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比较——陈恩 于绯-经管之家官网！

劳动力迁移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的社会现象，也是多数经济学流派所关注的研究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共同勾画出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两类理论流派在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城乡分割的作用以及教育对劳动力迁移就业的影响等方面具有相通之处，然而二者在研究劳动力迁移的动因、剩余劳动力的来源、劳动力迁移的拐点、劳动力流动与空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观点分歧。比较这两类流派下的劳动力迁移的理论观点不仅有利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能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和解决劳动力迁移问题带来一定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迁移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马克思将“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就业的居民阶层”看作“资本的轻骑兵”，他们根据经济周期中资本的膨胀与收缩“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结果是大量劳动力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转换了身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和非农业人口。因为马克思认为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迁移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现代的产物，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都必然经历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所以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迁移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首先在小土地所有权的灭亡和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农业的基础上肯定了农业集约化和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趋势，进而证明了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必然导致现代农业和工业的社会分工以及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因此，以知识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工业部门不仅满足了劳动力迁移的客观基础，也迫切需要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城市迁移以支持其发展。
（二）实现迁移的重要前提是劳动力脱离生产
资料成为自由流动的劳动者马克思对相对过剩劳动力迁移就业的分析是以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考察对象、以商品经济发育健全为条件、以全面考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失去迁移的自由。工场手工业时期，小工业生产者被束缚于所在乡村，手工工匠仍然拘泥于所在工业区，劳动力流动性很小。直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没有顾虑，成为自由流动的劳动者，并且自由得一无所有。这样的“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正是这种劳动者与劳动实现所必要的所有权之间相分离的前提条件促进了劳动力迁移，也带动了资本主义工业规模化发展。
（三）劳动力迁移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变过程
马克思将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的现象看作资产阶级利用暴力手段进行劳动力和资本的社会资源再配置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疯狂的资本积累并行，推动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前进，于是城市现代部门大规模吸收农村相对过剩劳动力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农业技术进步和机械化生产方式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比不断下降，同时农业耕地面积的逐渐扩大和耕作集约化使得投资于土地的资本得到空前积累，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于是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削减，引致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相对过剩劳动力迁移就业的过程可以理解为资本占据农业后将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农业雇佣工人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然后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迁移而成为工业雇佣工人，进而破产的农业劳动力和工业雇佣工人成为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待命，在经济繁荣时期被生产大量吸收，又在经济萧条时期被大量排挤，成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杠杆。可见，马克思将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社会再生产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有机结合起来，深入阐释了劳动力迁移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劳动力迁移理论简述
（一）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劳动力迁移理论
第一个正式提出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他在文章《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１９５４）中指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会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地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直到刘易斯转折点。此后，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刘易斯对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人口增长临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忽视，形成了“刘易斯—拉—费”模式。然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并存的现象瓦解了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型和城市失业模型》（１９６９）一文中打破了前述理论共有的城市充分就业的假设，提出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而城市部门存在一定失业率的假设前提，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是劳动力对区域之间预期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仅是实际收入差距，并且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规模Ｍ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净贴现值Ｖ（０）的增函数模型：Ｍ＝ｆ［Ｖ（０）］，ｆ’＞０。
（二）新劳动力迁移理论
斯塔克等学者在Ｄ．Ｊ．伯格与Ｅ．Ｓ．李构建的迁入地、迁出地“推力—拉力”理论的基础上，融合了西奥多·Ｗ·舒尔茨将劳动力迁移视为一项可增加一国资本存量和加速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提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其核心观点是迁移决策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与劳动力有密切联系的家庭或家族共同决定的，其迁移目的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还有家庭收入风险最小化。这一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安排理论”两部分。前者认为，农村家庭通常对所具有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安排一部分成员外出工作，通过家庭成员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布克服不完善的农业保险市场、信贷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约束，从而有效减少家庭农业生产收入的风险并促进家庭收益最大化。后者认为，家庭与迁移者之间的汇款往来是一种“自愿契约”。迁移者在迁出之后通常需要家庭提供资金来协助他适应新的环境和维持生活，而当迁移者的职业和收入稳定之后便会向家庭汇去存款。为了防范风险，整个家庭会主动强化这种契约关系。
