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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那位有清华大学韩秀云教授的 宏观经济学视频 (24集)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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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背景介绍：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体系
一、背景介绍 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体系，是利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晴雨表"或"报警器"。它之所以能像"晴雨表"或"报警器"那样发挥监测和预警的作用，第一是因为经济本身在客观上存在着周期波动；第二是因为在经济波动过程中，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指标率先暴露或反映出来。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探求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西方经济统计学家们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的研究工作。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的七十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经济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并为世界各国所熟悉。中国在80年代末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与应用。1、哈佛指数的兴起与衰亡2、预警信号体系的出现与完善3、景气调查方法的应用1、哈佛指数的兴起与衰亡 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法国经济学家开始以黑、灰、淡红和大红几种颜色，测定法国1877至1887年间的经济波动。1903年，英国出出现了描述宏观经济波动的"国家波动图"。但是作为反映宏观经济动向的"晴雨表"，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还是从美国开始的。 1909年，美国经济统计学家巴布森创办巴布森统计公司，开始发布关于美国宏观经济状态的第一个指示器--巴布森经济活动指数。1911年，美国布鲁克迈尔经济研究所，也编制并发布了涉及股票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等方面的景气指标。但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哈佛大学珀森斯教授领导编制的"经济晴雨表"和"哈佛指数"。1917年，哈佛大学为研究景气监测，专门设立了"经济调查委员会"，由珀森斯教授主持。该委员会广泛搜集了美国1875年-1913年的经济统计资料，编制了"美国商情指数"（即哈佛指数），并从1919年起在《经济统计评论》上定期发布。从历史拟合来看，哈佛指数对20世纪以来美国4次经济波动都作出了较好的反映。 哈佛指数的出现对景气指数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构造思想和方法纷纷为许多国家所效仿。在英国，1920年，由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中央经济情报会议和英国实业联合会等组织创立了"伦敦与剑桥经济研究所"。该组织与哈佛经济委员会合作，采用哈佛指数方法编制了反映英国经济景气状况的指示器--"英国商业循环指数"。1922年，在《瑞典经济评论》上出现了瑞典经济统计学家以哈佛指数方法编制的瑞典商情指数。德国在1925年也成立了景气研究所，次年发布了"德国一般商情指数"。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对、波兰和日本等都相继开展了景气监测研究，以类似哈佛指数的方法编制本经济"晴雨表"。 哈佛指数投入使用以后，不仅能指示景气状况，而且能够超前预报，因此一度风行。但是，这种景气指数却来能正确预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年大危机的来临。正当席卷西方世界的风暴即将到来的时候，哈佛指数却指示经济将继续扩张．从而遭到沉重的失败。后来虽经几经修订，终因效果不佳而最后停止使用。哈佛指数的失败以及类似景气指数的衰落，标志着景气监测早期阶段的结束。 ⊿返回2、预警信号体系的出现与完善 哈佛指数失败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继续了景气监测的研究。1937年，美国经济在刚经历了一次特大危机之后又陷入一场衰退之中。NBER的负责人密契尔应美国财政部长的要求，进行了利用经济指标来判断衰退何时结束的研究。密契尔与经济统计学家伯恩斯，研究了近500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选择了21个指标构成超前指示器，指出了经济转折的可能时间。这一判断的成功使得景气监测的研究再度兴起。 由于战争的影响，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重大进展实际上是在战后50年代取得的。1950年，NBER的经济统计学家穆尔，在30年代监测指标体系基础上，主持了进行新的景气监测系统的建立工作。穆尔从近千个统计指标的时间序列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21个指标，构成了一个新的监测系统。这个系统由先行、同步和滞后三种指标均成，以客观经济综合状态为测度对象，采用了多指数信息综合方法--扩散指数（DI）。此后该系统又经过多次修订，保证了有效运行。扩散指数法从理论到实践效果上都被充份肯定，从此成为构造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方法之一。 自60年代起，景气监测系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1年，美国商务部正式将NBER景气监测系统的结果逐月发表，以数据和图表形式提供宏观景气动向的信号。至此，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从民间研究走入官方实际应用阶段。 在这一阶段，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多为政府有关部门主持进行。如在美国，主要由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与NBER合作进行。在日本，由经济企划厅研究和发布。 这一阶段，由于官方的参与，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无论在构成还是构造方面，都取得了更为迅速的进展： ①构造监测系统的另一基本方法--合成指数（CI）的出现。尽管扩散指数（DI）作为一种基本构造方法已在50年代确立并广泛应用，但还存在着不能反映经济波动幅度、干扰较大等特点。由于5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高速经济增长，仅用扩散指数很难适应，为此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首席经济统计学家希斯金，于60年代提出了综合指数法（CI），从而弥补了扩散指数的不足。从此CI和DI共同成为构造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方法。 ②具有评价功能的预警信号指数出现。 到6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在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带来各种弊端，经济的"过热"如同经济衰退一样也是应该避免的。为此，不少国家在其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中进行了引进评价指标的尝试，试图对经济波动的不同状态给出相应的评价。1963年，法国政府为配合第四个五年计划制订了"景气政策信号制度"，借助不同的信号灯颜色，对宏观经济作出简明、直观的评价。1966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在其经济白皮书中发布了"日本景气警告指数"，对正处于调整增长阶段的日本经济分别以红、黄、蓝等颜色给出评价1970年，联邦德国也由国会专家委员会编制了类似的警告指数。这样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不仅能够指示景气动向，而且能以简明、直观的方式给出对经济状态的评价，这一功能的增加，尤其有利于广大厂商的经营决策。 ③基本方法的重大进展，如季节调整方法日趋成熟，构成指标选择方法的重大突破-"评分系统"的出现并逐步走向国际化。在季节调整方法上，除了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成功研制X-11季节调整法外，还有美国劳工局的BLS法，日本通产省的MITI法，日本企划厅的EPA法，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IFO法。这些季节调整法各有特点，分别为各国经济监测机构采用。我国应用的基本上是X-11季节调整法。 自70年代初期起，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本身初步定型，并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国际性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由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1979年，美国NBER与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际经济循环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一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7个发达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指标系统(IEI)，用以监测西方重要国家的景气变动。该系统具有4个功能①迅速地监测世界性的衰退和复苏；②测度周期性衰退的范围与程度；③评价对外贸易前景；④对通货膨胀提出预警信号。此外，一些国际性组织也出现了相应的景气测系统。1978年，拥有西方20多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通过决议建立了应用先行指标系统来监测成员国际经济动向的机构。1979年，欧共体也开始了关于成员国景气状况监测系统的研究，并于80年代开始投入运行。1984年日本也开始研究区域景气变动。 到80年代中期，仅在亚洲就先后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和南朝鲜等国家与地区建立了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较好地配合了宏观经济管理。 中国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方面研究的，积极倡导者是吉林大学的董文权教授，后来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机构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于90年代初正式投入应用。