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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创新议程(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创新议程(下)

发布:李攀 | 分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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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主义中,结构及社会关系的构建决定了个体行为。个体不能实现自主行为,因为它们严格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生产关系内的个体行为只能复制现有结构,这里的结构是个“已经结构化的结构”(Bourdieu,1977)。现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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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主义中,结构及社会关系的构建决定了个体行为。个体不能实现自主行为,因为它们严格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生产关系内的个体行为只能复制现有结构,这里的结构是个“已经结构化的结构”(Bourdieu,1977)。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是结构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承认人类是社会关系的整体。就这点而言,结构主义是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从生产关系,比如阶级关系这样的结构开始对经济进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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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化扩展和广泛扩展

  结构主义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另一端,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体的简单总合并从独立的经济主体行为来解释经济现象。根据这种观点,任何经济分析都应该从经济主体的个体选择,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开始。

  基于上述两种方法论,第三种分析观点是超越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这种观点侧重于关注连接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体现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形成了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多样性。因此,制度变异存在于生产关系和个人选择之间,基于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开发中观层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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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条件(http://W020140729361379016389.jpg)领域位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外。生产条件是自然物质,如土地、水、自然资源和气候,它存在资本积累的外部。这些生产条件构成了生态系统,不仅对于资本和工资劳工的再生产,而且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问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体系内的生产关系,所以对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无法进行分析。此外,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从生产力方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生产力定义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它着重探讨人对人的剥削,并认为人对自然的剥夺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观点阻碍了对生态危机的解释,生态危机威胁了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障碍,需要包括生产条件在内的生态政治经济学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也有必要深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将其扩展到生产条件的部门(http://W020140729361379142820.jpg)。生态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生态危机(由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所致),强调生态而非经济理性的政治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位于http://W020140729361379227859.jpg内。

三、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规划

  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议程,笔者建议制定一个研究计划。前面提及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扩展,也为该研究计划的设计提供了参考。以下是关于研究计划的一些建议:

  第一,应发展一种可以综合确认人类作为社会关系的整体和社会关系的自主主体的方法论。这个问题与结构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新方法论来综合识别“结构化的结构”中的“正在构建的结构”。在已经结构化的结构中,人类作为社会关系的整体,而在正被结构化的结构中,它们似乎作为自主主体。因此,重要的是,在设计替代发展模式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系过程中,要形成一个综合观点,避免陷入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唯意志论的谬误中。

  第二,找到特定的可以综合识别集体斗争和个人选择这两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的方法。经济现象是经济活动中各种个人选择和各种集体抗争的结果。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解释集体抗争所带来的影响,但在解释个人选择方面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一个综合方法来阐明微观经济现象(例如价格、工资、利息、利润和生产率)和宏观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危机、就业和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之间进行的批判性对话,可以为此提供一些线索[科里亚特和多西(Coriat & Dosi),1995]。像整体—个人主义和制度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可以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方法提供一些参考。宏观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分析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为宏观经济现象⑦中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可作为参考。

  第三,应该阐明“复杂劳动—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的关系。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在“简单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这种方法与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分析有关,而与以复杂劳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体系无关。为了分析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该阐明通过知识劳动或复杂劳动实现产品创新,在产品的使用价值增加的同时,剩余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增加。为此,需要努力创造理论修补《资本论》⑧中关于使用价值的分析。必要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通过分析使用价值开发出新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以此阐明知识经济的结构和活力,同时也说明“复杂劳动—使用价值—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

  第四,应该阐明“再生产—生产—消费”的关系。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置于主导地位,而低估了再生产和消费领域。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劳动定义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不能充分分析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在知识经济领域,价值创造实际是从知识劳动力形成的再生产过程开始的。在数字经济中,价值在消费过程中通过网络效应形成。因此,应该从理论上阐明“再生产—生产—消费”的循环流动中价值创造的过程。所以,这里要为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建立一个生产劳动的扩展理论。

  第五,创建一种能够充分认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探究这三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活力动态。那么采用什么方法可以综合解释权力和制度、竞争和技术、生活方式和文化对经济变化带来的影响呢?这个三部门模型“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融为一体?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市民社会中社会经济的重要性要求我们要密切关注对于替代发展模式的寻找和探索。这说明我们需要一种方法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背景下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六,需要创建一种能够阐明“使用价值—熵—生态系统”的关系的方法。这里,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通过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生态危机,从而使得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日益严重,并最终增加熵的消耗。这种分析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来综合认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方法论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克服生态危机尤其是极端气候变化的方法,我们也希望该方法能为作为替代发展模式的绿色经济的实现找出正确的、有效的政策选择。

  注释:

  ①比如,由乔治·索罗斯(Gorge Soros)创立的新经济学思维研究所为新经济思想设定了议程。

  ②《资本论》的逻辑局限在于:认为工资—劳工是资本的主体对象。有关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局限,见勒波维茨(1992)和金(1997)。

  ③经济与阶级还原论的缺陷,见谢尔曼(Sherman,1995)和赛耶(Sayer,1995)。

  ④以革命主义的名义拒绝所谓的“改良主义”倾向,导致忽视了制度改革和制度变量本身的重要性。

  ⑤宪法、法律和社会契约及风俗都是不同层面的制度。

  ⑥勤波维茨认为,工资—劳工的政治经济是马克思政治经济评论体系中所缺失的地方。

  ⑦调节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为宏观制度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见[博伊尔(Boyer)和塞拉德(Saillard),2002]。

  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知识的分支提供原材料,即商品学”,马克思拒绝将使用价值视作经济分析的对象。

  参考文献:

  [1]Althusser, L., Reading Capital, NLB, 1977.

  [2]Bourdieu, P., Structures Economiques et Structures Tem- porelles,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7.

  [3]Boyer, R., "Is Regulation Theory an Original Theor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Boyer, R. and Y. Saillard(eds.),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2002.

  [4]Boyer, R. and Y. Saillard(eds.),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2002.

  [5]Coriat, B. and G. Dosi, "The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Change: An Appraisal of the 'Evolutionary' and 'Re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ammes", in Nielsen, K. and B. Johnson(ed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Change, Edward Elgar, 1998.

  [6]Coriat, B. and G. Dosi,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 Theori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Boyer, R. and Y. Saillard(eds.),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2002.

  [7]Hodgson, G., The Great Crash of 2008 and the Reform of Economic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AEPE 2009 Conferenc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2009.

  [8]Hollingworth, J. and R. Boyer(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Kaneko, M.,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Market,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Kim, Hyungkee, "A Study o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Formation by the Methodology of Wage-Labor Theory," Kore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1997.

  [11]Kim, Hyungkee, New Political Economy, Seoul: Hanul Academy, 2001.

  [12]Kim, Hyungkee(eds.), Methodologies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Seoul: Hanul Academy, 2005.

  [13]Kim, Hyungke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Innovation of Korean Economics," Kore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7, No. 2, 2011.

  [14]Kotz, D. M., T. McDonough, M. Reich(eds.),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Krugman, P., "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09.

  [16]Lebowitz, M. A.,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king Class, Macmillan, 1992.

  [17]Marx, K. H.,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arl Marx-Fri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8, 1859.

  [18]Marx, K. H., Capital, Vol. 1, Penguin Books, 1976.

  [19]Negri, A., Marx beyond Marx: Lesson on the Grundrisse,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20]Sayer, A.,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 Critique, Blackwell, 1995.

  [21]Sherman, H. J., Reinventing Marxis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来源:《学术月刊》(沪)2013年8期 作者:金炯基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mkszy/mkszzjj/201407/t20140729_1271147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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