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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与公众的通胀预期
徐亚平
公众通胀预期的稳定对于通胀水平进而经济运行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公众的通胀预期容易步入一种自我实现的机制。即一旦公众通胀预期上升并采取相应行动后，就将使中央银行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采取紧缩性政策则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反之若采取“包容性”货币政策，实际通胀率就会上升。由于偏好于经济增长目标，中央银行的最优选择将可能是“包容”公众的通胀预期。此时，公众通胀预期的产生和发展便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一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因此曾说过，货币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认识到预期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以及通胀预期对于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
从实践的角度看，经济主体在考虑价格水平的变动时，一般会同时从过去和未来趋势变动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由于各国普遍将稳定通胀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因此通货膨胀趋势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对于货币政策目标及调控政策的预期，将是公众在做出通胀预期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相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其实质就是一国中央银行针对通货膨胀目标所做出的公开事先承诺，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就我国的实际来看，经过上个世纪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后，**也充分认识到高通货膨胀对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危害。有鉴于此，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稳定人民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从字面上来理解，稳定币值似乎应放在首位；但在实践当中，几乎人人都能感觉出来，**赋予经济发展的权重是很大的。如年末的时候会公布下一年度实际GDP的增长目标，且GDP的增长目标成为各级**的首要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事实上成为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目标制。并且由于**可能更期待经济增长而愿意承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公众的通胀预期也就容易相应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一旦显现，一般都具有较长的持续性。
虽然法律上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稳定币值，但对稳定币值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数量目标。中央银行一般都是根据各年度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相机抉择下一年度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不是通过明确的通货膨胀数量目标来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且公布的通胀目标在实践当中也没有太大的约束力，难以对公众的通胀预期起到较好的稳定和引导作用。
现代经济学已广泛达成共识，维持一个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同时，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不可能在追求价格稳定的目标时置经济发展于不顾，即使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它同样也会注重通过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因此，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兼顾经济发展，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实践当中，通胀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更多的是由中央银行根据具体经济形势灵活把握。这样，在实践当中，就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利情况，一是由于中央银行更加重视通胀水平的稳定而影响了产出稳定；或者由于更加偏好产出目标而影响了通胀稳定。对于中国来说，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因此在实践中更容易出现的是第二种情况。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经济发展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易宽松而对收紧则会保持充分的谨慎性。这样在实际的货币政策操作中，有时就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通胀偏好，即指望通过对通胀容忍度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通胀偏好如果转化为公众的通胀预期，无疑就会加大未来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
那么，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是否就能支持经济增长呢？其实经济理论和实践早就清晰阐明了这个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就指出，公众是理性的，他们总是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相关信息，对经济的未来变化作出合理的预期；经济主体会注意到政策的变化，据此改变他们的决策。如果**指望通过高通胀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胀率会立即相应提高，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更高的通胀和通胀预期，而与经济增长无益。
当前，国内CPI已超过3%的心理警戒线，加上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热钱流入等因素，公众普遍存在着较高的通胀预期。在这种形势之下，如果真如一些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那样，**公开宣称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那么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水平就会迅速攀高，其结果就会陷我国经济于“滞涨”的尴尬境地，并将使我国宏观调控处于更加艰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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