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坚持做此项工作可能还有5、6家机构，但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更少。 ⊿返回3、景气调查方法的应用 二战以后出现的一种的信息采集方法，主要以厂商和消费者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表方式收集调查对象关于景气变动的判断，最后以扩散指数（DI）法进行调查信息综合。景气调查法不同于传统的统计方法，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问卷中的问题均是定性判断的选择题形式，调查对象只需就调查内容的上升、不变和下降三个答案做出选择即可，最后经过扩散指数将定性判断定量化。景气调查既有对整个宏观景气在未来几个月动向的判断，也有对经济活动某些方面如价格、订单、投资等动向的判断，具有较高的超前性和时效性。美国在70年代初开始将景气调查纳入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专门设置了用景气调查得来的信息编制的产品订单、利润、销售、物价等的扩散指数。此外，日本及西欧一些国家也设立了基于景气调查的景气指数，作为宏观景气监测的一部分。 总之，70年代以来，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步入成熟阶段，1975年，美国商务部正式公布了新的景气监测预警系统。除了原有的扩散指数和合成指数对整个宏观状态进行综合测度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较低的层次，即对宏观经济某个重要方面进行指示，如资本投资信心、存货投资、利润、金融、周年均工作时间、就业、市场需求、工业生产、原材料格等的景气指标，这样，两个层次互相配合，可作更为准确、深入的景气动向分析。西方政府关注的主要经济指标：经济增长率、投资信心指数、消费信心指数、失业率及通膨胀率。这也是美国总统每年的年会上一定谈到的经济指标。 我国从90年代初期起，逐渐开始尝试开展企业景气调查。到目前已开展过景气调查或者类似景气调查的部门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等，这些部门对于景气调查的研究与尝试，均是处于部门管理的需要，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国家统计局从1992年开始设计景气调查方案，1994年8月开始全面、系统的企业景气调查，1997年12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建立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制度。 如果说景气分析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以往规律，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来评价预测未来经济发展，那么景气调查则是根据对企业和个人的典型抽样调查，以被调查对象超前的主观定性判断而得出定量的结论，二者兼备，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返回来源：一、背景介绍 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体系，是利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晴雨表"或"报警器"。它之所以能像"晴雨表"或"报警器"那样发挥监测和预警的作用，第一是因为经济本身在客观上存在着周期波动；第二是因为在经济波动过程中，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指标率先暴露或反映出来。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探求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西方经济统计学家们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的研究工作。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的七十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经济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并为世界各国所熟悉。中国在80年代末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与应用。1、哈佛指数的兴起与衰亡2、预警信号体系的出现与完善3、景气调查方法的应用1、哈佛指数的兴起与衰亡 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法国经济学家开始以黑、灰、淡红和大红几种颜色，测定法国1877至1887年间的经济波动。1903年，英国出出现了描述宏观经济波动的"国家波动图"。但是作为反映宏观经济动向的"晴雨表"，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还是从美国开始的。 1909年，美国经济统计学家巴布森创办巴布森统计公司，开始发布关于美国宏观经济状态的第一个指示器--巴布森经济活动指数。1911年，美国布鲁克迈尔经济研究所，也编制并发布了涉及股票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等方面的景气指标。但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哈佛大学珀森斯教授领导编制的"经济晴雨表"和"哈佛指数"。1917年，哈佛大学为研究景气监测，专门设立了"经济调查委员会"，由珀森斯教授主持。该委员会广泛搜集了美国1875年-1913年的经济统计资料，编制了"美国商情指数"（即哈佛指数），并从1919年起在《经济统计评论》上定期发布。从历史拟合来看，哈佛指数对20世纪以来美国4次经济波动都作出了较好的反映。 哈佛指数的出现对景气指数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构造思想和方法纷纷为许多国家所效仿。在英国，1920年，由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中央经济情报会议和英国实业联合会等组织创立了"伦敦与剑桥经济研究所"。该组织与哈佛经济委员会合作，采用哈佛指数方法编制了反映英国经济景气状况的指示器--"英国商业循环指数"。1922年，在《瑞典经济评论》上出现了瑞典经济统计学家以哈佛指数方法编制的瑞典商情指数。德国在1925年也成立了景气研究所，次年发布了"德国一般商情指数"。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对、波兰和日本等都相继开展了景气监测研究，以类似哈佛指数的方法编制本经济"晴雨表"。 哈佛指数投入使用以后，不仅能指示景气状况，而且能够超前预报，因此一度风行。但是，这种景气指数却来能正确预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年大危机的来临。正当席卷西方世界的风暴即将到来的时候，哈佛指数却指示经济将继续扩张．从而遭到沉重的失败。后来虽经几经修订，终因效果不佳而最后停止使用。哈佛指数的失败以及类似景气指数的衰落，标志着景气监测早期阶段的结束。 ⊿返回2、预警信号体系的出现与完善 哈佛指数失败后，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继续了景气监测的研究。1937年，美国经济在刚经历了一次特大危机之后又陷入一场衰退之中。NBER的负责人密契尔应美国财政部长的要求，进行了利用经济指标来判断衰退何时结束的研究。密契尔与经济统计学家伯恩斯，研究了近500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选择了21个指标构成超前指示器，指出了经济转折的可能时间。这一判断的成功使得景气监测的研究再度兴起。 由于战争的影响，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重大进展实际上是在战后50年代取得的。1950年，NBER的经济统计学家穆尔，在30年代监测指标体系基础上，主持了进行新的景气监测系统的建立工作。穆尔从近千个统计指标的时间序列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21个指标，构成了一个新的监测系统。这个系统由先行、同步和滞后三种指标均成，以客观经济综合状态为测度对象，采用了多指数信息综合方法--扩散指数（DI）。此后该系统又经过多次修订，保证了有效运行。扩散指数法从理论到实践效果上都被充份肯定，从此成为构造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方法之一。 自60年代起，景气监测系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1年，美国商务部正式将NBER景气监测系统的结果逐月发表，以数据和图表形式提供宏观景气动向的信号。至此，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从民间研究走入官方实际应用阶段。 在这一阶段，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多为政府有关部门主持进行。如在美国，主要由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与NBER合作进行。在日本，由经济企划厅研究和发布。 这一阶段，由于官方的参与，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无论在构成还是构造方面，都取得了更为迅速的进展： ①构造监测系统的另一基本方法--合成指数（CI）的出现。尽管扩散指数（DI）作为一种基本构造方法已在50年代确立并广泛应用，但还存在着不能反映经济波动幅度、干扰较大等特点。由于5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高速经济增长，仅用扩散指数很难适应，为此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首席经济统计学家希斯金，于60年代提出了综合指数法（CI），从而弥补了扩散指数的不足。从此CI和DI共同成为构造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方法。 ②具有评价功能的预警信号指数出现。 到6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在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带来各种弊端，经济的"过热"如同经济衰退一样也是应该避免的。为此，不少国家在其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中进行了引进评价指标的尝试，试图对经济波动的不同状态给出相应的评价。1963年，法国政府为配合第四个五年计划制订了"景气政策信号制度"，借助不同的信号灯颜色，对宏观经济作出简明、直观的评价。1966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在其经济白皮书中发布了"日本景气警告指数"，对正处于调整增长阶段的日本经济分别以红、黄、蓝等颜色给出评价1970年，联邦德国也由国会专家委员会编制了类似的警告指数。这样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不仅能够指示景气动向，而且能以简明、直观的方式给出对经济状态的评价，这一功能的增加，尤其有利于广大厂商的经营决策。 ③基本方法的重大进展，如季节调整方法日趋成熟，构成指标选择方法的重大突破-"评分系统"的出现并逐步走向国际化。在季节调整方法上，除了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成功研制X-11季节调整法外，还有美国劳工局的BLS法，日本通产省的MITI法，日本企划厅的EPA法，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IFO法。这些季节调整法各有特点，分别为各国经济监测机构采用。我国应用的基本上是X-11季节调整法。 自70年代初期起，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本身初步定型，并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国际性景气监测预警系统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由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1979年，美国NBER与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际经济循环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了一个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7个发达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指标系统(IEI)，用以监测西方重要国家的景气变动。该系统具有4个功能①迅速地监测世界性的衰退和复苏；②测度周期性衰退的范围与程度；③评价对外贸易前景；④对通货膨胀提出预警信号。此外，一些国际性组织也出现了相应的景气测系统。1978年，拥有西方20多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通过决议建立了应用先行指标系统来监测成员国际经济动向的机构。1979年，欧共体也开始了关于成员国景气状况监测系统的研究，并于80年代开始投入运行。1984年日本也开始研究区域景气变动。 到80年代中期，仅在亚洲就先后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和南朝鲜等国家与地区建立了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较好地配合了宏观经济管理。 中国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方面研究的，积极倡导者是吉林大学的董文权教授，后来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机构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于90年代初正式投入应用。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坚持做此项工作可能还有5、6家机构，但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更少。 ⊿返回3、景气调查方法的应用 二战以后出现的一种的信息采集方法，主要以厂商和消费者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表方式收集调查对象关于景气变动的判断，最后以扩散指数（DI）法进行调查信息综合。景气调查法不同于传统的统计方法，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问卷中的问题均是定性判断的选择题形式，调查对象只需就调查内容的上升、不变和下降三个答案做出选择即可，最后经过扩散指数将定性判断定量化。景气调查既有对整个宏观景气在未来几个月动向的判断，也有对经济活动某些方面如价格、订单、投资等动向的判断，具有较高的超前性和时效性。美国在70年代初开始将景气调查纳入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专门设置了用景气调查得来的信息编制的产品订单、利润、销售、物价等的扩散指数。此外，日本及西欧一些国家也设立了基于景气调查的景气指数，作为宏观景气监测的一部分。 总之，70年代以来，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步入成熟阶段，1975年，美国商务部正式公布了新的景气监测预警系统。除了原有的扩散指数和合成指数对整个宏观状态进行综合测度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较低的层次，即对宏观经济某个重要方面进行指示，如资本投资信心、存货投资、利润、金融、周年均工作时间、就业、市场需求、工业生产、原材料格等的景气指标，这样，两个层次互相配合，可作更为准确、深入的景气动向分析。西方政府关注的主要经济指标：经济增长率、投资信心指数、消费信心指数、失业率及通膨胀率。这也是美国总统每年的年会上一定谈到的经济指标。 我国从90年代初期起，逐渐开始尝试开展企业景气调查。到目前已开展过景气调查或者类似景气调查的部门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等，这些部门对于景气调查的研究与尝试，均是处于部门管理的需要，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国家统计局从1992年开始设计景气调查方案，1994年8月开始全面、系统的企业景气调查，1997年12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建立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制度。 如果说景气分析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以往规律，从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的统计数据来评价预测未来经济发展，那么景气调查则是根据对企业和个人的典型抽样调查，以被调查对象超前的主观定性判断而得出定量的结论，二者兼备，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返回来源：中经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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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宏观经济学演变和前景的ppt
目录：1.“凯恩斯革命”-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2.“意见一致时代”：从开端到终结3.理性预期学派4.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复兴5.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问题解决了，让大家共享一下吧！）[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918:51:1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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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宏观经济学讲座，意外收获！！很好的资料！全部是视频（至少3G）
宏观经济学讲座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1/9-1-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2/9-1-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3/9-1-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4/9-1-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5/9-1-5.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1/9-2-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2/9-2-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3/9-2-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4/9-2-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1/9-3-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2/9-3-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3/9-3-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4/9-3-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5/9-3-5.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4-1/9-4-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4-2/9-4-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4-3/9-4-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5-1/9-5-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5-2/9-5-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1/9-6-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2/9-6-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3/9-6-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4/9-6-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1/9-7-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2/9-7-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3/9-7-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4/9-7-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1/9-8-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2/9-8-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3/9-8-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4/9-8-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1/9-9-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2/9-9-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3/9-9-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4/9-9-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5/9-9-5.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6/9-9-6.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1/9-10-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2/9-10-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3/9-10-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4/9-10-4.asf[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1321:42:1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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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张五常：何谓宏观经济？
