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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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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一个学者的幸福　　《新财富》刘凌云刘浪/文　　与陈志武的交谈中，幸福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之一。谈及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太喜欢做学问了。任何一天能够有一些新的认识，我都会觉得很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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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一个学者的幸福
　　《新财富》刘凌云刘浪/文
　　与陈志武的交谈中，幸福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之一。谈及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太喜欢做学问了。任何一天能够有一些新的认识，我都会觉得很幸福。”
　　谈及年轻时的拮据，他说：“那时多花一块钱所带来的幸福感，比今天我多花1000元要高很多。”并由此引申到发展金融业可以提升年轻人的幸福。
　　谈及经济学的研究，他说：“我们需要对一些基本理念作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并进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给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使老百姓过上更富有、幸福的生活。”仔细想来，这些幸福其实都环环相扣，因为毕竟，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正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茶陵：乡土环境里的自由成长
　　6月末的一天，陈志武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到故乡——隶属湖南株洲的茶陵县。正是连场暴雨之后，他们被堵在公路上。这使得他有机会重新打量路边的一个农场。高中时代，他每个学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把山上原生的树砍掉，再种上果树。现在，那些树都没有活下来，我们那么多的岁月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与个人历史的不期而遇，让对历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史”非常感兴趣的陈志武再一次体会到自己研究的意义之大：“了解过去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证券业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的发达程度不一样，甚至于像今天或者是70年以前，不同省份民间的借贷利率和金融交易的程度都差别这么大，这些都是我想要弄清楚的。解释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
　　1962年出生的陈志武，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茶陵，这个因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的湘赣边界小城，这位如今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曾过着普通的农家子弟生活。“我家在农村，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每天下地劳动或是上山砍柴，一直到1979年上大学。冬天要去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砍柴，然后背60公斤左右的柴回家，往往离家还有十几公里，肚子就很饿了。1986年8月，我到耶鲁读书后，经常去纽约。走在曼哈顿的大街上，我就想，几年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山沟里扛柴呢，这些年的变化还真是蛮大的。”
　　早年的茶陵生活经验，后来不断出现在陈志武的研究中：谈自由市场的运作时，他会想起跟父母到集市买东西的见闻；谈法治时，他举出自己小时候几乎没见到过警察的例子，说明交通不便过去使中国乡村与正式司法基本无缘；谈诚信与市场浑浊时，他指出，乡土中国的商品市场多以村为单位，买卖双方信息基本对称，讲“诚信”才是理性的选择。
　　平民家庭的成长环境，也使他对草根阶层有着特别的关怀：“我5个兄弟，最大的哥哥长我16岁。我读高中时，有3个兄弟已经工作了，所以我就没有像他们那样，必须下地干活来养活弟弟。读大学时，我一个月有9元左右的奖学金，兄弟还可以补助几元，但即使这样，那时每天多花一块钱所带来的幸福感，仍比今天我多花1000元要高很多。这也是我现在研究金融时感触特别深的一个问题——任何社会中，金融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即使撇开它怎样帮助企业融资不谈，仅从改善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说，它的意义也非常大。但是，中国即使到今天，金融、证券还是非常地不发达，一个人没办法利用金融工具把一辈子的消费和收入作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安排，使得自己不至于在年轻、最需要钱的时候最没钱花，年纪大了有了钱，却没时间、精力去享受。”
　　作为文革中成长的一代，陈志武的生活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1974年上初中，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教室里读过书，绝大多数时间要么是在山上，要么是在农田里度过。”1978年，首次参加高考的陈志武落了榜。父母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一年复读之后，他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修读计算机专业。多年以后，他感慨说，如果父母按中国传统方式管教自己，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父母亲都是农民，没上过学，不能给我提供很多建议，差不多我所有的人生决定都是自己做的――从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1983年进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1月毕业后留在国防科大做老师，到当时申请去美国读书。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怕，因为当时甚至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连报考耶鲁金融系时，都不太了解金融学科是干什么的。”从这个角度看，陈志武觉得，今天农村和城市学生之间知识和经验的差距已经比1979年时大得多：“如果我晚十几年出生的话，今天反而可能没有机会考进重点大学，没办法跟城市学生有一样的起点。”
　　研究：从未改变的人生方向
