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问题的现状及就业增长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经管之家官网！

一、伴随经济体制转型，我国开始进入高失业率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与此伴生出高失业这一极难解决的负面现象。在“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在职职工人数由1.4908亿人减少到1.1773亿人，净减少3135万人，下降幅度为21.0％，其中国有单位净减少2689万人，集体单位净减少1435万人，合计净减少4124万人。尽管同期全国城镇私人企业就业增长了117.1％，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增长了54.7％，三资企就业人数增长了19.5％（注：胡鞍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载《改革》2001年1期。）。但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吸纳的是新生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和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通过这一渠道实现再就业的数量十分有限，城镇失业人数仍然居高不下，据国家劳动部信息中心的统计测算，1995年仅国有企业的过剩就业便已达到相当大的数量，全国范围内大约有3000多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0～30％（注：赵建国：《国有企业过剩就业的释放及再就业转移》，载《经济学动态》2000年2期。）。
　　我国从1993年开始，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增长速度便呈回落态势，到1996年已经低于80年代的平均水平。从产业部门看，就业增长的回落首先在第二产业中出现，后来扩大到第三产业，而且第三产业回落的幅度要更大一些。从所有制部门看，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己成为劳动力净流出部门，加上近年来乡镇企业整体效益下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同时，农业部门还在不断产生新的剩余劳动力，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等的精简不可避免，这些都会加大我国的就业压力。有学者综合了理论界关于我国劳动力总供求的预测和估计结果，“九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是1.2亿人，最高估计是2亿人，城镇目前企业富余人员有3000万人左右，“八五”期间城镇结转的剩余劳动力有500万人。五项相加，“九五”期间约有2—2.5亿劳动力需要工作岗位。有学者利用数学模型对中国长期劳动力就业形势进行了预测，这一预测将城乡隐性失业者计入就业者范围，结果显示：2000、2010和202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分别为7.14亿、7.28亿和7.76亿（注：余恩海，刘德中：《中国就业问题研究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4期。）。尽管这些预测存在一定的误差，但从如此大的绝对数字看，我国今后面临的就业形势将十分严峻。
　　此外，由于我国对失业的统计口径与国外不同，用失业率表示的我国失业水平比美、日、欧要低，我国1998年公布的失业率为3.1％，低于同期美国的4.6％、日本的4.1％和欧盟的10.2％。但比较之后便会发现，我国的实际失业率要高于美、日，大体与欧洲相当，可能还会高于欧洲。首先，我国在“失业人数”与“劳动力资源总数”上的指标口径不一致。我国目前对失业人员年龄限定过窄，劳动年龄的下限规定为16周岁，上限为男子为50，女子为45岁，而我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子为60岁，女子为55岁。而男子大于50岁，女子大于45岁的有劳动能力并仍在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人并没有被统计在失业人口中。其次，我国失业人口的定义以是否在当地就业机构登记为标准，登记的劳动力才被统计在失业指标内，而可以肯定的是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没有登记，这就在统计上出现了漏洞；第三，我国对失业率的统计是以城镇职工为对象的，对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特别是涌入城市的“民工”则不包括在统计范围内。这反映了国家公布的失业统计还不完整，不能准确的反映我国失业状况的实际。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表明我国失业问题可能比统计数字反映出的更要严重。
二、我国当前失业现象的主要特征
　　目前，由于经济持续不景气，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相当严重的失业问题，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在失业问题上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
　　首先，菲利蒲斯理论认为，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或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反比关系，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ZF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一个理论依据。但我国的实践却并没有证实这一理论。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经济增长率和物价都呈上升趋势时期，城镇失业率却并没有降低，而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在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降低时，城镇失业率依然在上升。由于我国城镇失业主要来自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这表明，固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处境艰难的主要原因是体制原因，单纯运用货币扩张政策、扩大需求政策缓解国有和集体企业困难的效果是不会太显著的。要解决这种困境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
　　其次，失业的市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强调的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自谋职业”，过去那种把国家统一安排、截流进城民工作为解决失业的主要措施的做法已完全抛弃，用市场手段解决下岗和失业问题已成为目前的主要措施。但“单位制”的约束依然存在，下岗不表现为失业，是传统“单位制”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
　　第三，隐性失业问题。隐性失业是我国一个独特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的是忽视投资效率的高投入与粗放经营，许多部门积淀了大量的富裕人员，这等于国家用大量的投资资本把失业者养起来。另外，错误理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没有制定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发展的长期政策，尽管目前国有和集体部门中大量富裕人员因效益不佳而大量下岗或失业，却依然有大量的富裕人员存在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ZF部门，加上没有被列入失业率统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数字是非常可观的。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目前现有就业人口中的隐性失业率仍可能高达27％。
　　第四，“所有制偏好”与“超预期偏好”现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就业现象：拥有大量下岗职工的企业却雇佣大量的临时工，而临时工主要来自农村或中小城镇，因此出现了很多大城市中外来务工者远比下岗工人多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所有制偏好”或“超预期偏好”，为等待有保障和高工资的工作而宁愿放弃已经出现的低工资工作机会，使许多下岗人员长时期处于失业状态。
三、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原因
　　就业和再就业是近年来我国的一个工作重点，虽然各级ZF和社会各界对就业工作十分重视，并探索出许多有益的经验，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并没有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日渐突出。
　　（一）发展的因素。尽管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市场的需求结构不断深化，需求倾向高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新特征。信息产品逐渐成为市场上的宠儿，这种带有某种“后工业化”特征的现象使一些国有和集体部门的企业陷入经营危机，有的破产倒闭，有的停业，造成大批职工失业或下岗。同时，“后工业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工业扩张实现高增长和高就业的时期已经结束，仅依靠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已难上加难；同时，这一现象还意味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局面。
　　（二）结构调整的因素。在资本和技术的推动下，许多产业的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产业开始萎缩，雇佣的职工人数也出现了大量减少的状况。此外，当前就业增长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容量不足。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就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认为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先后开拓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而迅速发展。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就业并达到了7％左右的高增长速度。但到90年代后半期，国内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先后饱和恶化，立即导致了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的陡降。这里，中国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是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园。在均衡的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的主要增长部门是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制造业对它的带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滞后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将附加值高、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链条留给了自己，而如果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市场和技术因素失去发展势头后，没有及时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开拓新的就业空间，致使总就业增长趋缓。
　　（三）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的因素。大量的农村人口带来了大量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主要是我国城市化过程长期滞后，城镇的就业岗位难以满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更加大了就业压力，带来新的就业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误，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实践上就不可能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前这一问题依然很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应能在提高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促进城市化的具体目标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