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重新定位经济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中）-经管之家官网！

　　 当然，在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则没完全建立起来，同时，干预政策已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构成越来越严重障碍的时代；为此，斯密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雇主主义时代，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也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不过，尽管斯密对市场竞争采取了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成熟，私利和公益会达到自然的和谐一致。但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表明，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是漫长的，而在市场还没有成熟之前，在自然作用下它往往存在一个异化的过程；而且，基于力量决定的市场交换往往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逆向发展。因此，到了李嘉图时代，分配就逐渐开始成为中心问题，穆勒更是提出了生产和分配的两分法：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分配则不仅仅由经济力量决定，而完全人的意志和制度的问题，政府和国家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但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为此，古典经济学家都积极探讨制度变革的途径。例如，穆勒融会了前人所有较有见地的思想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积极把经济分析明确地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穆勒不是纯粹地强调产量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检验，而是强调更具综合性的标准，如包括生活质量和个人的充分发展，他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方面的一些应用》，其副标题就暗示了更为宽泛的目标。

最后，需要指出，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集中研究了市场中的分工、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机制运行等问题。究其原因，市场也是一种组织，速水佑次郎将市场视为“是通过自发交易协调商品、服务的市场那和消费的组织。”[7]同时，组织又是由为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系列的规则所构成，因而组织往往又与制度混同使用。速水佑次郎写道：“国家是由一套统治规则组成的制度，同时，它又是由依照那些规则组织的各种职能部门和机构构成的功能性实体。同样，市场是由在价格参数下控制自发交易的规则组成的制度，它也是由组织如零售商、批发商这样的各种市场主体以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功能性实体。

”[8]显然，正是从组织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将市场也视为一种协作系统，它的运行也与分工、分配有关，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与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关。事实上，除了单纯的个人消费的等问题可以看成是“纯”私人领域外，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根本上都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非鲁滨逊社会中，甚至是个人的生产和消费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说，纯粹的私人事务是没有的，一切事务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公共的性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公共领域。因此，政治经济学更恰当地反映了经济学科对社会事务进行研究的要求和特征，反映了现实市场的运行特征。

　　 可见，尽管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随着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国家，随着经济学科所涉猎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广泛，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就越来越广，集中研究整个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提高，关注整个国家中的利益冲突，等等问题。显然，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理解与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具有相通的含义，也正如叶坦所说，“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其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仿佛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是很相似的。”[9]同时，即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行为和经济活动越来越依据价格信号而非行政命令，这也不能将个体行为视为孤立的和他人无涉的，任何人和行为都发生在市场这一组织中，而市场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则存在根本上的互补和共生关系。因此，研究市场经济活动时，就需要关注市场规则对不同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关注市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关注市场分工的内在机制，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幸的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市场的丰富内容而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化市场学说，从而就不再研究分工和分配问题，不再剖析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各自特点，也就根本上没有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

　　 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

　　 自研究对象从家庭等微观组织转向国家等宏观组织并由此诞生出“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科的研究目标就从组织运行的有效性转向了社会福利的提高问题，致力于探讨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以此寻求提高人们福利水平的途径。事实上，斯密和其他绝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学视为一门富国裕民的科学，后来关注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马歇尔写道：“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10]森也指出，“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这种生活包括制造商品和使用商品，但其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不相同。对商品世界的兴趣是派生出来的，根本的考虑还是我们所过的或是不能过的生活。”[11]

　　 同时，在对社会福利的关注中，最为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或生活水平。究其原因，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富人都已经获得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获得的最大满足，从而也就构成不了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同时，弱势者的生活水平限制了整个社会普遍福利的提高，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是滋生社会问题的主要渊源。西斯蒙第就强调，“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而“对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12]马歇尔则指出，“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而且，“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13]为此，西斯蒙第指出，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马歇尔则认为，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要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探悉社会问题的根源。

　　 因此，尽管经济学研究的具体目标在不同时期往往会出现转换，但任何时期经济学都存在一个根本性目标，这就是要探究如何提高人类福利的途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学是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学问，其中就包含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思想。一方面，经济学需要探究在既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让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实际上就是稀缺性的资源如何配置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问题，这是研究“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课题。另一方面，要提高人类的福利就必须考虑“生产什么”，经济学也必须探究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人的需求（价值）取向；同时，也要考虑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祉，这是“为谁生产”以及消费品的配置问题。显然，这两个方面对实现经济学的目标而言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却造成这两个途径的割裂，特别是往往抹杀了后一个方面，似乎“生产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为那些能够出得起更高买价的人生产。事实上，正如维塞尔指出的，“生产出来的不是那些可能有最大效用的东西，而是人们需要付出最高价钱的东西；财富上的差别愈大，生产上的矛盾也愈显著。它给浪荡公子和饕餮之徒提供奢侈品，而对贫苦不幸的人的需要却充耳不闻；因此，正是财富的分配决定怎样去生产、并引起最不经济的消费，这种消费把原来可能用来医治贫穷创伤的东西浪费在不必要和该受谴责的享受上面了。”[14]

　　 那么，如何提高人们的福利尤其是缓解穷人的贫困呢？这主要源于两大基本途径：（1）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是斯密等关注的；（2）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这是李嘉图和穆勒等关注的。

　　 首先，就财富的创造和福利总量的提高而言。这又有两个基本途径：（1）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稀缺性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现代经济学提出的理性行为者的最优选择问题；（2）在资源使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创造新的财富或资源，这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通过社会分工促进国民财富的最快增长问题。显然，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要强调现有资源的合理使用，关键在于它将（短时内）资源视为稀缺的，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过，相对于人类的需求和利用能力而言，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并不是稀缺的，只不过，一方面大量的资源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已经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因恶性竞争而导致了这些被大量浪费和破坏。因此，我们说，相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利用能力而言，大自然所提供的天然资源是相对充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源的利用能力而不是自然资源的绝对数量。相应地，提高利用能力也就是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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