张五常：何谓宏观经济？[暮雨]于2005-1-1515:49:37加贴在经济人俱乐部↑何谓宏观经济？二○○五年一月十三日张五常拙作《经济解释》发表后，不少同学要求我继续写宏观经济。一些同学说我只是个「微观」专家，不懂「宏观」；另一些替我辩护，说我写的关于通胀、货币、汇率等问题，很有两手，皆宏观也。究竟我懂不懂宏观经济自己也搞不清楚。数十年来我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宏观与微观之分。让我在这里说一下我对「宏观」的学习过程，然后解释一下个人认为宏观经济究竟是何物。作研究生时，教宏观与货币理论的导师是宾纳（K.Brunner，今已故），我上他的课，考他的试。当时他还没有大名，但同学们都认为是顶级的经济学者，其严谨思维天下无敌。宾纳离开加大后，举世知名。今天回顾，他是整个二十世纪的货币理论专家中最有分量的三几个之一了。宾纳有一个学生，叫A.Meltzer，是我的师兄，也是宾纳发表文章的最佳拍档。一九六三年，这位师兄回到加大母校作学术报告，讲的是银根（basemoney）与货币供应的肯定关系。当时我在座，与一位同学步出讲室时，互相对望，一齐说石破天惊，是难得一听的重要报告了。今天西方所有国家都以调控银根来调控币量为黄金定律，而我可以作证，这定律出自Meltzer。师兄到今天还没有拿得诺贝尔奖，令人惋惜。当年洛杉矶加大考四个经济学博士笔试，每试四个小时，必须考理论，微观与宏观同一试卷。理论试题五条，没有选择，通常是微观（价格理论）四题，宏观一题，可见当时的加大不重视宏观。我的价格理论读得用心，「微观」试题不放在眼内，担心的是「宏观」。进入理论试场，考生只有七八个。打开试卷一看，宏观只一题（有时是两题的），于心大慰。细读该题，长的，懂得答，喜上眉梢。于是站起来，走到监考的教授面前低声问：「我要先到外边喝杯咖啡，可以吗？」他点头同意（这是美国考大试的情况，不懂的拿试题回家也答不出来）。十五分钟后回考室，胸有成竹矣。考个第一不奇怪，奇怪是宏观那一题据说只有我一个答得对。后来传为佳话的，是从来不搞宏观经济的其中一个考官艾智仁，竟然发现我的「宏观」答案多了一条方程式！（看官须知，变量多少要与方程式的多少相等。）原来我是把两个数学模型组合，忘记了或不懂得减少一条。但多了是多余，答案的内容没有错。这样说，证明外人说我不懂数学有见地，但说我不懂宏观我却把懂宏观的同学杀下马来。博士后，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第一时间当然是旁听佛利民的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的课。融会贯通的大师果然不凡。教「宏观」，佛老用一套方程式，从头教到尾；另一个学期教「货币」，用的是同一套方程式，但倒转过来，从尾教到头。朋友，你听说过这样过瘾、这样精彩的教育吗？大师显然认为，学问是很简单的一回事。后来多次与佛老研讨宏观与货币等问题，而这些与宾纳所教的就是我所知的全部宏观经济了。再后来卢卡斯杀进，提出了理性预期的分析。我没有跟进，因为忙于合约与交易费用的研究。行内的同事屡有问及我对理性预期的看法。我的响应，是经济学没有不理性的预期，同意预期会影响行为，但怎样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我有疑问。任何人预期什么我们无从观察，而如果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我们必须知道预期是以哪些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促成的。这样说，不是贬低卢卡斯——他是个顶级的经济学者，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六十年代中期起，宏观其实是微观的说法开始盛行，反映着凯恩斯的「宏观」走下坡，开始被遗弃了。（当年读凯氏的《通论》，不认为他对经济学有一等的掌握。）佛利民的课，与早些时宾纳的教导，使我意识到那所谓宏观，只不过是微观加上货币。不少经济学者也这样看（微观或价格理论的传统，是没有货币的）。今天我有另一种看法：宏观经济只是处理一些价格理论可以处理但很少处理的现象。这些包括通胀、失业、国债、国民收入、汇率、对外贸易等。都与货币有关，所以微观「加上货币」成为宏观的看法没有错。传统的微观分析产出、竞争、垄断、价格分歧等，可以是完全没有货币的现象或行为了。上述的与货币有关的宏观现象，当然可以用价格理论处理。多了货币是多了一种物品，起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有了货币，所有其它物品一般是通过货币成交。只要加上这些，需求定律不变，局限条件的处理方法不变，微观的分析当然可以处理上述的宏观现象。多年来，为了跟踪中国的经济发展，顺便提出一些建议，涉及宏观的现象我永远以价格理论入手。没有作过任何宏观与货币的实证研究，但价格理论的实证工作不断地做了四十年，遇到宏观的现象，兵来将挡，只拿出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这两招来处理。推断准确吗？慎重的或写下来的没有错过。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不再说。一九九七年国内的经济学者非常悲观，我却在他们面前大声叫好（当时樊纲在场）。四年多前我说人民币是强币，没有一个人同意。三年前我说因为质量大幅提升，中国的通缩远高于政府发表的数字，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因而大幅地低估了。前年美国进军伊拉克，我对赞同的朋友说，如果不速战速决，拖下去，美国的债券会很麻烦，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九九六年我说香港会有十年以上的不景（当时很热，但我看不到后来的自由行与CEPA的发生）。上述的每项推断都简单，用不着任何宏观的理论模式。后者新的我不懂，而三十多年前懂得的早就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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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的完整性
论西方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的完整性一西方经济宏观政策的四大目标是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这四大目标，西方经济学家和学派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对策。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认为应当鼓励消费，扩大ZF支出，增加有效需求。新剑桥学派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引起的，故应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刺激总需求的措施是必要的。同时还提出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保护本国的夕阳产业。货币学派认为：在短期中，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可以影响利率，影响有效需求，从而影响就业水平。供给学派认为可以通过减税，提高工人和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减少失业。从这些学派提出的观点可以归纳出，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应当刺激有效需求，增加消费，开采资源，使企业多生产多雇佣劳动力。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我们还可以知道，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眼里，实现充分就业，也就达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他们对“价格水平稳定”却有另一番解释。西方经济学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有需求拉上，成本推动，混合性以及结构性等因素。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这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的原因，它是指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下，总需求增加，产出不会再增加，总需求水平超过总供给水平，导致的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引起总需求过度的因素有两大类：一类称为实际因素，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ZF支出增加、减税以及一国净出口增加等因素；另一类称为货币因素，即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实际货币需求的减少，导致总需求在现有价格水平下扩大。而其它三个因素也可以看作是局部或整体的需求过旺和劳动力供给不足。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方面，西方经济学派提出调节国内需求，调节利率，调节贸易政策，调整汇率政策等措施。透过他们的政策措施，可以知道，这四个目标的同时实现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容易矫枉过正。其次，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管理经济社会的目标只有这4个了吗？或者这4个是不是管理经济社会的目标？历史告诉我们，劳动使人从动物进化成人。人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而参与生产劳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知识增加和生产工具的改善，人们有了剩余价值。为了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的多样性以及再生产的需要，人们用自己的产品与别人交换，从而形成了经济社会。