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视域与当代环境哲学视域的融合——20世纪西方对道家哲学特质_哲学专业毕业论文-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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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之前的大多数西方人面前，挥之不去的与其说是“道家究竟是什么”？“道家何以能是哲学”？勿宁说是：“道家像什么哲学”？“道家像不像哲学”？因为在他们叫做哲学的东西里面道家的核心概念和命题似乎不成其为哲学化理念或者说是背反性突出，所以他们难以领悟和认同道家是必然的。20世纪以降，把西方推向环境主义、生态主义，传统西方的哲学场域之上浮出了环境和生态哲学新天地，这两种相关哲学的语际世界之根本理念均逻辑地归元于纯粹先验整体主义，从这个根本理念及其学科位格蓝图上看，西方环境主义、生态主义从实质上可以说是“姗姗来迟的道家”而已，因为道家哲学根本旨趣就在于自然中心主义，所以他们重新发现和认同作为其先知的道家也就是必然的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只是在20世纪中，“道家究竟是什么哲学”才可能得以解决，道家哲学个性的普遍性真正本质被历史辨识出来。

A．N．怀特海（A.N.Whitehead1861-1974）是环境哲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对东方智慧豁然贯通的先驱者之一,1925年他完成了著名的《与近代世界》，1929年又完成了划的巨著《过程与实在》。怀特海把西方近代科学评定为以机械哲学为基础的模式和信念系统。这种模式运用的是主客二分、物理还原、静态、孤立实证的。根据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心、生理学等学科新动向，怀特海敏锐地宣告:机械论哲学和其研究模式已经陈旧过时，代之而来的将是有机论哲学时代，因此需要有意识地重建有机的自然观。有机自然观更多地考虑生物学、生命、生成过程、自然过程的模式而不是近代物理学模式，它将复现自然的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魅力所在。怀特海指出：“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1](P187-188)。怀特海对自已的哲学有独特的评价，据访问过他的贺麟先生回忆说：“他谈到了他的哲学著作，说是东方意味特别浓厚，也许中国人反而容易了解，容易欣赏些。他说，他的著作里面就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Heavenly order）观念”，贺先生则认为“他的天道观大抵介于儒道之间，而稍偏向于道家”;另外在《过程与实在》中，怀氏写下了“我的有机体哲学的总的立场，似乎多少更接近于印度人或中国人的某些思想线索。”[2](P103)于此可见东方道家哲学独特内涵之所在。(持生态有机整体论的著名的人物还有W．惠勒、L．摩根、W．阿利、A．爱默森、K．施米特、J．克鲁奇等。)有机论者旨在否定牛顿模式和笛卡尔、康德等的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前提，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科学范型。1952年冯·贝塔朗菲(L.von.Bertallanffy1901-1972)发表《生命问题──生物学思想评价》，从生物学研究出发得出整体、动态、主动的系统有机体观，并进而上升到世界观的普遍原理──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旨在取代老式的哲学本体论、范畴论，克服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和旧的机械哲学，它标志着怀特海以来有机哲学的深化进步。[3](P3,205,22,206-207)

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热爱道家(笔者案：西方学人用Taoism一般既表示道家也表示道教)，自称皈依中国人的世界观，又自号“十宿道人”，他把中国道家价值排列于中国思想的价值序列之首位，他认为与印度和古希腊特定的机械原子论世界观不同，中国很早就发展出有机宇宙观。汤川秀树（1907-1970）说他一开始欣赏老、庄，因为老、庄的思考以自然界为中心，老、庄认为脱离自然界的人不可能幸福。后来他学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时开始反感一味地顺从自然的教导，可是由于原子弹事件，他最终又发现“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4]（P56）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1889-1975）认为英国资产级革命以后的文明让人类对生命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统治权力，使得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与生物圈相对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全面征服自然界的战争已经造成了生态退化的后果，而事实上人只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他认为科学的后果仅由科学本身单一的行动得不到根治，而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持的都是人类中心主义，故担当不起拯救自然的使命，相比较而言佛教、道教、古代万物有灵论敬畏自然，才有可能担当得起拯救地球的使命。

著名学者F.卡普拉(F.Capra1938——)对道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印度教、佛教还是道教，“他们的信徒的最高目标是认知所有事物的统一和相互联系…”；东方宇宙观中，“宇宙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在，它永远运动，是有生命的、有机的，是精神的，同时又是物质的”；[5]（P10）“东方哲学有机的‘生态学’的宇宙观无疑是它在西方，尤其是年轻人中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5]（P11），全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价值观、思想和文明范式深绿色化变革的时期，卡普拉强调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应从主宰和控制而改变为合作和非暴力的态度，即回到老子的“同于道”即顺从自然的原则。[5]（P322）F.卡普拉揭发说佛教、道家、儒家、禅宗等学术中深蕴有各种生态智慧，他曾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评价“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4]（P63）美国著名环境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R.F.纳什（R.F.Nash）评价说：“卡普拉深受正在兴起的生态学的鼓舞，把它视为道家的万物一体意识的西方对等物。”[6](P141)实际地讲,卡普拉的确是把握住了二者的深刻会通之处。现代科学中出现了“错综论”，这是把秩序与混纯统一起来的科学，按这种:自然永远处于秩序与混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有人指出“错综论的发现重新恢复了像中国的道家学说这样古老哲学中的智慧，道家学说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P475)

R.F.纳什在其《大自然的权利》当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对其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二分的二元论哲学传统、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念、狭隘的人类主义道德和权利观、单纯分析和实证的科学方法论、对自然事物的功利主义、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征服自然的自由观念等一系列特殊教条的反思批判要况，他多次提到东方宗教，特别是道家与佛教。他认为：道教、佛教等的核心“是拒斥那种在传统基督教中是如此突出的二元论和人类中心论。东方宗教认为，大自然的所有构成部分在本源上是同一的。通过把自我融合进一个更大的有机整体中，这些宗教排除了通向环境伦理学的思想障碍。东方的古老思想与生态学的新观念颇相契合。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物学鸿沟和道德鸿沟都荡然无存。正如道家所指出的那样，‘万物与我为一’”。[6]（P136）他指出,东方思想持内在价值论,“在道家思想中，万物中的每一物都拥有某种目的、某种潜能，都对宇宙拥有某种意义”。[6]（P136）环境和生态哲学中的新自然观、新哲学观与东方道家的通一性或相容性目前越来越受到广泛认同。I．普里高津（I.Prigogine1917——）反对把人类和自然分离开，他解释说，他的自组织宇宙是自发宇宙，这种理论突破了西方主客二元论传统，并且这种“整体自然观”相通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他相信“我们正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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