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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办法就是关于资金流转的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部门类似于一个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内涵扩大再生产为辅的部门,而国有企业是个内涵为主外延再生产为辅的部门,构成两部门的差距的还有资本周转时间上的不同,资本在流通中的成本也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简单再生产的中国农村,这个部门是劳动力价值变化的最低基础,市场经济在中国只是完成了劳动力和商品的部分市场配置。如果是个头脑正常的人,应该看得清楚,如果简单的把完全的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化推进,必然给上面的前两个部门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于民营部门来说,过低的劳动力价值会导致剥削率上升,拖延内涵扩大自生产的改进,对于国有部门来说,可能加重城市工人阶级的失业。当然这都是假定这两部门的资金流动比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的,如果考虑一种方式,例如国有资金和民营资金的对流的话,就可以降低剥削比例,进一步的如果实现某种资本的社会化方式,例如减少家族企业控股者,降低实际的自然人控制股权的比例,这个剥削率就会进一步降低。而在这些过程里,对于个人的资本家而言,依旧有利可图,资本家的实际资本控制能力下降,但是个人获得的利润可能高于现在的水平,而工人阶级在获得社会资本的控制权的同时,可以减慢劳动力价值的下降的速度,而这又会带来工人的其他方面的劳动力价值构成的某些部分的增加,如果这个价值可以降低,那么新的循环就又开始建立。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里,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替换,总是危机的基本物质基础,但是也是危机渡过的基本基础,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详尽的分析。这才是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的物质上的原因,但是这种投资必须切实的可运用到降低劳动力价值的相对结构上才会发生质的作用,美国二战期间并不是军工厂的差役发挥了战后的作用,恰恰是军工厂的其他订单,例如食品、棉衣等等偏向劳动密集的产品造成了当时和以后美国劳动力价值构成的变化,这也不小心被里昂惕夫当个迷似的不可理解。因为他不懂劳动力价值的物质构成结构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全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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