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的启示——不要被历史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电话局的小姐们都晕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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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真奇怪，真奇怪，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Acemoglu开篇在说美墨的一个边境城市，这个例子可以做为小资反复咀嚼的槟榔，味道不够冲，不至于昏倒。小资受不了柏林墙的故事，他们或她们会晕倒的。

凝结军队的力量，我以为仍然是利益链条，不管是由文盲士兵组成的军队，还是戴眼镜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所谓“理想”、“信念”，终究还是“花言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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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叙述自生自发的制度演进时，强调了地理因素，尤其是经济地理因素，拉美有银矿且庄稼的生产率因气候原因很高，而北美缺乏银矿且庄稼的生产率提高需要艰苦的劳动（改良土壤），导致不同的制度路径。不过，地理因素也并非唯一的。西班牙殖民者有着极为强烈的奴役他人的色彩；英国殖民者，则有着机会主义的色彩，打得过就奴役，打得艰苦就放弃攻打而同对手交易。也就是说，英国殖民者，比西班牙殖民者，有更高的文明程度。

奥尔森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历史人物及著史人的各种花言巧语，要学会辨别，这样就不会跌落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盲目崇拜和模仿。古典式ZF统治（统治即管理在政治领域的代名词），有其双重层面，既有提高效率的、技术性的层面，又有其野蛮的、掠夺性的层面。

进而，奥尔森将共容利益学说运用到更大一些的场景：流动的匪帮和固定的匪帮，或更简洁的说，流寇和坐寇。当流寇满世界晃悠时，被多次光临的地区便了无生趣，而当某一个流寇集团稳定地占有一块地方而成为坐寇时，共容利益便产生了。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引用吴思先生发掘出来的例子。
四川广汉是连接陕西和四川的交通要冲。1913年，广汉开始闹路匪，到1917年，道路基本不通。各路路匪意识到，通过“竭泽而渔”式抢劫的方式，把行人商旅都吓跑了，等于自绝财路，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广汉的土匪们，鉴于他们以前对农民采取的杀鸡取卵式的抢劫，导致农民逃亡、田地荒芜最终可能使土匪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兴起了“新办法”。土匪承诺，各乡各保若每年向土匪头子缴纳足额的保险费，土匪则保护乡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按吴思先生的说法，这是“匪变官”。更理论化的说法，就是奥尔森的“共容利益”的作用。

所谓价值为零是好的，其中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论的价值。
这话是用根本无用的概念来表述一件人们普遍追求的事情，所以显得很矫情。
其实，根本不用什么价值的说法，就能很好地描述。如下
如果人所需要的事物，无需人通过艰苦劳动便可获得，那么，人就生活在伊甸园里。那么，当人所需要的事物不得不通过艰苦劳动取得，那么，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于，如何能够在取得同样多的效用时，尽可能少地付出劳动代价，也就是节约劳动。劳动越是节约，人们所获得的总效用和效用种类就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越高。而节约劳动，就两个途径：通过愈来愈深化和广度化的分工，及在分工背景下的迂回生产扩张，也就是拥有愈来愈多的资本（工具、物料、知识、能力），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