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考研时被调剂到当时的长沙交通学院,稀里糊涂成了朱锡庆的研究生,此前对朱毫无了解。十多年的师生生涯,发生了许多莫明其妙的事,无法一一叙述,择要列举如下:
(1) 《上河定律详解》
2011年,纪念张五常《佃农理论》四十周年论坛公开征文,我投了一篇文章,即《上河定律详解》。此前,我与朱曾就“上河定律”有过讨论,我不同意朱某些观点,并在该文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辨析。朱是论坛评委。会议前一天,朱对我说,他本来要给我的文章评奖,但是其他评委不同意。并拿出一张文章标题的列表,说是评委讨论结果,上面一些文章题目前用铅笔打了勾——自然,我那篇《上河定律详解》前面没有打勾。第二天上午,朱锡庆与王玉霞等人在一起聊天。这时高小勇走过来,跟他们说:“我觉得有篇文章应该评一等奖,就是《上河定律详解》。”朱锡庆说:“我自己的学生写的,评奖不合适”。我这时才知道,评奖实际上是朱锡庆一人说了算,不给我评奖的正是朱本人。王玉霞说“你这是大义灭亲啊”,又对站她旁边的学生唐志军说:“你这次得了个三等奖,可别骄傲”。
当时我既困惑又郁闷。王玉霞所说“大义灭亲”肯定不是朱不给我评奖的原因——朱不是一个拘小节的人。下午有张五常的演讲,并有提问环节,我已无心参加。演讲开始之前,我和唐志军坐一起,朱对我们说不要提问,没什么用的。这话又是莫名其妙。出于逆反心理,我想今天一定要提问。后来胡乱提了一个问题,但是当时心太乱,表达也不是很清楚,后来,高小勇还跟我说“怎么不提个好一点的问题?”。提完问后,我就走了。据我所知,唐志军本来是准备了一个问题的,但是那天听了朱的话,没有提问。
(2) 《事无定数》
大约是2004年的时候周其仁先生到了长沙理工,晚餐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北京大学有些老师一年只在学校呆一二个月,所以办公室常是空着的。为什么学校不把办公室租出去呢?第二天在神农大酒店座谈,我们教研室还有另外二位老师(汤凌宵、谢朝华)在场。我给了一个解释,我说相邻办公室的老师相互之间比较了解,相互之间的行为是可预期的。若是租给外人,对陌生人的行为难以预期,因而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周其仁不认可这个解释,说是套套逻辑,朱锡庆也说是套套逻辑。但是后来朱锡庆写了一篇《事无定数》,很显然就是我这一观点的翻版。
(3) 知识积累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
2014年9月,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建利采访朱锡庆,一位同事拉上我一起陪同。期间朱锡庆对陈建成利说了这样一句话:“物质和能量都是守恒的,唯一有知识才是变化的,所以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知识积累。”坦率地说,这种观点对我和朱锡庆来说都不新鲜。我感觉不对的是,我记得这句话原话是我讲过的,但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讲过。
后来想起来了。说来话长,2000年9月我考入当时的长沙交通学院,,在考研之前我曾胡乱写过几篇文章,也不知道到哪里发表。2001年上半年,我去《经济学消息报》报社实习,临行前几天,我将其中一篇送给朱锡庆,请他给我看看。二个月后,大约是8月份,朱锡庆也到了成都。期间我怀得忐忑的心情问朱,我的那篇文章写得怎么样。朱答:“乱七八糟的,完全没用,你写文章这样子我很担心。”这对当时的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回来后我就把那几篇文章全扔了——是手写稿,当时也没有电脑。很多年过去了,我都差不多把这件事忘了。现在想起来,当初我给朱的那篇文章正是讲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写那篇文章的初衷是反驳“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文中的一句原话就是:“物质和能量都是守恒的,唯一有智力才是变化的,所以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是智力水平的提高。”朱的那句话只是将“智力水平”改成了“知识积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知识积累,这正是朱锡庆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一文的基本观点,该文发表于2008年。
(4) 替朱锡庆写文章
2004年朱锡庆评教授,临时抱佛脚要写文章。我共计给他写了四篇文章,其中发表了三篇,分别是: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综述(财经问题研究, 2004)、银行商誉评估的计量经济模型(求索, 2004)、羊群行为经济理论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 2004)。那年他如愿评上了教授。写文章是很辛苦的,他怕我不卖力,给了我很多许诺,但全部是空头支票,没有一件兑现过。事实上,迄今为止,朱是对我撒谎最多的人。包括后来让我做枪手替人写论文,答应的报酬一分也没给。朱唯一给了报酬的一次是2001年他做长沙市政府课题。我给他编了一个程序,用来计算10多万国企职工在三个不同方案下的安置费用。当时我没有电脑,借用同学的电脑,而且数据库语言已经是我从未接触过的Deliph语言。我一边学边做,花了一个星期,其间曾有三天三晚没睡觉,终于在他要求的时间前做出来了,事后他给了我800元。
应该是2004年,张五常在岳鹿书院有座谈会,当时刚刚替朱锡庆写完论文。此前他就曾提过此事,并许诺说带我去见张五常。结果那天他带了我一个师弟去了,根本没告诉我。张五常到长沙来过很多次,到我们学校也来过二次,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张当面交流——现在回想起来,朱一直在有意阻挠。我也曾跟他要张五常的联系方式,他也不肯给。而2014年的“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学术研讨会”也有征文,朱锡庆根本就不告诉我。直到陈建利来到访我才得知,而此时已经过了投稿期限。
