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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是1976年3月9日，我们在此相聚，纪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200周年。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此书具有经济学发展里程碑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它是一本依然有着生命力、我们能不断从中受益的著作。我所做的评论，其价值只相当于对《国富论》本身的初次阅读或重读的开端。
《国富论》是一部杰作。它相互关联的主题，对经济生活的人微观察以及表达得清晰而优雅的有力思想，使它不可能不产生魔力。但是，该书内涵的丰富性意味着读者会对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不像乘法口诀表或只有一些简单信息的教科书，一旦被吸收，就没有了重读的必要，其中蕴涵了许多可供选择的观点和可供思考的问题。尽管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再也无法从《国富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更确切地说，我们从中学到的将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关，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在我看来，很长的时间里，这一天也不会到来。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 14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根据w. R. Scott的观点，这一入学年龄在当时算较大的);17岁，即174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被选送到牛津大学进行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研究生课题项目。在那里，他自学了6年，被那些如他在《国富论》中所评论的、不管上不上课都能领钱的老师们所忽视。
1748-1751年期间，他在爱丁堡开设文学、修辞学、法学的公 开讲座。显然，他的法学讲座包含了《国富论》中一些主要思想的雏形。1751年，他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开始讲授逻辑学，但很快就转而讲授道德哲学。
1759年，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该书包含了他大部分讲座的基本内容。他同时开设法学方面的讲座，在这些讲座中，他在"警察"(Police)这个标题下陈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正如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指出的,我们或许会对此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亚当·斯密坚信，经济体系，应该通过市场的运行来控制一一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的著作，这一点己成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如果亚当·斯密和他同时代或先前的教授一样，是坎南所说的"老式的贸易与产业ZF控制论的信徒"，那么，"警察"当然是适合谈论价格决定的最自然标题。①但是，让当时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昕众感到惊讶的并不是他的标题，而是他的结论。
1764年，亚当·斯密辞去教授职位，成为年轻的巴克勒公爵(Dukeof Buccleuch)的家庭教师，并和他一起在法国待了两年半时间，这给斯密带来了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收入。1766年，斯密回到英国，其大部分光阴是在出生地卡柯尔迪(Kirkcaldy)度过的，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研究，并进行《国富论》的写作。
从对亚当·斯密生活的描述中，我们可能觉察使《国富论》产生如此超乎寻常影响的特殊环境一一抛开他的天分不说。首先，他的许多主要思想，很早之前，很可能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他对这些思想不断进行思考，通过阅读和观察来充实其分析。他先是在牛津，后来在卡柯尔迫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独立工作，与其他关注经济问题的学者很少或没有接触。斯密自称"孤独的哲学家气尽管他看起来是一个容易交往的人。他肯定是从自己的事业中获得了乐趣，并能够在无需外部激励的情况下独自出色工作。在卡柯尔迪，他给朋友大卫·休漠(David Hume)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的任务是研究......我的娱乐是独自在海边远距离散步，你或许会评判我怎么这么打发时光，但我个人觉得特别快乐、舒适和满足，我一生中的最大享受恐怕也莫过于此吧。"&reg;
亚当·斯密思想独立、偏爱孤独，孤独使他的思想自由驰骋，这必然有助于撰写一部主题新颖的著作。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巧合，亚当·斯密和伤萨克·牛顿(Isaac Newton)都是遗腹子。经济学思想史告诉我们，而且我也确信，亚当·斯密也受到诸如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Hutchson)、伯纳德·孟德维尔(BerhardMandeville）等其他学者著作的影响，但他吸收了他们的思想并为己所用。
《国富论》之所以成功并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可读性。从亚当·斯密在爱丁堡以及后来在格拉斯哥所作讲座所涉及的主题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对写作艺术非常感兴趣(James Boswell是他的学生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用几乎嫉妒的口吻这样评价斯密的写作艺术:"他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能通读无碍。他娓娓道来，用细微而朴实的观察鼓励读者，使他们在阅读中一直感觉惬意。熊彼特的意思是说，《国富论》清晰、有趣、富有说服力，能使读者饶有兴趣地阅读。当然，亚当·斯密的写作风格和现代大部分经济学家迥然相异，因为现代经济学家们要么不会用简单的英语，要么就用晦涩的方式来故弄玄虚。
亚当，斯密工作独立，并耗费人生大半时间来撰写《国富论》，这是使它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品质的部分原因，但同时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利之处。人们常常提到《国富论》的结构不够严谨，一些章节的安排不够恰当，实际上，斯密自己也认为一些太长的章节"离题"了。对这-一问题，一般的解释是:斯密写作《国富论》历时很长，各章节在不同时期完成，如果要按一个更完善的结构要求来对以前完成的部分进行大量修改，那他会发现任务太繁重。看来有一点很清楚，亚当·斯密感觉写作异常艰辛，甚至就写作所耗体力而言，他也确凿无疑地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他常常通过向文书助理口述来撰写。
《国富论》同时还有一些模棱两可和前后矛盾的问题。如果亚当·斯密不那么孤独，而是和更多人进行商榷，那么，这些缺陷或许可以消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他同时代的人没有几个能透彻分析其作品。然而，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亚当·斯密为什么没有对本可消除的这些前后矛盾给予更多关注，那就是: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亚当·斯密。如果他知道《国富论》在两百年后还会被讨论，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对其写作更加谨慎。但是，我认为，我们或许应该为他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而感到欣慰。因为，如果他有此预见的话，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出版《国富论》。亚当·斯密在临死前把他剩下的手稿付之一炬，这虽令斯密作品的爱好者痛惜不己，但无奈，它已成事实。作为一个那么在意其作品没有恰当完成就拒绝将其公之于众的人来说，他必然会对《国富论》如今受到的仔细推敲而感到忧心重重。斯密临终前为自己建树不多而深感遗憾:“我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所取得的成就:他全神贯注的研究铸成了经济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一部天才之作。
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对经济学进行了清晰表述。他所讨论的主题、运用的方法，甚至各种论题的论述顺序都在现代经济学中重现。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经济学仅仅是做了一些"梳理工作,在此期间，经济学家们只是对《国富论》的分析工作进行一些补充、更正、提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