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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把劳动量称为价值量的理由是:“等价交换”(等量价值相交换)原则应该是一切商品社会的通则,而“等量劳动相交换”只是初期野蛮时期的产品交换原则。对比这两个原则后,斯密才把劳动量称为初期野蛮时期的价值。
斯密又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后,虽然“等价交换”通则没有改变,但“等量劳动相交换”却一去不复返了。“等生产价格相交换”成了新的产品交换原则。于是,斯密把生产价格称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价值。
不难分析,斯密始终是在两个原则指导下推理出商品价值的。然而,马克思却出尔反尔。他把劳动量规定为价值量,一开始也是因为简单商品生产时代存在着“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马克思没有理由把价值量规定为劳动量。可是,他过河就拆桥。一旦把价值量规定为劳动量后,再也不搭理产品交换原则了。他明明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就是不肯改变价值的规定。原因就是担心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不成立了。显然,马克思研究商品价值,不考虑前提条件是否合理,只考虑政治目的能不能达到。如果政治目的需要,他可以随意取舍决定产品价值的前提条件,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失去了学术的严谨性。
由于商品价值是根据“等价交换”通则与产品交换原则推导出来的,而产品交换原则又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因此,商品的价值应该是演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就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是演化后的价值。
注意:西方经济学及其大部分经济学爱好者,与马克思一样,也是以政治目标规划经济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