(5) 与朱锡庆之间的学术交流
我与朱锡庆之间的学术交流其实也是不正常的。我向往张五常与科斯之间的那种师生关系,与朱讨论时当然是知无不言。然而,朱对我实际上是处处留一手的。这里仅列举二个事件:第一件,张五常提出了以一揽子商品为锚的货币制度。一次聊天时,朱说这个不可行。我问他为什么,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说。这个问题后来我自己想清楚了。第二件。有次跟朱做一个国企改制的课题,其中涉及到企业改制后的会计报表调整。我一师弟本科是学会计的,朱决定交给他去做,于是先教他怎么做,我也在旁边听。后来我师弟还是不会做,于是我师弟让我来做。在这之前,我只了解会计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做完这件事后,就完整地掌握了会计学基础。然而,我回顾当初朱锡庆教我师弟时的情形,发现他是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当时心中就闪过一丝怀疑:朱是不想让我学会。但是当时这个念头也就一闪而过——我潜意识里不愿意相信朱会这样对我。
在与朱锡庆的讨论中,朱从来就不肯接受不同意见。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讨论时经常说得他哑口无言。很多时候,朱只是说我不对,却不肯解释为什么。我写的文章无一例外地被他斥为无用,有一次甚至说“你写的这屁玩意”,但从来不肯告诉我哪里不对,应该怎么写。当然,我替他写的那几篇文章却是例外,为此他着实表扬过我好几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向别人夸我是天才,智商至少200(可笑的是,他把自己列为50年一遇的天才,把我列为10年一见的天才),又说我是最接近他思想的人。
2014年国庆长假,回顾与朱锡庆十多年的交往,我决定从此不再与朱锡庆有往来。以前每年春节都会去朱家里拜年,最近两个春节就没有去。我曾跟一同事说,我希望与朱从此各走各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2016年元月,在金融系的一次晚餐上(我本人不在场),有同事提到并称赞我新近写的一篇文章《国际货币竞争的一个理论模型及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朱却极力贬低这篇文章(并没有说出任何理由),并说我是“无知者无畏”。这种评论完全是恶意的,因为我曾与余永定和何泽荣等学者有过多次交流,他们均对该文持肯定态度,并给予诸多修改意见。二位教授均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这事尚且是我知道的,朱锡庆在背地还做了或会做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且无法预料的。朱既然对我没有善意,而以导师身份,他的确可以做很多对我不利的事情。因此,我决定将我与朱之间过往的种种,公之于众——这就是本人写这篇短文的缘起。
中国人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是所谓的“师道”。事实上,此前我一直把朱锡庆当作自己父母一样看待,可以说是惟命是从,给他做事从来不计报酬,不遗余力。但是“师道”的基础是“师德”,做老师的起码要对学生心怀善意,否则师生关系是不能成立的!我不知道从何时起,朱锡庆对我不再有善意——很可能一开始他就抱定了利用我的宗旨。他极力反对我研究货币理论,给我指出的学术道路是修订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理论,但他那本教材我从来就没有读完过。
朱锡庆何以对我抱有如此恶意?我猜测,自己读研以来,朱从我这里剽窃了不少观点,贩卖到张五常那里以博取张的欣赏,出于极度自私,他希望压制我的发展以便为他所用。2011年的《佃农理论》四十周年论坛一等奖最终是空缺的,朱宁肯空缺也不评我的文章;包括阻挠我与张见面甚至向张提问,都因为担心我与张接触后很多事情就会揭穿。这不是凭空猜测,下面三件事情可供参考:
(1)读研时。朱锡庆给我上《西方经济学》,当讲到偏好时,他举了个例子,说偏好会变。改天与他见面,我提出偏好不能变,争执不下,他说他去问问张五常。过了一段时间,朱跟我说,问了张五常,张也说不能变。后来,读到张五常的《经济解释》里面有一句话:“有人说偏好能变,是愚见”。我知道此“人”就是朱锡庆了。再后来,朱锡庆就没来上过课,因此,整个读研期间,朱锡庆也就给我上过五六节课。
(2)一次与朱锡庆讨论,他说诺斯的“路径依赖”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路径依赖。我说不对,有路径依赖,例如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破产后会去跳楼,因为再也无法回到以前清贫的生活状态了,这就是路径依赖。
(3)一次与朱锡庆聊天,我发现他仍在纠缠市场与企业二个概念,于是对他说“从合约的角度看,市场与企业这种划分根本就是错误的”。这个话张五常自己没有这样说过,最早是我跟朱锡庆说的。后来,2014年陈建利来采访,朱也直接跟陈这么说,好象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一样。这是我亲耳所闻。
经济学中有“理性人” 假设,假定人总是自私的。可能是由于这一原因,经济类学者往往更自私。据说在公益性募捐中,经济系的捐款总是最少的。这一假设曾经给了我很大的困惑——我倾向于信佛,而这个假定与佛教理念相冲突。但后来我想明白了:经济学只是一种工具,它必须尽可能符合现实;只因为大时候人是自私的,因此经济学必须假定人是自私的;但并不意味着人应该是自私的。由此,我恍然明白了孔子说的“君子不器”的含义。“器”总是不免为外物所熏染——比如瓶子,装了酒后无论洗多干净都会有酒味,装了油后就有油味——这就好比没有原则的人随波逐流。“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仰,不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动摇。搞经济学的把自私当作了人生准则——这也是把自己的脑袋变成了“器”。然而,现实中如朱锡庆这般把工具当作了信仰的人还有多少呢!
(发帖人:黄权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