经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改善了人的健康，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人的数量也增加。从而提高了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人的知识进一步增加，生产和认知工具得以创造和改进，人的物质产品更加丰富，经济社会也就更加繁荣，更有深度和内容。可见管理经济社会的目标不仅包括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而且还包括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我们从西方经济学派宏观理论中丝毫看不到对生产力的重视，或者他们认为改进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企业和微观经济学的事情。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通常有一条：“技术水平不变”。这告诉我们西方宏观经济学没有考虑过怎样引导经济社会的资源，使其有助于社会上产力的进步和人们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的进步。他们研究的是怎样在现有条件下让人们过上西方所谓的“幸福”生活。有车子，有宽敞漂亮的房子，有香肠喂小狗……等等一系列西方发达国家中富有阶层的生活方式是他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他们从理论和西方的现实双重引诱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去追求西方的自由，“幸福”生活。其实他们心中万分担心，他们非常清楚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经济社会像美国那样，那么整个地球的资源将很快消耗完。那么，那时有多少人能够忍受生活水平的下降，将来的人该怎样生活？！二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目标存在缺陷，这也导致他们的理论有不可忽视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的目标有4个，其中的核心是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此，经济社会会打一个死结：资本家为了使他们的商品都能销售出去，就会希望有更多的人口，为了社会稳定，ZF会鼓励消费，扩大支出，开采资源，设立一些无聊的产业部门来吸纳多余的劳动力，那么社会产品的生产能力更大，资本家和ZF就会更加鼓励消费，开拓更多的市场，希望有更多的有消费能力的人，而地球上的资源消耗速度只快不慢，当人类现阶段能够掌握的资源消耗完时，这个过程就会“嘎”然而止，经济社会就会急剧倒退，由于资源不足，人类探索自然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人类就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认识使用新资源。西方经济学宏观政策目标在现实中的表现是西方经济社会的浮躁、虚荣，以及思想文化的利己短视。国民只会考虑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而不会为将来的人想一想；政客们会取悦于他们的选民，看到的是国家一时的强大和国际地位而不会想一想将来的国家当以什么立国。历史学家分析二战斗得出一个结论，二战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战时，战后很多研究成果及思想文化都是二战期间开始进行的。那时实行的战时经济，一切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即一切为了科技研究的需要，社会资源极大地向科技研究部门倾斜。另外，开个玩笑，如果天文学家突然发现300年后一颗超大行星会撞击地球。人们无非有三个选择：1.消灭这颗行星，2.逃离地球，3.坐以待毙。那么地球上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社会资源优先供应科学家们研究科技的需要。中国的二弹一星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这些事实和假设启发我们要较快发展本国科技，生产力，人们就应当珍惜资源，合理利用，多一些务实，少一些虚华。三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会陷入困境以及导致经济社会的浮躁，虚荣，还因为他们实现这四个目标的方式不正确，以及收入分配方式不完善。要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从长期看，应当控制人口增长。科技的进步使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减少，而智能的进步也会使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减少。历史学家分析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在地主、商人眼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还不如多雇佣几个劳动力更省钱，结果导致新的生产工具闲置，发明者不受赞赏，积极性下降，在思想文化方面就会更加禁锢，所以人多不一定有利于科技进步，况且人多了也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在短期，也不用为了就业而额外开发资源，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可以充分满足劳动需求的需要，从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要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只要实现了中下层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及教育价格的稳定就可以了。教育的价格是由ZF制定的，粮，油，盐，棉的价格可以由国家储备库的买卖来实现，公共交通、通信的价格也可以由ZF制定。至于那些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品价格的波动并不会动摇经济社会的基础，根本不用理会。至于经济增长，这不是应当提倡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技术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在下文收入分配方式的探讨中将作相关论述。而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先看看技术周期说，产品周期说的观点。技术周期说：技术在一个国家得到突破和创新后，这种新颖的生产技术不可能永远被创新国所垄断，迟早会被别的国家学习和模仿了去。这种学习和模仿主要是通过贸易产生的示范效应、转让技术和直接投资等渠道进行的。这类商品的贸易会在技术创新国与技术模仿国之间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技术模仿国能够生产这类商品并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而不再进口时为止。技术周期说把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以及国际贸易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需求滞后，模仿滞后。产品周期说：是由雷蒙德弗农提出用以解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贸易格局变化原因的理论。他认为，随着美国所发明的新技术的向外扩散，产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美国与别国的贸易格局也发生着变化。1.新产品阶段，不很成熟的生产技术垄断在美国企业手中，由于没形成大规模生产，成本较高，产品售价也很高，因此主要是提供给国内少数高收入阶层消费。同时，出口一少部分给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消费；2.成熟的产品阶段，由于消费的示范作用，国内外的需求明显增加，由于技术已成熟，生产技术已扩散到别的国家，外国同类产品的生产，使美国的出口日益减少；3标准化产品阶段，技术水平在竞争中的作用相对消弱，生产成本尤其是工资水平成为了生产布局的主要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成为最理想的生产过，尤其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这时，美国.国内便会减少这类产品的生产，改为从国外进口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这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虽然在美国结束了，但在其他国家中还在继续和发展着。产品创新首先出现在技术水平最高的美国，然后被发展水平相近的西欧国家所学习和模仿，继而又被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需学习和模仿。从这两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领先，技术进步的好处。技术领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处于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位，中心国家首先获得新产品的超额垄断利润；在产品标准化阶段利用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效率优势进一步获得好处；在转让技术时又可获得一笔收益。中心国家很容易获得贸易顺差，只要他们稍微降低一下进口需求。现在论述一下西方的收入分配方式，这关联到经济增长这一个目标。商品和劳务都能带来收入只要他们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需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取决于本身的价值以及供求关系。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要素所有者按照他们的要素投入比例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便是西方的收入分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商品和劳务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需要。西方经济学只要求消费者的欲望和需要是不违法的。没有要求消费者要有意义的生活，要珍惜资源，要有道德，要有利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所以在西方不少数国家，赌博、****，甚至毒品都成了产业。而类似于毒品的某些网络游戏也方兴未艾。汽车，家用电器等大量消耗，肥胖现象普遍严重。人们的思想文化就会倾向于及时行乐，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文化空虚，而国家的意志就会表现为霸权和强权。在现实中，我们会钦佩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因为微软一系列的软件产品是重要的技术创新。而不会佩服中国首富丁磊或陈天桥，因为他们的财富是来自于网络游戏经营及所持股票的升值。在中国，科技工作者，思想文化等学者的收入远远低于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的收入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虽然这种现象符合西方的收入分配方式，也顺从了国民的消费欲望，但政治家和经济学者应当从长远出发纠正这一错误，尽自己掌舵的责任，在西方收入分配方式上进一步补充。因为人的消费欲望难以同大局协调，所以只能发挥财政税收的作用。收入分配应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不同产业按推动科技发展的贡献来划分不同的税收标准，同时对不同的消费品也采用不同的消费税，即第一步是国民收入按项目内容性质进行分配。第二阶段，按生产产品和劳务的要素投入比例分配。第三阶段，ZF转移支付。四李斯特曾经说过生产力是果树，产品是果实。只有科技进步，人类才能认识和使用新的资源，发明生产新的产品，才能解决一系列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一个正确的经济宏观目标应当是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增强国民凝聚力，有利于完善改进政治制度，提高国民、ZF素质，国家意志，围绕这一目标的收入分配方式才是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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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