　　1979年，中国的计算机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随机选读了这个新兴专业的陈志武，一直到1983年做毕业论文时才真正地碰了半年计算机。不过回想大学时代，他仍觉得颇有收获。一方面，他掌握了数学的、工程的客观研究方法，这为他今天研究经济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式教学的机械性、不注重应用，也让他体会颇深：“我大学一、二年级一直在学微积分，但从没有搞清楚微分、积分有什么用。1986年我到了耶鲁，学一门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课程，在给债券作风险评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阶导数可以帮我们控制风险。我突然之间头脑开窍了，这个微分、积分还有这么好的用处。所以这些年，在国内我一有机会跟大学里的老师或者学生交流，总是谈这个感受，希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他利用那4年把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有一个同学每天早上回家把当天的《中国日报》拿到宿舍来，我们就轮着看，再就是听《美国之音》，我大学毕业时，读英文的文章就像看中文一样了。”
　　大学毕业后，多数同学分到了冶金系统的研究所或企业，陈志武则选择了继续读书。他说：“做学问是我的最爱，我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想过，除了做学术研究以外，还会去做其他的职业。”
　　在国防科大，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如今在国内社科领域相当有影响的崔之元，1987年，他们就合作翻译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崔之元是北京人，对社会科学非常热衷。我跟崔之元交上朋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的英语特别好。通过和他接触，看一些书，特别是后来接触到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我慢慢地对以数理的方法研究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大概是1985年秋季，我基本上作了一个决定，就是放弃学工程。”
　　那时，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从北京蔓延到了长沙，陈志武也开始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与社会科学有关的，我申请了耶鲁。另外，我对用数理方法研究医学也蛮感兴趣，所以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授也写了信，他根据我的背景建议我放弃这个念头。同时，我也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个专业。”但他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因为他无法考托福和GRE。在写给耶鲁的信中，他说，我不知从哪里找到32美元的考试报名费。那时，中国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我用英文给他们写信说，我的英文应该还可以，他们相信了。”1986年4月，已留校任教的陈志武收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耶鲁每月还向他提供800美元左右的奖学金。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发现雪碧怎么这么好喝，那一年，我不知道喝了多少的雪碧。从那以后，我基本上不碰雪碧了。”陈志武还发现，美国大学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大学只要期末考好了就行，而美国大学平时布置的作业都要算期末成绩的。快到第一学期期末时我才发现这一点。耶鲁每个学期有13个周，我到第8周都没做任何作业，老师给我每份作业都打Later，这对我第一年的成绩影响很大。不过，第二年我就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了。”
　　1990年，陈志武顺利获得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进入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理论》(Journal of Econimic Theory)与《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主流学报上，内容涉及资产定价、共同基金、动态股价模型、股票投资赢利战略等领域。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得了默顿·米勒研究奖（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命名），《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他成为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富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美国、欧洲包括香港、日本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道陈志武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他被请回母校担任终身教职。
　　创业：成功与不成功的公司
　　随着职业生涯的一步步上升，陈志武身上湖南人喜欢挑战的基因开始显现。1998年，他创办了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蛮有兴趣把这些的理论投入到实践中。另一方面，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感觉企业家、管理层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也可以帮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至于太超脱。”
　　然而，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业。“最初，我们想为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如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一些分析股票和控制风险的软件和数据库，但是后来发现，做这个蛮艰难的。1999年，公司开始转型，想针对股民大众提供一些分析工具。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公司的资金来源就比较紧张了，到2001年为止，整个公司大概烧掉了六、七百万美元。后来就裁员，现在公司也就四、五个全职的雇员，有一点点盈利。之所以没有把公司给停掉，保持员工的就业几乎是惟一的考虑。”
　　2001年，他又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这只秉持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几乎100%是根据陈志武的模型来判断、操作的。“到目前为止，实际的投资业绩跟我们最初设计的目标总体一致。”Zebra对冲基金现在有十来个全职的职员，客户主要是来自法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今年6月，陈志武又对基金进行了一次重组。
　　两次创业经历，确乎为陈志武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比如说委托代理关系，学术界对它在现实经济中的影响研究并不太多。我做这些事以后就感觉到，它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中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出发，陈志武格外重视对诚信的研究。
　　中国样本：解读时的独立与深刻
