证据则俯拾皆是。在战前式样特殊、租金被管制得大大低于市场租金的建筑物中,侵占屋顶十分盛行。这些外人在属于别人的屋顶平台上建房,有时甚至建商店。这是大规模的侵占。遗憾的是,我对这种做法的调查还没有出版。但就冲着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上面的侵占者和下面的房客”，我也一定要完成这篇论文。
在这里进行研究还有第三个不容置疑的优势。这里的亚洲背景是一个相对未开发的领域,可以提供全新的现象和见识。这里得到的资料可以支
持或反驳现有的一些论点甚至可以提供一些启示，将老问题以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个人的一些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我发现,在香港,批发商有时只一对一对地批发卡蒂尔打火机--零售商每买一个金打火机必须搭买一个银打火机。同样,照相设备的批发商有时也不单独卖长焦镜头,而是要求零售商连带购买其他产品。其他产品如胶卷、闪光灯等都有不同的商标名称。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闻的这种搭配销售称为一条龙强这在美国是不常见的。时间不允许我对这些现象作详细解。指出的要点是,香港的这些例子明显地驳斥了这类搭配是垄断扩张的论调。卡蒂尔公司为什么要在自已同一专利下制造的金打火机或银打火机上发挥垄断力呢?长焦镜头的批发商为什么试图通过兜售一些零售商必须打折出售的副产品来扩张垄断呢?
关于在香港背景下可能得到新见识的另一个例子,我举有线电视这个实例。这种有线服务属于“公共”物品的范围。从传统上来说，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公共物品的生产需要政府的干预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这类物品的生产对私人企业来说无利可图，因为存在收费的困难;第二,公共物品实际上是一种需要调控的自然垄断;第三,供应额外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故价格也应该为零。在美国,政府给予特许的有线电视受到的管制多如牛毛。但香港却发生了令人着迷的偏离。由于电视信号是以直线传播的,那些住在低处的人发现邻近的高层建筑阻碍了他们接收。结果如何呢?一些精明的企业家找到了一些地势高的地方设置大功率天线。然后他们在路边的亭子里收费和经营,并将电缆线接到需要服务的家庭。换言之,“公共”物品现在由私人企业来生产----没有任何管制。而出人意料的是, 香港政府看来竟然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可以获得新见识的第三个例子也来自我自己的研究。这个例子涉及宝石市场。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某些信息成本是“浪费”的论点。流行的题目称为“甄别"或“发信号”，这些题目是由肯尼思.阿罗、杰克.赫希莱佛和迈克尔.斯彭斯引用进来的。简短地说,该理论是,如果信息只导致了收入再分配,而没有导致资源的再配置,寻找信息的成本就是一种浪费。例如,研究气候以便对未来的小麦价格进行投机就是一种浪费,因为未来价格的任何变化都只有利于一个集团而损害另一个集团,而小麦的种植量是不变的。同理,对工人根据其生产率进行甄别也是一种浪费。据证明,在这两种活动中,一些人得利,另一些人受损,但资源配置仍然不变。因此,用于寻找信息的努力是一种浪费。
由于我怀疑这个论点,故1977年我来到香港调查宝石市场,这怎么相干呢?我知道,玉石很久以来一直是不切开就出售的有时只在面上稍微开一个小口以帮助估价。要成为分类专家,玉石的估价者平均需要16年的培训。即使在这以后,他仍可能出大错。根据“甄别”论,从浪费信息成本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最大的经济无效率。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无数代人。至于其中的原因,现在的问题就成为“为何会这样”?既然出售前切开会大大降低信息成本,玉石为什么未切开就出售?这里时间也不允许我解释我对这个谜团的答案。要点只是,由于观察到一个不同的现象,我能够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在任何科学中，正确地提问题通常都是事半功倍。
这些研究机会只是从我自己作为应用价格理论家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而来的。在这一领城我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我肯定,其他领域,如货币理论中,在香港也可以找到大量同样发人深思的问题。各种经济学家己注意到了这些几乎只属于香港的问疆中的一些问题。例如特许银行制度;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地区撇制;港币和人民币之间各种汇率的特点和含义。在这里,我们还享有进行重要研究的另一大优势:我们享有难得的机会来观察相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大陆和香港。这两个经济体制由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香港的人口甚至更稠密,自然资源更少。今年7月我遇到了几个先到大陆然后到香港旅行的杰出经济学家。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偶然看到的相差悬殊的经济绩效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有教益的经验。其中一个人甚至说,进行这样的旅行应该成为所有经济系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前提条件。
