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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吗

这是广泛流行并根深蒂固的观点，实际上，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错误观点。原始社会公有制是否必然形成劳动产品的平均分配，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这一观点，被强加给马克思，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一部分。

第一节 正统的观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别的分法也不可能。因为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个成员分得多些，超过每人平均应得的份额，另一个人就会饿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劳动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1]这种观点连同这本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我国建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一。

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观点，一本曾出版一千二百万册的经济学教科书就这样指出：“在原始社会中，共同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产品的平均分配。因为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可供消费的劳动产品不多，如果不实行平均分配制度，必然使一部分原始公社成员饿死，使集体受到破坏，而当时人们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求得生存，因此原始公社成员是神圣地遵守平均分配原则的。”[2]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在集体劳动中实行简单的协作，劳动过程不存在社会分工，只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当时生产工具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氏族公社成员通过狩猎和采集所获得的产品非常稀少。为了保证每个公社成员能够生存下去，只能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人们生产的全部产品，除了用以维持自身的最低需要外，没有什么剩余。”[3]

原始社会的人确实是实行过这种制度吗?平均分配制度真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唯一的和神圣的分配制度吗?那时的人们能不能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呢？他们有没有实行过不同于平均分配的其他分配制度哪？

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制度是不是一种公正、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发挥最大的效益呢？

第二节 食物为什么不可能平均分配？

要想彻底了解原始社会是否可以实行平均分配的制度，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进行一次比较详细的分析。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在一个原始公社中进行劳动产品的分配试验，看看平均分配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

“民以食为天”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无论是对谁来说，吃饭总是第一要紧的。原始社会中的人们自然不会例外，因此，我们首先对食物进行平均分配。

假定有这样一个原始公社，有一百名成员。像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或最起码的需要，在该公社所处的自然条件（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下，以及他们的劳动条件（如主要从事采集或从事渔猎）下，假定该公社为了满足全体公社成员对食物的最勉强的需要，每天需要二百公斤食物，而该公社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也恰恰不多不少正好能够生产出二百公斤食物。

食物总需求量应该是由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求量相加得到的结果，一般来说，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求量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既然如此，按照一般的理解，就应当按需分配。

所谓平均分配，按照一般的理解，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就是每个参加分配的人都分得相等的数额。这一原则具体到这个原始公社，就是说一百名公社成员平均分配这二百公斤食物，每人都正好分得二公斤食物。

教科书指出，如果平均分配的制度受到破坏，就会出现可悲的后果，假如有一位公社成员由于某种原因，从而得到了2.5公斤或更多些的食物，从而超过了“每人应得的份额”0.5公斤或更多，那么就会有另外一公社成员即只得到1.5公斤或更少食物的那个人就只好活活饿死。或者是出现另一种情况，其余的99个成员去平分197.5公斤的食物，那么公社集体就会受到削弱。

原始社会作为一个处在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是由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孩子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原始公社可能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更多些的人，但是，我们不能想像可能存在过完全由女人，或完全由男人，或完全由孩子，或完全由老人组成的原始公社。实际上原始公社是由一些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体质强弱不同、身高体重不同，从事的活动也不完全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最明显的事实，

至少就两个主要方面来讲，人们对于食物的需要量是不同的。首先，消化器官的情况是不同的，个体在不同发育阶段的胃容量有着明显的差别。一个新生儿的胃容积只有70毫升，一个6岁的孩子的胃大约可容纳600毫升。一个成年人的胃容量则有3公升，医学研究认为胃的正常容积为1—2升。虽然胃是人体内颇具弹性的器官，其肌肉系统具有显著的扩张性，能容纳较多的食物，因此机体无需过频进餐。并且胃窦有着强大的收缩功能，但是如果一次进食过量仍可能导致致命的急性胃扩张。因此，每个人对于食物的需要首先受到自已胃容量的限制。自然界亿万年的进化并没有为人类食物的平均分配准备相应的消化器官。

个体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对于食物的需要量有着很大的差异，发育阶段的不同，是影响食物需要的重要因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由于身体迅速发育，同化作用旺盛，而需要较多的食物才能满足需求；而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由于器官功能的衰退和活动减少而相对需要较少的食物；即使在相同年龄的人们当中，个体之间发育上的差异也导致对食物需要量的不同。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劳动强度的不同。根据现代营养学的研究，成年男女从事极轻体力劳动时每日需要供给热量2200—2400佧，重体力劳动时需供给热量3400-3600佧，极重体力劳动时需供给热量4200佧。可以看出，极重体力劳动和极轻体力劳动相比，前者所需热量相当于后者的1.75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显著的。消耗的能量既然不同，那么需要补充的能量也应该是不同的，极轻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能量消耗的平均值约为3100佧，如果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极轻体力劳动者获得的能量超过了其所消耗能量的近50%之多，而极重体力劳动者获得的能量与其所消耗的能量相差25%，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实在是难以得出食物的平均分配满足了每一个原始公社成员最起码的需要这样一个结论。

