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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曼：“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
韦森：除了生动比喻的“隧道效应”外，再访拉丁美洲期间，赫希曼在巴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迷人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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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之旅（二）
1954年10月，赫希曼回到美国，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个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的讨论热带地区各国经济规划问题的研讨会会。在会上，赫希曼结识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斯·密立根（Max Millikan）、沃尔特· W·罗斯托（Walt W. Rostow）、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以及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等等。在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赫希曼受哈耶克的思想的影响，对经济学家的“理性自负”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无法免俗，同样受困于普遍的“权力欲望”，因此往往不“承认他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利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就可以为不发达国家绘就详尽的发展蓝图。”当然，赫希曼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的作用，他只是告诫大家不要过份着迷于理论分析，同时对那种制定“包罗万象的综合发展规划”提出了警告。赫希曼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尊重现实，坚持到实地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实践的意义，而不是盲目依赖于总量统计数字，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第403页，《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下同）。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幸运女神向还在哥伦比亚开私人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开始微笑了。1956年的7月，赫希曼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收到了耶鲁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耶鲁在1956～1957学年做一年的客座研究教授。赫希曼很快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后来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当地找到了房子，全家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搬到了美国的诺斯黑文（North Haven），真正开始走上他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道路，使他“从完全不被人注意的外围一跃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心脏地带”（第407～408页）。
到了耶鲁大学后，赫希曼被聘请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客座教授。基于在哥伦比亚的多年的观察和咨询实践，赫希曼在这段时间了撰写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这本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赫希曼（Hirschman, 1958）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学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赫希曼在这部著作中对政府计划的发展提出了批评，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聚焦在“企业家”身上，而不是计划者。这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家们”的能力的强力质疑。在《经济发展策略》一书的结尾，赫希曼告诉人们，传统社会（欠发达国家）最稀缺的东西并不是资本，也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是企业家精神，“而那也正是争取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石”（第432页）。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当时盛情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和关注。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则纷纷发表评论。老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ie Kindleberger，曾是赫希曼在美联储工作时的同事和好友）在书评中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凯恩斯传记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old）却高度赞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则表示赞同，而当时还年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虽然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也为这部著作给发展经济学这个“一度被陈词滥调主宰的经济学分支带来了缕缕新风而表示无比钦佩”。这本《经济发展战略》一问世，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也从而奠定了赫希曼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的学术地位。
《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出版后，赫希曼在耶鲁的客座教职也接近结束了。这时，幸运之神又再次对赫希曼发出了微笑。在他在耶鲁认识的一个反传统的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推荐下，赫希曼先到在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接着，哥伦比亚大学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为正式教授，教国际经济学。赫希曼很快接受了哥大的邀请而回到纽约，从而正式进入了美国高校的学术殿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赫希曼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成了好友。这一期间，赫希曼继续关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撰写了他的第三本书《迈向进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Hirschman,1963）。与他的第二本书一样，这本书一出本，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就成了一本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希曼主要探究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应的政治发展过程。虽然赫希曼并不希望通过革命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他又强调：“如果改革落入了‘国家安全至上’的框架，那么即使避免了革命，也未必一定是‘不幸中之大幸’”。此外，赫希曼还在书中突出了社会科学家参与的重要作用（第473页）。《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本人获得了一个“改革贩子”（reformmonger）的绰号。赫希曼坚持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进步的观点，在美国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现代化和改革将使第三世界陷入剧烈的动荡；而历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曾认为，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发展就会陷入停滞，以往的成果也将毁之一旦。“随着沃勒斯坦对非洲经济前景的警告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赫希曼发现，自己与他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了”（第474页）。
