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20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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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十二五”时期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从而引起了学界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一）为什么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从政策到学界的共识，而金融危机之后对“加快”二字的强调反映了现有发展方式已严重危害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当前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加快转变”的前提，故需要结合危机之后出现的新的问题进行分析。因此，本部分将从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两个方面概括相关研究成果。

１．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

在论述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时，学者们往往直接指出当前经济发展方式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各个击破。这主要体现在对经济结构的各方面的分析，如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国内外结构、区域结构，等等，而并未对经济发展方式做深入与具体的界定，或直接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两方面”等类似提法。

消费结构、要素投入结构都影响收入分配结构，而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需求结构之间也密切相关，这些经济结构之间并非相互孤立，而是互相影响。将经济发展方式单纯理解为各种经济结构的组合难以抓住问题的本质。卫兴华对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就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角度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促进生产力发展途径与方式的转变”，这一点就涵盖了一般学者所讨论的各种经济结构。卫兴华指出了一般学者所未认识到的“转变发展方式还包括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容”。贾根良和李黎力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需从体制和发展战略进行深入讨论。

在《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底的创刊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思想。如白暴力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从体制到发展战略、再到发展方式等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张宇认为，“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而现实中所提出的目标都是有关生产力的研究，而没有生产关系的讨论，这样可能就抓不住问题的根本，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对生产关系的研究。”

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

“十二五”规划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局势从内外两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而国内“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有很多学者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现象出发，对现象进行了数据与资料上的详细描述，如辜胜阻、马军伟和王敏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房地产单一支撑、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及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方式。相关类似观点只是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更细致的描述，没有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层面、体制的层面。这源于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的界定不清晰。

关于外部冲击，李杨讨论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认为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上是在对上述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国际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依赖已经充分显示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就其原因和实质而言，等价于各国国内经济均处于失衡状态；而发达经济体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对其发展方式做出了调整，中国也必然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来保持增长。

关于外部冲击与内部不平衡的关系上，卫兴华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虽然是外部冲击触发的，但内部结构失衡，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出口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需求不振是其内在原因，因而内部失衡才是根本。

而关于内部失衡的原因，卫兴华认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为总需求结构的不合理，其反应在发展方式上就表现为经济增长模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续与低效率，其深层次的体质因素为分配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的不完善，ZF职能的滞后，财税体制的不利作用。贾根良则认为，造成我国目前严重经济困境的根源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战略。

（二）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二五规划对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改革开放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很多学者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三个方面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１．发展战略

贾根良总结了英国和美国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认为在遭遇重大外部需求危机时，对难以为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简单修补无济于事，革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并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提出的内在要求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前提，论证了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提出了十大战略方针来保卫民族产业。

程恩富从经济开放的阶段论出发，认为我国的经济开放应强调并积极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的新阶段，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源的依赖程度，积极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

２．经济体制

周新城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社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私有化的观点，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顾钰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在于企业，因而需要创造完善的市场机制。魏杰认为，转变增长方式的重点在于从ZF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而卫兴华在讨论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关系时指出，“调整经济结构要以搞好搞活国有经济为前提”。

郑宗寒提出，国有经济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手，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的主导支柱作用决定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导作用。

３．经济结构

首先，经济失衡现象中最突出的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收入分配结构影响了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国内外结构，因此，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论及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促进中国摆脱投资促增长的旧有模式的关键。

胡钧指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分配中国家和企业支配的部分与直接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两者的比例关系；二是在居民之间收入数量的差距问题。前者是回答整个国家积累或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后者则是回答正确处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问题。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有必要提高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制定提高工资水平的具体措施。从ZF方面来说，还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ZF投资结构。关于第二个层面，胡钧分析了五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指出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的具体差距应多大，除了依据劳动贡献这一规律性原则外，还要依据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实践结果进行具体研究及实际操作。

卫兴华和武靖州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了四点建议：第一，逐步形成居民、企业、ZF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第二，逐步形成劳动报酬与资本回报合理分配；第三，促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机制的形成；第四，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经济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改革企业收益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李文溥和李静通过分析中国资本深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探究了中国劳动报酬比重过快下降的原因，认为源于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技术进步的偏向以及金融过度深化导致的资源加速资本深化，因此需要健全要素市场以矫正要素比价扭曲，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格局，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其次，要素投入结构的问题表现在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资源的大量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金融危机后，要素成本上升，对外技术依赖增强，在危机下显现出的经济不可持续性与经济安全问题，使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要素投入结构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刘世锦指出，实现经济转型，市场化改革必须更多地转向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上来，这就需要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其中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

马强文和任保平认为，国有经济比重增加和对外贸易的增加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负向影响，而第三产业比重和科研支出比重增加则会带来正向效应，因此，要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关键在于提高市场化程度，调整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增加科研支出。

此外，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表现在农业的基础薄弱，经济增长倚重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在国际市场的分工模式中，我国处于下游的附加价值低、高消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

林善波通过分析开放模式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初始开放模式所带来的资源锁定效应，应当通过加快开放模式的转型来启动和支撑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有学者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论述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程恩富和侯为民认为，“要扭转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理由，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让西方跨国公司支配或控制中国产业和重要产品的现象；要利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和今后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变革的历史机遇期，适当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外向型加工业，积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已成为碳排放量第二大国，减排的国际压力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内在要求使得建设低碳经济成为各界的共识。马艳和严金强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相互促进、互为前提，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最终取决于技术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方时姣和王岩也从不同角度获得了类似的观点。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

“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涉及从发展战略到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各个层面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转变，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各方的利益之争。

周新城指出，“谈到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至少不能不问两个问题：第一，采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第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由谁来推动它实现的，在阶级社会里是由哪个阶级来推动它的实现。”赵振华也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如何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需要审慎处理；处理好了社会就稳定，处理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泉，最终殃及全社会。荆林波还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到顶层设计与基本价值的取向，需要摒弃传统的ＧＤＰ崇拜的顶层理念，树立统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法制健全的发展观；需要调整多层利益格局，如中央与地方、企业与国家、居民收入与国家税收之间；还存在追求卓越的企业底层基础脆弱的问题。而这些都是难点。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还涉及到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是一个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的全过程。

总体来看，２０１１年经济学界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些子规划的不断出台和实施，经济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将不断具体化和深化。同时，如何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经济的开放性这一重要特点以及新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将是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毫无疑问，要真正实现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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