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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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在中国经济止滑提速的新时期，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启示，并给出一些合理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一、经济增长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总的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考察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假如要实现稳定状态的均衡增长所需具备的均衡条件。
经济增长最常见的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定义。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另一种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即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二、几个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哈—多模型。哈—多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承袭凯恩斯有效需求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V）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用G代表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由此可以得出哈—多均衡增长模型：G=S·V或G·V=S。在S和V为既定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实现每一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相互平衡的均衡增长，要求有足够的有效需求，以便由需求所带动的国民收入（产量）的增长率（G）所引致的投资（G·V）恰好能够完全吸纳既定的储蓄。因此，我们看到哈罗德和多马强调投资作为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该理论还认为，在保证S/V=Sw/Vw=Sn/Vn的前提下，经济将达到一个稳定的增长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宏观经济将以人口的自然增长速率n增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平均的产出将趋于稳定。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认为，哈—多模型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因为即使假定技术保持不变，但随着资本积累日益深化（即每个工人人均资本量随时间增长日益增多），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要发生变化，资本—产出率也要发生变化。所以，索洛在模型中首先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并假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隐含规模报酬递减），在此基础上，索洛建立起他的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Y=A+αG+βG。其中Y、A、G、G分别为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在索洛—斯旺模型里，经济增长过程中最终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劳动力而不是资本所有者的。
3.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更趋合理，更接进现实。一是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增加了知识这一要素，从而说明了长期的资本收益增长，并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二是产品的产出作为知识及其他投入的函数，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内生化了知识；三是罗默理论强调投资促进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促进投资，从而得出对知识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久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增长领域，视人力资本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现在，在卢卡斯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函数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这明确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
4.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式。新剑桥模式人为新古典模式中的技术是独立因素不现实，因为没有投资就没有技术进步。他们提出在资本产出比一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只有调节储蓄率s。而储蓄率是由资本家收入储蓄率Sp和工人收入储蓄率Sw决定的。因此，社会储蓄率为：s=（P/Y）·Sp+（W/Y）·Sw。该模型的含义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利润率的高低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储蓄倾向。
5.钱纳里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竞争均衡的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约束条件。特别是当把这种方法用于发展中国家时，缺乏有效性。钱纳里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诸如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要素市场的非均衡意味着要素在不同部门中边际生产率可能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减少瓶颈和再分配资源于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以加速经济的增长。一句话，钱纳里强调了经济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意义
1.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涵义。经济增长的两种定义对于不同的问题具备各自的优越性。如果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的增长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具有决定意义。
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具体情况来看，经济增长问题在中国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增长也是同等重要的概念。就此我们可以明白在对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上的态度来说，最好是找到既解决总量增长，又解决均量增长的理论。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哈—多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都没有解决个量增长，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解决总量和个量的共同增长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运用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一些。
2.资本积累问题。从哈—多模型我们知道要经济稳定增长，积累是关键。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但是哈—多模型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积累率大于投资很多，因此就中国的特殊情况来看，关键还在于刺激投资，以满足其稳定增长的条件。近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的时候，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家电下乡、汽车减免购置税等促进消费的措施也都成了十分现实和必要的选择。
3.技术进步问题。哈—多模型可以解决总量增长，但是对均量的稳定增长无能为力。虽然索洛—斯旺模型已经引入技术是解决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样的概念，但它也同样无法解决均量的稳定增长。只有到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那里均量增长才真正得以解释。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技术等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的模型里面，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
中国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总的增长速度增长的前提下个人收入的增长如何也同样保持一种稳定、高速的发展。从西方经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途径只能来自于将内生发展的因素加以重点对待，也就是说在能够解释总量和均量共同发展的理论与哈—多模型等的差异中寻求解决办法。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问题。在现实中就是要抓好教育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这里涉及到国家增大在研究开发和教育发展上的投入问题，国家在这两方面投资，无论是从经济的长足发展还是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值得的，这也被国外不少国家的发展证明。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建议中央ZF将4万亿投资计划中的相当部分或重新追加部分投资用于上述领域，各地ZF也应该抓住机遇加大投资，以技术进步去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
4.收入结构问题。就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来看，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收入的最终实现时的结论是恰恰相反的。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资本报酬率降低的现象并不是很明显，而相反，倒是新剑桥学派关于社会储蓄率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的不同储蓄率共同的更符合实际。目前，中国应特别注意收入分配和收入的均等化问题。使储蓄率最终达到适合经济发展满意的水平，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建议ZF进一步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并同时适当提高相关税率，在尽可能保持总税收不大幅下降的同时来减少贫富差距。
5.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从钱纳里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就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确是一个现存的、严重的问题。因此，产业结构问题也就具有现实的意义了。
中国现阶段对产业结构调整做法也正是对钱纳里看法的最佳例证。中国是一个产业水平较低的国家，产业结构落后、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产业的技术装备程度低、新产业所占的比重低、产业之间关联度低、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工业超前发展形成基础产业瓶颈、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等。这些状况的存在已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央ZF4万亿投资计划正好提供了产业升级换代、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机遇，必须有效把握，从而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在相互协调的过程中，朝着现代化、高级化的方向发展，给长期的经济增长打下一个良好的产业基础。
四、结束语
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增进经济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保持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思路和方法，对我们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Paul A.Sa.muelsen，William D.Nordhaus，Ecomomics.17th edition[M].The McGraw-Hill Compainies.Inc，2001.