（三）新经济地理学下的劳动力迁移理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和区域差距的形成，并将劳动力流动贯穿于产业集聚的始终。克鲁格曼提出的ＣＰ模型表明，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区域均衡的结果。向心力是指“后向关联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的累积循环因果，而离心力是指 “要素市场拥挤效”和“产品市场拥挤效应”的累计循环因果。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临界值时，向心力就会克服离心力而打破区域对称分布平衡，带动经济活动向某一区域转移，直到工业生产完全集中在这一区域，从而形成“中心（制造业）—外围（农业）”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劳动力迁入中心区域会增加工业品市场的需求潜力，引致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和更多厂商的流入，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同时，中心区域丰富的商品种类减少了从外地输入产品种类和数量的需求，节约的贸易和运输成本就会提高人们的实际工资水平，于是吸引更多劳动力迁入而形成“生活成本效应”。相比之下，外围区域必须进口大量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多样化，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和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可见，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是形成“中心—外围”收入差距格局的内因，而收入差距是劳动力跨区域迁移的主要驱动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迁移理论观点的比较
（一）相通之处
１．劳动力迁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列宁将迁移看作“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外出雇用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工人的工资，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可见，大量的劳动力迁移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崛起的基础条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到“推进器”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劳动力迁移理论则认为，劳动力迁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新古典经济理论主张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平抑可以使经济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外出打工能够控制整个家庭的收入风险，促进收益最大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新经济地理学指出，当贸易自由度足够大，一个偶然因素会引致劳动力和制造业向中心区域迁移，中心区域通过自我强化成为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心，而农业外围的发展则趋于停滞。
２．劳动力迁移会带动城市与乡村的分离。
马克思认为，工业化的结果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于是“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推动了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社会化，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一切发达的、以商业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分离的，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城乡对立的运动。西方经济学劳动力迁移理论也认为劳动力迁移推动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刘易斯建立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视为以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与统一，认为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工资差距会刺激完全弹性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直到城乡工资水平基本一致。此时，城市工业规模得到扩张，乡村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城乡界限更加分明，并且农村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城市而是由市场机制决定。克鲁格曼认为，在区域对称分布模式被打破后，劳动力迁移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产生的正反馈机制促进“中心－外围”区域模式愈加强化，结果往往是制造业集聚在城市，农业分布在城市外围的乡村，并且中心与外围的区域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３．教育为劳动力迁移带来积极影响。
马克思认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力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他进而指出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社会内部的分工变革很快，劳动者如果不接受综合训练，不开发智力资源，是根本无法适应劳动的变换和全面流动性的。可知，提高劳动者的脑力素质才能够摆脱旧式社会分工的痕迹，使劳动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变更工作并增强对各种社会环境的适宜性。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教育能够积极影响劳动力迁移和就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１７７６）中指出分工细化会消磨劳动者的智力，建议企业重视职后教育以提高工作质量和扩大再就业机会。马歇尔、舒尔茨则强调教育具有国家投资的性质，前者认为将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会使多数人获得比通常大得多的机会收益，后者认为人力资本形成就是一种以教育、培训和扫盲为基础的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的过程，教育的投资回报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则主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在相同条件下迁移的概率越大。虽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由于受到家庭等方面的影响其迁移成本就越大，但是受到高、低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其收入差距要远大于二者迁移成本的差距。
（二）观点分歧
１．劳动力迁移的动因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商品社会需求是劳动力迁移的动因之一。因为社会必要劳动不仅要满足社会对各种产品分配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既定比例，还要满足社会对这些部门生产的产品在数量上已确定了的需求。有了产品的社会需求，生产部门中才设有不同职能的岗位，才会有不同岗位对一定数量劳动力的雇佣。所以，劳动力迁移首先要接受商品社会需求对不同地区和行业劳动力需求量的制约。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是劳动力迁移的动因之二。马克思在对社会法则进行归纳时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从经济社会的商品需求和大工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阐释劳动力流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从个人及群体的微观视角出发，认为劳动力迁移的基本动因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提高福利水平。古典和新古典劳动力迁移理论将实际和预期的区域收入差距作为劳动力迁移的动因。推力—拉力理论认为，当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迁移合力大于迁移障碍时就会引发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迁移理论将人力资本差异导致个人之间迁移回报率的不同视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主张迁移决策不是由劳动者个人独自决定的，而是由与之密切联系的家庭等群体的共同利益决定的。新经济地理学打破了上述理论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等假设，提出最初劳动力迁移的扰动是由偶然性因素或者历史原因造成的，这种经济系统的随机性因素造成的劳动力迁移扰动完全可以引发经济活动的“内生的非对称性”集聚，无需借助任何外生力量。由于偶然性因素和历史原因总是存在的，这种突发性集聚就体现为从量变到质变，从偶然性到必然性的统一。