《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马上寄了一本给了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老友——也是对他本人有知遇之恩的伯乐——格申克龙教授。格申克龙本人即时也是在他个人影响的巅峰期。他立刻在背后运作，努力把赫希曼从哥伦比亚大学挖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来。这对赫希曼来说当然是个最好的选择。当赫希曼做出选择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校方都竭力挽留，但是为时已晚。他随即离开的哥伦比亚大学，而就职于哈佛，被被任命为卢修斯·N·利陶尔（Lucius N. Littauer）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1967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发展经济学又一本重要著作《发展项目之观察》，该书一出版，又轰动一时，立即被列为“100位哈佛教授所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之后，一位巴的西学者边治（Ana Maria Bianchi）曾将《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之后，这一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在这本拉美发展的三部曲之三中，赫希曼提出了“项目”可以型塑制度因而往往是“制度促进器”的观点。在第一章，赫希曼还创造了一个术语“隐蔽之手”（Hiding Hand）的隐喻，用来描摹那种隐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了成功”的过程背后难以琢磨的力量。赫希曼提醒读者，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即那种神秘莫测、总是躲在幕后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同，他所说的“隐藏之手”，强调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有一只“手”遮蔽了各种实践过程的困难，导致无法事前看到非预期结果，这样反而促使人们勇于迈开探索实作的步伐，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这发展经济学的三部曲出版之后，虽然在国经济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乃至普通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巨大反响，以至于美洲开发银行策略规划部首席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科·梅西亚(Francisco Mejía)曾认为“赫希曼是近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然而，尽管赫希曼在发展经济学中影响甚大，但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却没有在现实中并得到多少接受和实施，他的发展理论也曾遭到一些老派发展经济学家的冷漠对待和批评。因此，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赫希曼（Hirschman, 1968）感叹地说：“阻碍人们形成正确变革观念的那些东西变成了变革自身的重要阻碍”。对任何一个处在制度变迁中的社会而言，赫希曼的这句话又是多么地正确和切中时弊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年末，刚从拉丁美洲旅行回来的赫希曼写了一篇“在拉丁美洲如何学会放手？为什么要放手？”的短文。这篇草稿还墨迹未干，赫希曼把它送给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尽管当时有着左倾思想的鲍尔斯对赫希曼本人很尊敬，但还是判定这篇文章为是“一篇力图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宣言”。鲍尔斯认为，主张在拉丁美洲“放手”，或者说听任拉丁美洲自行发展，“就意味着把这些国家留给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第515页）。
自1966年加入哈佛大学，到1972年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赫希曼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实际执教了大约只有6年。期间，它不但与一些在当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做了同事和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名满全球的经济学家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等——这些经济学家很多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和有一些正在迅速成长的年轻经济学家如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ichael Rothschild）、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以及塞缪尔·鲍尔斯做了同事和朋友。这段时间，赫希曼也从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1970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新意迭出，洞见满篇，字字珠玑。赫希曼在这本书中博众家之长，将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研究和思考综合起来，以及将社会观察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冶为一炉，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中一个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赫希曼发现，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赫希曼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这些观点看来似乎都是对现实观察而悟出来的大实话，之前好像还没有思想家做这样的理论化阐述。故这著作一出版，有关评论就如潮水般涌出，“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完全不吝溢美之词的好评”。就连这本书出版时的审稿人，当时已经是名满学界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也对这本书评价很高，称赞道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而且偶有惊人之论”，因而建议将之立即出版。于是，这本书很快就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当然，在国际上也不乏有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对这本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如当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巨匠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就对这本书不屑一顾，坚持认为呼吁与组织的衰退没有任何关系，一切只与垄断有关。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实际上对这本书评价也不高。就连当代一位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也对这本书颇有微辞，说这本书论述的虽然是“简单地”本质性问题，但却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一发行就影响力非常大，使这本书出版本身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