　　在两个女儿看来，陈志武和普通爸爸没什么两样。每天，他早晨送她们上学；每周，花半天左右时间处理对冲基金公司的事务；每年，大概有90－100个学时左右的教学任务；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重点都放在研究上。
　　2001年开始，陈志武把研究重点之一转向了中国转型中的市场发展问题。“中国过去28年一直在经历着三个大的转型，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所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化，都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数据库。”
　　而中国本土的很多学者显然没能把握好这一难得的机遇。陈志武认为：“国内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在我看来，学术价值非常低，经济学相对还要好一点。区分一个国家学术领域水平高低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这个学科最顶尖的学报跟民间的大众刊物作比较，如果学报上文章的内容和可读性跟大众刊物没太大差别的话，就说明这个学科在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专业性的学问，职业化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建立起来。翻翻中国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一流学报，你会发现，一个没有受过太多相应学科训练的人基本上能看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在内容、视角、研究方法上，他们写的东西和大众报刊没有太多的差别，这说明这些学科在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学问。”
　　现在，这位排名全球第202位的经济学家，每年有3个月左右呆在中国，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并乐于提供自己的意见。“我现在研究的问题，一是围绕资本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新闻媒体等配套的支持架构，这是我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的；第二是金融史，特别是中国过去几百年借贷市场及其他市场跟证券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是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资讯这些相关的、互动的变化。”
　　由于更喜欢进行比较研究，“包括把今天的中国跟今天的其他国家，把100年以前的中国跟100年前的其他国家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陈志武对中国的观察有着更为宽泛的视角，因此总有发人深省的解读。他从中国人热衷武打片，看出中国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缺失；从高利贷存在的合理性，谈放开民间金融之可行；从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谈媒体监督、信息透明之必要；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从中国与印度的对比，阐释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竞争，“哪个国家能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他呼吁“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
　　谈起这些极富创造性的研究，他表示：“我们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能不能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商人除了赚钱以外到底还给社会能带来什么等等基本性的理念，需要作一些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做到这一点，会给中国社会更持续的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虽然经济学家们总不乏经世情怀，而陈志武认为，并不能因此影响研究的独立性。“做学问的人，经济学家也好，其他学界的也好，第一个任务不在于我们的观点今天或者明天ZF会不会采纳——我们不以此判断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是首先要问自己，我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对于整个学界的认识是不是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学者不能以ZF是不是会采纳，来决定自己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问题。”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以最客观的形式给其他学者和业界、给ZF的决策部门提供尽量客观的研究成果：“今天世界上富有的国家的经历一再说明，市场经济加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还有生产资料的私有，不仅仅是让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更富有的途径，也是最终解决贫富不均、收入差距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帮助中国进一步持续发展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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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情的舞者
　　《权衡》杂志李志艳/文
　　7月1日下午两点半，陈志武如约出现在“雕刻时光”咖啡馆里，这是他主动向权衡记者提议的采访地点。无奈环境太吵，陈志武不得不带着记者向临近的波萝咖啡馆辗转，一路上仍依依不舍，忘情地讲着“雕刻时光”的商业模式。
　　“你为什么那么钟情它？”记者不禁问道。
　　“因为它的氛围吧！”陈志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似乎并不掩饰，经济学家的外壳下流露出对生活情调的追求和讲究。这似乎预示着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漫谈式采访即将勾勒出一个这样的形象：这是一个治学严谨的经济学家，这同时也是一个有情调、懂浪漫，忘情投入，拥有多姿多彩生活的人。
　　执著烂漫的青年时代
　　陈志武出生在湖南农村，1979年考上中南大学，那是他第一次进城。他不是出生自书香门第，家庭在读书和观念上都没有给他太多积累和指导。这反而使他少有成见，对文化和书籍都有更宽容的接纳心态。他说直到现在他读的书都不如他的一些朋友如崔之元那么多。但他仍然取得了不菲的学术成就。陈志武讲，他太太认为他的成功可能要归功于他原来是“一张白纸”。陈志武讲到此处，脸上挂着含蓄的笑容。
　　在中南大学的经历，他用了两个“疯狂”来概括。首先是疯狂学英语。每天听美国之音两到三个小时。当时中国唯一可见的英文报纸China Daily，他每天把所有版面的文章都读尽。这颇有点现在大学生考GRE和TOFEL学英语的劲头。可记者问他学英语的动机是什么，他却笑着回答：“说来也奇怪，真是一点动机都没有，仅仅是因为喜欢！”
　　第二件“疯狂”的事情，就是每天早晨跑到操场去练单杠和双杠，每天洗冷水澡，冬天也如此。这股疯狂劲儿足足持续了一年有余！
　　中南大学毕业之后，陈志武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那时候我都还是白纸，刚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陈志武说。