[2] 吴易风，等.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李泳明，潘朝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
[4]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第3 版（上下册）[M].黄险峰，张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一、经济增长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总的特征是运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各种经济模型，考察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假如要实现稳定状态的均衡增长所需具备的均衡条件。
经济增长最常见的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定义。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另一种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即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二、几个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1.哈—多模型。哈—多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承袭凯恩斯有效需求决定均衡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V）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用G代表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由此可以得出哈—多均衡增长模型：G=S·V或G·V=S。在S和V为既定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实现每一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相互平衡的均衡增长，要求有足够的有效需求，以便由需求所带动的国民收入（产量）的增长率（G）所引致的投资（G·V）恰好能够完全吸纳既定的储蓄。因此，我们看到哈罗德和多马强调投资作为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该理论还认为，在保证S/V=Sw/Vw=Sn/Vn的前提下，经济将达到一个稳定的增长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宏观经济将以人口的自然增长速率n增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平均的产出将趋于稳定。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洛认为，哈—多模型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因为即使假定技术保持不变，但随着资本积累日益深化（即每个工人人均资本量随时间增长日益增多），资本与劳动的比率要发生变化，资本—产出率也要发生变化。所以，索洛在模型中首先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并假定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隐含规模报酬递减），在此基础上，索洛建立起他的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Y=A+αG+βG。其中Y、A、G、G分别为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在索洛—斯旺模型里，经济增长过程中最终的收入分配是有利于劳动力而不是资本所有者的。
3.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更趋合理，更接进现实。一是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增加了知识这一要素，从而说明了长期的资本收益增长，并解释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二是产品的产出作为知识及其他投入的函数，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内生化了知识；三是罗默理论强调投资促进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又促进投资，从而得出对知识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久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经济增长领域，视人力资本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现在，在卢卡斯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函数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这明确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
4.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式。新剑桥模式人为新古典模式中的技术是独立因素不现实，因为没有投资就没有技术进步。他们提出在资本产出比一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只有调节储蓄率s。而储蓄率是由资本家收入储蓄率Sp和工人收入储蓄率Sw决定的。因此，社会储蓄率为：s=（P/Y）·Sp+（W/Y）·Sw。该模型的含义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利润率的高低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储蓄倾向。
5.钱纳里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竞争均衡的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和约束条件。特别是当把这种方法用于发展中国家时，缺乏有效性。钱纳里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诸如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要素市场的非均衡意味着要素在不同部门中边际生产率可能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减少瓶颈和再分配资源于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以加速经济的增长。一句话，钱纳里强调了经济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意义
1.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涵义。经济增长的两种定义对于不同的问题具备各自的优越性。如果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的增长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具有决定意义。
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具体情况来看，经济增长问题在中国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增长也是同等重要的概念。就此我们可以明白在对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上的态度来说，最好是找到既解决总量增长，又解决均量增长的理论。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哈—多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都没有解决个量增长，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解决总量和个量的共同增长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运用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一些。
2.资本积累问题。从哈—多模型我们知道要经济稳定增长，积累是关键。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但是哈—多模型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积累率大于投资很多，因此就中国的特殊情况来看，关键还在于刺激投资，以满足其稳定增长的条件。近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的时候，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家电下乡、汽车减免购置税等促进消费的措施也都成了十分现实和必要的选择。
3.技术进步问题。哈—多模型可以解决总量增长，但是对均量的稳定增长无能为力。虽然索洛—斯旺模型已经引入技术是解决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样的概念，但它也同样无法解决均量的稳定增长。只有到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那里均量增长才真正得以解释。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技术等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的模型里面，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
中国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总的增长速度增长的前提下个人收入的增长如何也同样保持一种稳定、高速的发展。从西方经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途径只能来自于将内生发展的因素加以重点对待，也就是说在能够解释总量和均量共同发展的理论与哈—多模型等的差异中寻求解决办法。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问题。在现实中就是要抓好教育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这里涉及到国家增大在研究开发和教育发展上的投入问题，国家在这两方面投资，无论是从经济的长足发展还是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值得的，这也被国外不少国家的发展证明。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建议中央ZF将4万亿投资计划中的相当部分或重新追加部分投资用于上述领域，各地ZF也应该抓住机遇加大投资，以技术进步去弥补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
4.收入结构问题。就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来看，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收入的最终实现时的结论是恰恰相反的。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资本报酬率降低的现象并不是很明显，而相反，倒是新剑桥学派关于社会储蓄率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的不同储蓄率共同的更符合实际。目前，中国应特别注意收入分配和收入的均等化问题。使储蓄率最终达到适合经济发展满意的水平，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建议ZF进一步提高个税的起征点并同时适当提高相关税率，在尽可能保持总税收不大幅下降的同时来减少贫富差距。
5.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从钱纳里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就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确是一个现存的、严重的问题。因此，产业结构问题也就具有现实的意义了。
中国现阶段对产业结构调整做法也正是对钱纳里看法的最佳例证。中国是一个产业水平较低的国家，产业结构落后、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产业的技术装备程度低、新产业所占的比重低、产业之间关联度低、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工业超前发展形成基础产业瓶颈、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等。这些状况的存在已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央ZF4万亿投资计划正好提供了产业升级换代、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机遇，必须有效把握，从而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在相互协调的过程中，朝着现代化、高级化的方向发展，给长期的经济增长打下一个良好的产业基础。
四、结束语
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增进经济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保持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思路和方法，对我们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Paul A.Sa.muelsen，William D.Nordhaus，Ecomomics.17th edition[M].The McGraw-Hill Compainies.Inc，2001.
[2] 吴易风，等.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李泳明，潘朝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
[4]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第3 版（上下册）[M].黄险峰，张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泳明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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