姑且不谈亚洲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本身也是最有希望的经济研究领域--中国还提供了研究运行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无可比拟的样本。在整个文明史上,还没有哪种制度被推进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以前的研究大都毫无益处,因为闭关良守政策使外界得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然而,现在门户已经打开--虽然没有全开,但至少已开得足够大,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东西。进行一些可信的经济研究看来巳确有可能。仅仅在几年以前,人们还难以想象会放松管制,但现在已可以把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译成中文。
我们不能天真地希望研究中国问题会一帆风顺,或者研究者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必须公正地、极其客观地和严肃地对待这一任务。14年以前,我在芝加哥费力地翻阅了十余卷讨论中国人民公社的材料,结果却完全没有得到它们是什么和如何运行的概念;字里行间充满了华丽辞藻和口号,以及对毛泽东的无限赞美。今天我们大有希望透过华丽辞藻而直达事实真相。
像科斯这样的权威人士坚持支持这种研究。他承认,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前都不能断定。但他说,他所能想到的任何其他研究都难以超过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成果。持这种观点的并非他一人。中国是评价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新场所。
ⅤⅠ.结束语
这个演讲以悲观的调子开始。太多的未经检验的理论和太少的确凿事实,构成了我所追溯的早期经济研究的特征。诚然,今天我们仍然带有一些传统的观念。经济学中的许多人仍然不愿意检验含义;他们仍然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来接受;他们还敢作无根据的政策建议。
但我们也要看到乐观的一面。潮流正在转变,且是不可抗拒地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50和60年代,在70年代变成了经济解释而非政策建议的持久不衰的滔滔洪流。当世人看到亚洲两类国家经济绩效的鲜明例子时.人们更迫切地感到需要这种转变。
现在当我们进入80年代时,这些变化已不言自明。不久以前,“外部经济”或“不经济”还是经济发展领域中的热门课题,与“瓶颈”“起飞”“恶性循环”和“平衡与不平衡增长”这类模糊不清的词语一起出现。现在,这些概念看来已经过时。仅仅在20年以前,“合约”一词还只限于艾奇沃思--鲍利箱形图中的“合约曲线”,但现在它已成为经济学的常用词。产权以前是博士生未涉足的领域,现在则出现了研究产权的中心,这一题目甚至已在本科一级教授。交易成本范式已经扎下根来。
在整个演说中,我极力强调了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的重要性。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调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但我并不想否定透彻的经济研究在指导公共政策方面的用处。推测政策效果的任何分析都有助于说明政策的价值。我们受到的训练就是要进行这种分析,并且我们如果具有献身精神的话,可以干得很出色。但是,我们不必走得太远,不必去判断政府应该做什么。
同样,我并不想判断教育和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补贴。但是我们感谢我们受到资助来履行一些特定的职责。我们要教书,要研究,要阐述,要解释。
我们要传授知识。当我们审视中国的时候,我们接受训练而从事的这一狭窄专业看来意义重大,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弥合这种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验能够大大增加我们自己的知识。
当我们付诸行动的时候,让我们谨记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留给我们的格言：从这类争论中得到的经验显示,在用理性来考察和解释事实以前,是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到任何东酉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此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马歇尔是伟大的。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如果我们利用我们所处的时间与地点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对理解经济体制的运行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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