当然，这只是现代科学对现代人的研究结果，我们没有，也无法得到原始公社时人类生活的更为详细的资料，也许那个时代与今天有着我们考虑不到的差别存在。但是，我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今天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某些规律在若干万年以前也同样支配着人类的生活。

在原始公社中，一定有一部分成员如青年男性的食物需要量是高于平均数的，而另一部分成员如儿童及部分老人的食物需要量则是低于平均数，自然，也会有一部分成员（但决不会是全部成员）的食物需要量恰好和平均数相等。所以没有理由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给食物需要量不同的人们每人相等数量的食物。

如果不顾每个公社成员的实际的食物需要量，或者明知每个公社成员的食物需要量不同而置之不理、一味坚持实行平均分配，那么，实际上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公社中需要1.75公斤食物的重体力劳动的社员只能分得平均份额1公斤食物而不能吃饱；而一个5岁的孩子每天只能消费0.5公斤食物却也分得了1公斤食物而无法吃掉。那么，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公社生活资料的获取者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而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另一部分成员，其中一部分成员，正是需要依赖主要劳动者提供食物才能生存的孩子及老人，都分得了超出自身需要量的食物而剩余。

在这里看到，在食物总量能够满足社会的总的最低需要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原则的实行造成了怎样矛盾的现象：在亲密家庭般的公社中，一部分成员食物短缺，一部分人食物过剩，而本来是大家都可以吃饱饭的。

第三节 一切产品都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也这样谈到了原始社会的产品分配：“在原始社会，一切产品都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公社成员之间分配。由于生活资料很少，如不实行平均分配，就不能保证每个成员的生存。”平均分配“是原始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每个劳动集体所采集或生产的生活资料，乃至家庭和个人所采集、制造的产品，都必须交给公社，以便进行平均分配，这就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不过，个人日常生活用品如衣服、装饰品等，常是归个人占有。”[4]

“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劳动中的互相合作的关系，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平均分配。由于共同劳动获得的生活资料很少，只有实行平均分配，才能保证原始人的共同生存。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中的互助合作和平均分配，是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5]

从以上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理论界不仅对原始社会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是持完全肯定态度，而且还有所发展，把平均分配的范围扩展到“一切产品”。

那么，各种石器、独木舟、渔网、标枪、弓箭等生产工具，自然都在平均分配之例。那么，难道可以想像分给公社成员每人一只完全相同的独木舟，每人一张完全相同的渔网，或是每人分得完全相同的标枪和弓箭吗？

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公社有足够的能力生产如此数量的独木舟、弓箭?如果不能，怎么进行平均分配？如果有能力生产出它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工具，又怎么能断言其生产力水平是极度端低下的呢？

事实上，这些生产工具是属于公社集体所有，按需使用而不是平均分配使用的。百科全书也说：“生产工具一般是全氏族成员共有”[6]，在这里又否认了一切产品平均分配的论点，不过它对自己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毫不在意。

第四节 对礼品平均分配的分析

为了证明原始公社实行过这一神圣原则，前苏联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人送给火地岛人（处于原始公社时期的一个部族）一块麻布，他们把它分成完全相等的小块以便各得一份。”[7]这个例子确实令人感动，用它作为原始公社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证明似乎很有说服力。

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应该注意到的，即：这块漂亮的麻布并不是火地岛人的劳动产品，不是他们采集到或制造出的，不是那“一切产品”中的一部分。而是别人送给的礼物。处于原始状态下的火地岛人得到现代文明世界生产的麻布，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它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珍奇物品。在他们看来，这一礼物是送给整个公社的，虽然由酋长接受，但礼物并不属于酋长个人。

在另一个例子中说，一原始部落的人们把别人送给的礼物----一块糖轮流放进每一个人的口中品尝，不错，这的确算是平均分配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是，这只能说明原始部落分配礼品的方式。

把原始公社处理礼品的方法作为他们分配自己劳动产品的例证是不够妥当的，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