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发展；成果[摘要]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货币的与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分析等。“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反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等重大经济学事件构成了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中图分类号]F09；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1—0043—09[收稿日期]2003—12—10[作者简介]方福前(1954—)，男，安徽庐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经济学。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dA.Samuelson)在他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第17版中谈到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之一，这些发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如何去对付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1](p413)另一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RobenM.Solow)教授在世纪之交撰文指出：“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中心，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这样说并非是自我标榜。宏观经济学的这种中心地位仍将继续下去，其最充分的理由是：我们需要理解当前的经济事件，尤其是那些不好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政策——甚至善意的忽视也是一种政策，以便解决这些问题。[2](p151)我们认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它是由几次大的经济学事件和重要的经济理论的出现勾画出来的。一、“凯恩斯革命”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A1fredMarshall)、庇古(ArthurC.Pigou)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当时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包括凯恩斯在内的那一代经济学家都是在古典经济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把古典经济学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来的是“凯恩斯革命”掀起的风暴。“凯恩斯革命”是由两个经济事件促成的：一是英国自1920年开始的长达10余年的长期慢性萧条；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和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纽约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两度大幅下挫所引发的1929—1930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随后又演化成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两次经济萧条无论是生产衰退的程度，持续时间的长度，还是失业率的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现实与古典经济学坚持的“经济一旦遭受冲击，市场力量可以迅速而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核心命题明显不符。于是，以凯恩斯(JohnMamardKeynes)为代表的一批现实感较强的经济学家试图对这些经济灾难提供理论上的新解释，并找出拯救灾难的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就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明确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来解救英国的萧条和失业①。为了使同行经济学家和政府能够接受他的“新”思想，他在他的《货币论》(1930年)出版不久就着手新书的写作，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莫基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①参见凯恩斯在1924年5月和6月在《民族》杂志上发表的三个姊妹篇：《失业需要猛剂吗?》、《美国政府和失业》以及《对付失业的一帖猛剂：对批评意见的答复》。与古典经济学相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征，如果没有外在于预，经济会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处于均衡，这种均衡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不是一种短期的暂时现象。其原因在于：“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尽管在价值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多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3](p36)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资本边际效率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下降趋势连同流动偏好造成的利率粘性使得私人自发投资不能完全填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样，一个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的与潜在的总产量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凯恩斯《通论》不但系统地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而且提出了新的总供给理论。古典学派假定价格和工资是完全伸缩性的，从而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相反，凯恩斯认为价格和工资是粘性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因此，“供给会创造它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肯定不能成立，实际产出通常会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经济学家们原来只强调凯恩斯在总需求分析上的贡献，实际上，凯恩斯关于总供给的理论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经过希克斯(JohnR.Hicks)、汉森(AlvinHansen)、萨缪尔森等人的改造、修正和通俗化，如IS—LM模型[4]的提出，哈里斯(SeymourEdwinHarris)主编的《新经济学：凯恩斯对理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1947年)、迪拉德(DudleyDillard)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1948年)、汉森著《凯恩斯经济学指南》(1953年)的出版，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形式化和经验验证(如战后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检验)，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所进行的“新古典综合”，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很快在欧美发达国家流行起来。凯恩斯《通论》掀起的“革命”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理论上的“革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新的正统派。萨缪尔森曾经说，到20世纪60年代，90％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凯恩斯主义。甚至连古典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庇古，在和凯恩斯进行了20多年争论以后，最后(1949年)也不得不承认，在凯恩斯以前还没有一个人“把所有这些相关因素，实际的和货币的因素，纳入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可以系统地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1950年，庇古在《对凯恩斯的〈通论〉的反思》一书中进一步承认，他对凯恩斯的批评太苛刻了，并认为，在高水平的失业情况下短期均衡确实是可能的，而古典理论没有预见到这一点。