　　那时，陈志武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两本书给他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与影响，直到现在研究公有制问题的时候，它们还总在他头脑里盘旋。他开始从事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与崔之元合作翻译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并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介绍西方理性政治学的文章。在读研后期，陈志武确立了自己用数理方法研究社会科学的定位。
　　1986年陈志武到耶鲁大学读金融学。开放的美国文化与天性烂漫执著的陈志武简直就是一拍即合。在耶鲁的四年，陈志武的奖学金花得一分不剩，原因就是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参加Party，跳Disco。陈志武的舞跳得很好，每次Party都有很多人去看他跳。
　　在耶鲁后期，陈志武又开始了新的“疯狂”运动。“89年末至91年初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一天跑8公里以上，第二天就游泳，一下水就不停，游1.6公里才停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喜欢，还真是满枯燥的。所以回忆起来的时候，陈志武会大笑着说，“真的是有点发疯了！”
　　陈志武肯定还回忆起了爱情。
　　“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下什么叫爱，爱一个人可以到忘我的程度。任何人如果没体验过一次深刻的爱情，那会是缺憾的。” 陈志武说话之时，目光灼灼。
　　毫无疑问，他是大胆热情、热爱生活的人。这和他的一些朋友不一样，一些朋友只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连谈恋爱也觉得浪费时间。而陈志武却坚信，“任何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自己亲身体验生活，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社会和人。”
　　他的家庭生活很幸福，有爱妻和两个天真可爱的女儿。人到中年的陈志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上。他是那种一旦喜爱、就紧抓不放的人。加上天生的聪明勤奋，陈志武很快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得到了美国金融学界的认可。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被提升为终身教授，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
　　经济学家中的企业家
　　经济学研究和经营才能好似天生不容。经济学家一般都不擅经营，写出宏著《利息理论》的经济学大师费雪，在投资方面败得一塌糊涂。1998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直接操盘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终覆灭。即使凯恩斯在投资方面小有斩获，但仍有人认为他最终的投资结果并不成功。陈志武正走在其前辈相同的经营路上，目前的结果显示他还算成功。
　　“对经济有经验认知，这样才能做出学术成绩。”陈志武说。社会学科的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的体验，已成为他的原则之一。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仅靠书本学习得来的彻底理性。1998年，陈志武与两位合伙人成立了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和华尔街Zebra对冲基金公司。陈志武运用自己公司的实例，向记者侃侃而谈合约的重要性，后者正是他长期坚持研究和推广的重要经济理念之一。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陈志武与合伙人聘请了律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专门制订了公司章程。章程规定得相当细致，有40多页厚，“几乎把各个可能性都考虑进去了”。但百密终有一疏。后来陈志武与一位合伙人要购买另一合伙人的股份，将他开除出公司的时候，公司不得不因当初章程考虑不周，多付出数百万美元的代价。
　　“合约制订的时候，聘请专业律师的费用省不得，尽管价格不菲，尽管它也可能无法避免所有问题。如果省去合约的研究过程，那么交易就只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无法出现深层次大范围的合作。很不幸，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情况。”陈志武话锋一转，颇有伤感之意。
　　他接着讲述了他一位年轻朋友做对冲基金，合约只有几页，后来虽然业绩不错，但最终还是因为当初合约没写清楚的利益纠纷而宣布清盘。“中国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家要么不写任何书面契约，要么只写简单的契约，这显然不能让人们从事更多的大交易，只能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低增加值的交易。”陈不禁唏嘘道，“如果中国要走出低经济增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现状，从事价值链上更高端的的经济活动，契约的制订和执行能力必须要跟上来，这是绝对的必要条件。”
　　虽然有一些挫折，公司的业绩也有起伏，但陈志武仍可以比较放心地做“甩手掌柜”。公司的投资决策完全按照他创建的数理模型来进行，还有一位合作人专职公司管理，陈志武几乎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在公司上，他的心思仍然更多地放在学术研究上。
　　关注中国制度
　　“国家经济增长，有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和制度资本四个方面的推动力量或者说要素。中国更多地是依靠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这些年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中国制度资本方面的不足。但随着其他国家劳动力优势的发挥，便宜程度和劳动力数量都可能要赶上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制度方面的要求将越来越高。”陈志武在言谈中流露出了对中国制度的强烈关注。
　　在耶鲁大学网站上可以看到，陈志武的研究领域是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他原来曾深入研究过股票和期权定价问题。2001年，他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经济问题，开始了自己第二次研究生涯，随后对中国的金融市场、产权改革等重要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重视制度和产权的视角，并得出了许多新颖甚至悖于传统观念的结论。
　　陈志武把国家长久富强的根本归于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良好的合约执行制度环境，指出这也是中国经济的风险所在。关于中印比较、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比较，他说“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原因就在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民主体制、法治环境和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能量。