另一个事实就是这块麻布，并不是微少的、只能勉强满足最迫切需要的食物或其他产品，不是那种不平均分配就会危及公社成员生命、削弱公社集体的产品，而完全是一种奢侈品。是否平均这块麻布，就其物质方面的需求来讲，是无关紧要的，是根本不会威胁到原始公社生存的。

就其经济上的效用来讲，将这块麻布平均分成若干小块，似乎不能说使这块麻布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将本来可以做一个口袋、一件衣服或其他物件的麻布变得毫无用处。因此，就单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平均分配这块麻布也许是最不可取的。

书中也指出火地岛人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才平均分配麻布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是的，这的确是一种长久的习惯，一种纯朴的风俗，但把这种习惯看作根源于几百万年以来氏族成员平等、民主的传统，而不是来自平均分配产品的习惯，似乎更有说服力，更符合事实。

第五节 共同分享不是平均分配

有些学者认为，“共饥共食”是氏族社会中由于产品极端贫乏而采取的原始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的体现。他们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这种平均分配。引用了摩尔根对北美洲易洛魁氏族的记述；他们把玉蜀黍用叶子一束一束捆起，吊在个别的小房间里，当某一家的存粮吃完时，别家就以玉蜀黍按需要供给他，直到他能自给为止。这与独龙家庭公社各小户从小仓库“棒秋”轮流做饭，共同食用吃完一户的存粮，再轮吃第二户的习俗也是相同的。这都是原始平均主义分食的遗风。[8]

在更多的材料中提到的则是“分享食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马尼拉南部的热带丛林中，发现了仍处于原始社会石器时代的塔沙代人。“他们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使用的工具极为简陋，只是些石制的刮削器、砍砸器、石斧、石槌和挖土棒、杵……，在他们中间，没有劳动分工，每个人尽力而为，分享食物。”

另一份材料指出：波罗罗人完全靠男子协同狩猎，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猎物少了，大家都得挨饿；一旦打死了豹子，猎人们就互相邀请，共同来尝豹肉，并把豹皮和豹齿送到共同体中去分配。爱斯基摩人贮存的食物是公共财产，在分配的时候要考虑到全族的人，特别是病人和寡妇。他们熟悉自己的系谱，当狩猎者捕回野兽也是全体共享。”这种“分享”和“共享”在我们看来是按需分配而不是平均分配。

把这两种情况说成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实在是有些太勉强了，何况，摩尔根的著作中也明明写得是按需要供给，这里事实上是按需分配。共同食用与平均食用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吃了4斤肉，一个吃了3斤，一个吃了1斤。可以说他们共同食用，或共同分享，但是不能说平均分享。

不过初中课本上举了一个例子确实是很有意思的：“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是这样分配食物的，一大块肉，从第一人轮起，他割取能够入嘴的一部分，就把肉交给第二个人，这个人也同样割取一部分，如此轮下去，直到把肉吃完。喝汤也是每人喝一口就得把碗交给下一个人直到把汤喝完为止。”[9] 在这里，一人一口，可以说是绝对的平均；每人割取自己的嘴能够容纳的肉，每人喝取自己的嘴能够容纳的汤。每人一口肉，每人一口汤，假定每人的口数相等，不过进入每人肚子里的肉和汤并不一样多，因为每个人的口腔容量是不相同的。如果没有轮完一圈，那么就有人少吃一口或少喝一口，那么绝对的、神圣的平均分配就被破坏了。如果每个人的口腔容量与自己的胃容量有着某种比例关系的话，这种分配又可以算得上绝妙的按需分配了。这可真是平均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结合的典范了。

第六节 按户平均和按人平均是根本不同的

除了按人平均分配的制度，我们还看到一种按户平均分配的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用来作为原始社会平均分配的例证。“鄂温克人长期游猎在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一百多年以前还用弓箭和扎枪打猎。栅栏、驯鹿、桦树皮船、鱼具等生产资料，都归父系公社所有……。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决定了猎物必须按户平均分配，以免有人挨饿。那时，谁打着一只麇鹿，鹿肉就按家族公社的户数（共6户）平均分配。如心脏、肾脏割成6块，一户一块，脊骨分成8块，一户一块，余下的两块赏给猎获者。”[10]“无论谁打中的猎物，都是每户一份，即使打到一只鸡，也是有几户分成几份。”[11]

十分明显，这种平均分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平均分配了，它已经违背了按人平均分配的原则。首先，按户进行平均分配，相对于按人平均分配来说，是有根本性质的不同的。而按户分配时，因为每户的人口不可能是相同的，因而每个人实际上分到的产品是不相同的。假如其中一户有三口人，而另一户有六口人，或者九口人，按户他们分得相等的麋鹿肉，但按人口平均则两户中每人分得的麋鹿肉相差一到二倍之多，这种按户平均分配实际上是对按人平均分配的否定。