(2)经济政策上的“革命”：用政府干预主义或积极行动主义(activism)取代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凯恩斯倡导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纷纷转化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法规。1944年英国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报告书发表，同一年，英国政府在其《就业政策》白皮书中承诺要保持一个“高而且稳定的就业水平”。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就业法》规定：联邦政府要把追求“最大化的就业、产量和购买力”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和职责。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都承诺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甚至《联合国宪章》(1945年)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也把“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写了进来。(3)教科书“革命”或教学内容“革命”：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被编写成初级教程的经济学教科书，这就是1948年初版、以后每3—4年修订一次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教科书的流行使凯恩斯主义迅速进课堂、进学生的大脑，从而使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凯恩斯革命”大大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体系。凯恩斯用产出和就业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用非充分就业假设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分就业假设；用移动均衡或比较静态分析(凯恩斯在《通论》中认为是动态分析)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用货币的生产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用政府干预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一直倡导的自由放任论，等等。“凯恩斯革命”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自此以后，宏观经济学作为与微观经济学并列平行的一门学科发展繁荣起来。“凯恩斯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有：(1)促进了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英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25年的高就业率、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繁荣时期。这种长期繁荣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其中确有凯恩斯主义的作用。(2)经济周期变形。自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以后，经济危机不再周期性地出现，而是呈现不规则变化；经济衰退的深度和破坏程度也大大减弱了。于是，有西方学者建议用“经济波动”来取代“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的说法。(3)混合经济的出现。推行凯恩斯公共政策主张的结果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公共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公共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由以私人经济占绝对优势转变到公共(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的一种“混合经济”(mixedeconomy)体制。(4)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滞胀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就像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但是滞胀肯定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关。二、货币主义“反革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兴起于美、英等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Tobin)在1996年回顾货币主义产生的背景时曾经说：“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一样，70年代的滞胀使经济学者和公众欢迎(货币主义)反革命。[5](p8)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风靡了50年代和60年代，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有：缺少微观基础；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货币因素对经济影响的分析、对供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相对较弱；只是假定价格刚性或粘性，而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主要发达国家掀起的通货膨胀风暴使凯恩斯主义的这些缺陷暴露无遗。于是，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乘机揭竿而起。货币主义把攻击凯恩斯主义的突破口选择在菲利普斯曲线上。1958年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经验资料发现了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关系。这个经验成果后来经过利普西(RichardLipsey)、萨缪尔森和索罗等人的进一步阐发，成为凯恩斯主义范式的主要构件之一，同时又为政府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进行长期权衡选择提供了一个菜单。在与索罗关于工资和价格指导线问题的争论中，弗里德曼(1966年)第一次公开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批评。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对美国经济协会发表他的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的会长演说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被称作“愚弄模型”(foolingmodel)。在这篇演说中，弗里德曼指出，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把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即把失业或就业看作是货币工资率的函数；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应当按照实际工资率的变化来建立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还提出适应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并主张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决定货币工资变化率的附加变量来扩展菲利普斯曲线(即附加预期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对于一个既定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说，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但是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是垂直的，这就否定了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持久的长期的权衡选择。如果说凯恩斯主义主要是针对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的话，那么货币主义则是针对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者把通货膨胀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弗里德曼认为：“当货币数量增长的速度大大地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发生了。每单位产量中货币数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第二个命题能像这一命题那样地确凿无疑。”[6](p47)弗里德曼等人又进一步把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归咎于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果。货币主义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如果没有外在干扰，经济具有自我稳定的能力。货币主义把经济波动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无规则变动。货币主义的主要影响在于：(1)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7]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理论研究的兴趣。(2)货币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成因成为经济学研究新的热点。(3)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由总需求管理重新转向总供给管理。根据货币主义的分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较高的就业水平而希望降低自然率，政府就应当实施旨在改善劳动市场与产业结构和功能的总供给管理政策。(4)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受到质疑，货币主义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所采纳。