　　陈志武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也归结于产权制度。他撰文《国有制和ZF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通过详实的数字比较发现，有代议制ZF并且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发展是最平衡的。而中国是非代议制ZF又非市场经济，因此经济不平衡的现象比较突出。针对当下流行的加强ZF管制反对私有化以促进经济公平的观点，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办法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治”。
　　对于房地产市场，他主张ZF退出监管，因为它侵犯了个人的产权，打击房产商只会抬高房价；对于民间金融，他认为打压措施只会使地下借贷市场供给短缺，利率因此更高，人们对民间金融的需求是天然的，ZF应该予以开放；对于国有企业，他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参与竞争性行业，否则它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于一身，与民争利，即妨碍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又损害了社会公正；对于农村土地制度，他认为私有化不会比现在的状况更糟。
　　“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记者问。
　　“没有独立的司法，缺乏保障契约关系、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架构。” 陈志武不假思索地回答。
　　如今，陈志武的研究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除了法制和宪政，历史也是陈志武经常涉猎的题材。他发表言论，袒露观点，处处表现出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
　　时间接近六点，夕阳让空气显得透明灿烂。不知不觉采访已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花费如此多的时间与两位年轻人分享他的人生和智慧，令人十分感动。与陈教授握手分别，看着他步行远去的背影，我们心生无限敬意。无论是在大学的Disco舞场，还是风云纵横的商场，还是深奥理性的经济学界，他都是一个忘情的舞者，生命因投入而辉煌。(《权衡》杂志，李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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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简历
　　一、个人简历
　　陈志武，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陈志武教授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经济学、市场制度及其形成发展史、资本市场、金融史、证券投资管理、证券法的运作、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市场与定价、债券市场与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等方面。他所教授课程包括金融理论，金融经济学，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和期权市场，投资学--理论与实践，期权与期货市场，对冲基金管理策略，新兴市场。
　　另外，陈志武教授还积极将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于1998年创办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创办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专门从事证券市场上的多空对冲交易。
　　二、学术成就
　　陈志武被认为是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的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他经常是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的撰稿人，陈志武博士著作颇丰，著作内容含盖世界金融发展史、证券市场史、新闻媒体与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及其制度机制、经济发展理论、金融与文化、股票定价、债券定价、期权定价、资产组合管理、外汇市场、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管理，以及对冲基金策略。
　　陈志武的著作经常被《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财富》、《旧金山年鉴》、《海峡时报》、《商业周刊》、《金融时报》、《Barrons在线》、《Money杂志》、《Bloomberg个人财富杂志》、《首席财务官杂志》、《在线投资者》所刊登或引用。他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内财经界的注意，《财经》杂志、《新财富》、《经济观察报》、《证券市场周刊》、《中国企业家》、《商务评论》、《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南风窗》、《信报》、《南华早报》等刊登了其多篇文章。其他多家媒体也报道过他的观点或研究。
　　因其学术成果，他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如1994年其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默顿·米勒研究奖（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教授命名的奖项），而其论文“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另外，陈志武教授还于1999年获聘环太平洋资本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耶鲁大学研究员，1999年陈志武教授还获得Pacesetter研究奖。
　　作为金融学家，陈志武应邀在多所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学术会议以及商业性会议作报告，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UCLA、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等多所大学和美国金融学会、欧洲金融学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等，以及中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知名研究机构和ZF机构举办过专场演讲。
　　陈志武教授还是世界多家著名经济类学术杂志的编辑、学术顾问或特约审稿人，如《经济理论学报》、《经济和金融杂志》、《金融和计量分析》、《环太平洋金融》、《实证金融》、《金融研究》、《美国经济评论》、《金融经济学》、《数理金融》、《货币金融学》、《美国统计学会期刊》。
　　关于陈志武的更多信息：http://mba.yale.edu/faculty/profiles/chen.shtml" target="_blank" >http://mba.yale.edu/faculty/profiles/che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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