２．对剩余劳动力来源的观点不同。
马克思将产业后备军分为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的主要成因是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第一，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企业追加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同时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使得机器操作简单化，导致原有资本更新对劳动力的需求绝对减少，因此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并形成产业后备军。可知，相对过剩劳动力来源于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挤垮而被迫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的农民和家庭手工业中自我雇佣的小生产者。第二，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来源不受外生的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出来的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的产物。因为资本家用资本取代劳动力会导致资本积累和产出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就业的增长率，其结果是产业后备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填补。第三，根据马克思的论断，技术进步必然成为产业后备军形成机制的重要解释变量，并且产业后备军的再生速度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成正比例关系。而刘易斯认为：第一，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有限和人口猛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闲散劳动力。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农村劳动力就会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他们对现代工业部门也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可知，西方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流动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闲散劳动力。第二，这种剩余劳动力供给量不仅与外生的农村人口增长率有关，还与农村的资本配置方式，如采用机械化耕作还是采用小农型生产方式等等密切相关，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来源受到外生和内生因素的共同影响。第三，刘易斯不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系统有损于就业的发明总是超过相应的创造就业的发明，因而存在永久的失业大军”的论断。他指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既需要创造就业的技术发现，也需要损害就业的革新。产业后备军是消减还是壮大，关键在于新技术导致的现代产业对新型劳动力的吸收是否大于对传统劳动力的排斥，而并非在于技术进步是否可取。
３．对劳动力迁移拐点的看法不同。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表明，劳动力长期供给曲线在就业市场完全吸纳产业后备军的拐点处开始上翘，此后工业部门必须以高于生存工资的报酬来吸引劳动力。但是劳动力长期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会随着产业后备军的不断补充而向后延长，在新的拐点上，资本主义积累和技术进步仍将产业后备军吸收殆尽。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劳动力迁移的拐点只有一个，但它会随着产业后备军的壮大向后适度延伸。而刘易斯认为剩余劳动力迁移的拐点有两个，刘易斯拐点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Ⅱ表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开始与现代工业部门相同。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城市企业雇佣更多劳动力，但在有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之后，农村仍然保持生存工资水平，直到刘易斯拐点Ⅰ。在此转折点之后，农村劳动力由于过度迁移而变得稀缺，农村工资水平逐渐上升，直到与城市工资平齐就达到了刘易斯拐点Ⅱ。此后，城乡劳动力都成为稀缺要素，工资水平由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可以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将产业后备军吸收完毕的拐点与刘易斯拐点Ⅱ如出一辙。因为在这两个转折点之后，劳动力报酬都由就业市场的供求平衡决定，农业劳动力与城市产业工人的工资具有一致的上涨趋势，摆脱了农村生存工资和城市部门制度工资的束缚，从此城乡二元格局向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提出劳动力的迁移拐点，但认为劳动力迁移结束的均衡点是存在的，这一点也不是劳动力报酬市场化的转折点，因为伴随整个产业集聚过程的劳动力迁移行为都受市场力量的支配。一方面，劳动力向中心区域流动会扩大区域市场容量、丰富产品种类和提高实际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人口拥挤会带来地价高涨和厂商过度竞争。当逐渐增大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大小相同之时，就达到均衡点，集聚过程和劳动力迁移行为结束，此时劳动力稳定地分布在中心和外围区域，直到一个新的偶然因素打破二力平衡的均衡点，使得劳动力开始新一轮迁移。
４．劳动力流动与空间关系的理解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主张资本运动与劳动力流动组成的一系列生产模型通过产生特有的空间结构来影响和改变既定的空间地貌，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和一定规模的产业后备军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劳动力流动与空间的关系仍然贯穿着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灵魂。这是与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的空间状态下探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最大不同。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影响世界地理格局。资本运动和劳动力流动的根本目的首先是搜索一种空间羸弱点，然后将各种资源向利润最大化方向转移并进行全球范围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分散无产阶级力量以实现资本家在最薄弱的地方施行剥削，其结果是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凸显和全球异质性阶级空间的对立。这种内生出来的空间危机经过ZF干预可以缓解，但不能够根除。马克思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才能够逐步消除空间上的差异和对立。新经济地理学在建立一定的微观基础之后终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中。该理论提出工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农业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等严格的假设条件，在考虑要素流动产生运输成本的前提下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内生的推导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其建模技巧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这种重视数学模型的抽象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相比，更加重视理想空间的规律探索和数理结果，而忽视了现实经济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将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结论归咎于产业自组织和市场不完善等等，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此外，新经济地理学以无要素禀赋差异的匀质空间为起点来研究空间的演化过程，它所研究的是一种理论性的、笼统的、理想化的空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应用性的、具体的、现实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