按户平均分配的方法，只有在每户中的人口相等，性别和年龄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以免有人挨饿的初衷。否则，只能是有人吃的饱，有人挨饿甚至饿得半死。那么所谓“必须按户平均分配，以免有人挨饿”的目的肯定不能实现。

马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中曾多处 提到过平均分配。他指出；‘在美洲大陆，北美的东达科塔人和巴西的博托多人处在相当远古的状态，东达科塔人在猎取水牛时，经常转移住地，他们的猎物不是私有财产，而是整个狩猎集团的共同财富，每人都获得相等的一份。他还指出在卡比尔人那里，家庭之父在临终时，通常都告诫自己的儿女要依旧住在一起，不要分家；在分家庭财产的时候，通常都遵循所分遗产一样的原则，除考虑亲等以外，也往往要考虑各人对家庭财产所添加的财物的多寡，只有在分配一年的储存谷物，橄榄油等等的时候，才遵守各个部分一律均等的原则。

他在书中谈到了食物的分配，在人数众多的家庭里，每月分一次食物。只有肉类才是不定期分配的，常在买进和屠宰牲畜以后，将生肉分给家庭成员，在分配食物的时候，家庭之父都严格遵守各个成员一律均等的原则。此外他谈到了土地的平均分配，每隔一定时间，往往是间隔一年，把公社土地平均分配，这在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上乃是比较晚期的一种形式。最初是实行土地共同所有制。

生活资料的平均分配，应当是在劳动所获得的食物比较丰裕，平均分配的食物能够满足公社中那些食量最大的一部分成员的需要，才是可行的。马卡瓦列夫斯基所提到的原始公社，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了。并且有了一定的储存。这时的公社，劳动产品已经不是仅仅勉强能够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而是有了相当的剩余产品。这里存在的平均分配，仍然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行为。而不是认为人们的需要量相等。

。

如果说，原始社会的人们确实进行过某些劳动产品的平均分配，那只不过是向我们表明，当时人们生产的这些劳动产品就其数量而言，是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劳动产品才能实行平均分配。

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当一种劳动产品只能满足人们最迫切的需要，而人们对它的需求量又不相同时，社会对该产品就不能采取平均分配的方法

第七节 按需分配是原始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

恩格斯在研究人类原始社会时曾经这样指出“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恩格斯的论述是足够清晰明白的。显然不能从其中得出最重要的劳动产品之一----生产工具是平均分配的结论，相反，生产工具是按需制造并按需使用的。

在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对于食物的分配原则应该是使生产的食物最大可能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当食物在数量上仅能勉强满足全体成员最起码的需要时，公正合理地分配这些食物，以保证能够基本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最起码的或所谓最低的需要是特别重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食物而生存下来。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相适应的情况下，在一个没有奴役和压迫的社会中，对于食物的分配自然会采取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即按照每个社会成员对食物的不同需要量而给以相应的不同份额。需要2公斤的就分给他2公斤，需要2.75公斤的就分给他2.75公斤，需要0.5公斤食物的，就分给他0.5公斤。也就是说，按需分配才是原始社会正确的分配制度。

唯一可能的事实是，我们的祖先不会完全采用平均分配的方法去分配微少的生活资料，所谓量体裁衣早已经是几千年来最起码的生活常识，而这一意识的产生和实践相信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开始

关于原始社会的产品分配，马克思说：“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活和共同分配的原始社会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满足每个社员，每个生产者的社会需要。”[12]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共同分配就意味着是平均分配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人类都不可能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平均分配一切劳动产品的原始社会。在那个已经永远消失了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平均分配，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比较符合事实的看法。

[1]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6页。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5月第一版。

[2] 《政治经济学》24页，蒋学模主编，1978年。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28页 ，卫兴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2003年12月第8次印刷。

[4]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1188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1190页

[6]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1188页。

[7]《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6页。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5月第一版。

[8] 《人类学研究》253页，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一版。

[9] 《思想政治》（全一册），7页。义务教育山东省三年制初级中学课本。山东省教学研究室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2003年4月第5次印刷。

[10] 《社会发展史》，65页，陶大镛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第5次印刷。

[11] 《思想政治》（全一册），5页。义务教育山东省三年制初级中学课本。山东省教学研究室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2003年4月第5次印刷。

[11]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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