在《退出、呼吁和忠诚》一书出版不久，赫希曼在哈佛又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政治经济学与可能主义”。在这篇重要论文中，赫希曼提出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可能具备完备的知识，我们必须欢迎不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历史不但是不可预知的，而且如果历史不是不可预知的，那么就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第560页）。这显然与哈耶克（Hayek,1937）在1937年发表的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人》上的“经济学与知识”以及194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知识在社会中运用”（Hayek,1945）两篇经典文献中的观点完全精神相通。然而，赫希曼却发现，在当代社会中，
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越来越痴迷于预测的准确性和完美性，因而他认为这种倾向太糟糕了：“我们总是试图去预测变化”；“天下熙熙，皆为确定性而来；天下攘攘，皆为预测确定性而往”。据此，赫希曼用法国作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一句格言来警告当代社会科学家：切勿“急于做出宏大结论”（la rage de vouloir conclure），因为那只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由“伪洞见”、“唯一结果”和“唯一路径”所组成的世界。由此，赫希曼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出发点的主张：应彻底拒斥时下最流行的那种以“确定成功或失败的‘先决条件’为目标的‘研究方法’，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可能的路径、奇特的事物、异常的现象以及突发的和意外的后果上来”（第561页）。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理论基本假设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实践导向。赫希曼认为：“社会科学家总是在寻找最优政策和最佳状态，这通常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寻找构成这些状态的理想的但却相互对立的成分的最优组合。与之不同，我们要寻找的则是正确的组合，不仅仅包括接触型政策与非接触型政策的组合，还包括中央控制与分散行动的组合、精神与物质奖励的组合、技术进步与社会正义的组合，等等”。之后，赫希曼还补充道：“我之所以会与激进主义分道扬镳，是因为我认为，人类行为所非意图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这是哈耶克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著述中所常用的一个术语——笔者注）是非常强大的，也是‘统治阶级’绝对所无法控制的。‘统治阶级’即使能启动某些事件，这些事件也可能引导整个国家进入‘统治阶级’所从来不想涉足的某个领域”（第562～564页）。今天看来，单凭赫希曼的这些洞见本身，难道就不值得获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退出、呼吁和忠诚》的出版，标志着赫希曼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跨学科的经济社会思想研究。在哈佛大学的年轻的同事赫伯特·金蒂斯、鲍尔斯等的交流中，赫希曼把人们对来自于他人奖赏的快乐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快乐的偏好“按字典顺序进行了排列”（Lexicographic ordering），创作了一篇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的论文（Hirschman,1973）。在这篇论文中，赫希曼提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隐喻效应“隧道效应”（the tunnel effect）。对于这个隧道效应的发现过程，本书是这样记述的：
“赫希曼用它来刻画人们的情绪从满足变为愤慨的动态过程，并用它来揭示决定了这种情绪变化的预期变化的奥秘。有一天，赫希曼在波士顿洛根机场隧道入口处陷入了一场交通大堵塞，他耐心地观察了其他司机的情绪变化，也细心地品味了自己的情感变化。当拥堵开始缓解时，赫希曼注意到，那些被堵在纹丝不动的车道上的司机在看到相邻车道上的车子开始移动时，心情显然变得舒畅了一些，因为他们预期到，既然别的车道已经疏通了，那么他们自己所在这个车道应该也很快就会变得畅通。然而，这些司机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他们开始羡慕别的车道的司机了；很快地，他们的心情从轻松变得成了嫉妒，而嫉妒又转变成了愤怒，因为这些司机开始觉得有人在欺骗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情也就变得比原来还要糟糕很多――他们曾经觉得受到了帮助，因此大感欣慰，现在又觉得被剥夺了，因此非常愤怒。”(第577-578页)。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代人类学大大师，也是赫希曼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和好友克利福德·格尔茨就高度赞扬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比奇妙生动的比喻，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千个复杂的图表。这篇论文也印证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一件事情：小汽车是社会心理学家的移动实验室。在自己的小汽车里，人的本性会赤裸裸地显露出来。”远在英国剑桥的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数年之后读过这篇文章后，也深为激动，立即写信给赫希曼，称赞他这篇文章是“最微妙的讽刺写作方法的典范之作”（第580页）。
除了这一活波生动比喻的“隧道效应”外，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再到拉丁美洲访问中，赫希曼在巴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迷人的悖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政府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或者说，有人相信经济增长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到1974年的时候，隧道效应实际上已经耗尽，这可能是因为在政治方面一直没有什么进步。然而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却是，人们并不相信经济扩张的真实性”（第600页）。在巴西的这次访问中，赫希曼还发现，在拉美当时的发展阶段，政府养成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习惯，即，竟然相信了自己真的能够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高经济增长率造成了一种过强的白噪声，完全淹没了源于其他社会问题的其他‘噪音’，从而有效地隔离了决策者。”这个发现促使赫希曼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对隧道效应的修订”：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决策者有可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对‘伟大成就’的宣传，以及对高增长率能否维持的忧虑，就会淹没那些来自‘忘恩负义的群众’（这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抱怨）的、与‘主旋律’不一致的声音。同时，由于社会辩论（如果存在社会辩论的话）的焦点也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会误导政府，使政府以为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尽管人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成为自己压制表达自由的政策的受害者。”（第600页）。
对任何一个转型社会来说，赫希曼的这些发现好像都总是有着亲临其境的现实意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原载于《复旦大学学报》，省略参考文献与脚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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