(5)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纳了货币主义的建议，把稳定物价作为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自己控制的变量；而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中央银行控制的变量是利率。货币主义对中央银行的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三、“理性预期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遭到第二波攻击，这就是以卢卡斯(RobertE.LucasJr.)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发动的“理性预期革命”。在反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货币主义之所以让位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经济学家们方法论偏好的改变：经济学家们由相信货币主义强调的实证方法转向重视规范方法。(2)货币主义倡导的“信誉”(credible)思想被主流宏观经济学所吸收(例如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假说)导致了一种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一货币主义综合”。(3)货币主义范式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货币主义的理论分析存在着“黑箱”：货币主义者没有进一步分析货币对收入与支出的影响形式，没有探讨货币一收入关系的动态均衡。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美国1982年的经济衰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意外并且是大幅度的下降。弗里德曼一直坚持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80年代初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大大损害了货币主义的这个“硬核”。并且，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高度易变的，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货币主义所主张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单一规则是否可信，是否有效。由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货币主义既在学术界也在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受到“重创”。到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无疑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支配着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在1972年的《预期和货币中性》一文中，卢卡斯把弗里德曼一费尔普斯的自然率假说和连续的市场出清假设、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在一起试图论证：如果由于信息不完全，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有用的替换。卢卡斯1972年的这篇论文标志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开始，标志着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当时称作“理性预期学派”)取代货币主义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对手。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Hall)在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次年(1996年)撰文高度肯定卢卡斯这篇论文的重要性，认为它可能是“自从凯恩斯以来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论文”。[5](p35)除了上文以外，卢卡斯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8][9][10]托马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与奈尔·华莱士(NeilWallace)[11][12]、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13][14]、芬纳·基得兰德(FinnKydland)与爱德华·普里斯考特(EdwardPrescott)[15]等人发表的研究成果，掀起了一场横扫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成果有：(1)用理性预期假说取代了适应性预期假说，并把这种假说和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结合在一起，得出“政策无效性命题”。(2)通过重新解释“李嘉图等价定理”和提出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者一直主张的以借债筹资为主的财政政策和斟酌使用的旨在管理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3)他们提出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思想为经济学界所普遍认可。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模型之所以大多失败，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得出来的，没有考虑到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4)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研究，提出了均衡的或货币的经济周期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市场连续出清和经济当事人形成理性预期的假设基础上，用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来解释产出和就业波动。在“理性预期革命”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就由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转向是要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还是要固定不变的政策规则的争论。四、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20世纪70年代支配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是卢卡斯等人提出的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的根源归因于来自需求一方的随机因素冲击：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的冲击或总需求冲击。但是，一些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产出和就业变化的经验数据说明，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具有惯性，并不是随机的。麦卡勒姆(B.T.McCallum)甚至认为，经济波动的货币意外冲击的模型“已经被广泛认为不适用于目前的工业化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6]、朗(J.B.Long)和普劳索(C.1.Plosser)[17]等人提出了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主要看作是由对经济的持续的实际(供给方)冲击引起的。实际冲击包括大规模的随机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波动，这种波动导致相对价格波动，而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来对相对价格波动作出最优反应，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波动。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出现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这主要表现在：1.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分别研究增长和波动的传统方法提出了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所接受的传统方法是把产出波动解释为围绕着一个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的短期波动，这种波动最初是由总需求冲击引起的，当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终消失时，经济最终会回到它的趋势增长率上；而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是由资源数量、技术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与传统的观点相反，纳尔逊(C.R.Nelson)和普劳索的研究成果说明，技术冲击会引起增长路径上移，经济不会恢复到以前的增长趋势上，每一次持久的生产率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观察到的GNP的波动实际上是增长趋势自身的波动，而不是短期产出围绕着长期增长趋势波动；由于技术变化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不稳定的，所以伴随着随机行走的产出轨迹表现出经济周期的特征。因此，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来自同样的根源，即对技术(生产率)的冲击。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向：一方面，谈化了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之间的区别，从而打破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二分法；另一方面，使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由经济的需求一方再度回到供给一方。2.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影响是突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和动态的特征。在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中，为了解释总量波动过程中观察到的就业(或失业)的大幅度波动，必须假定存在劳动(或闲暇)的跨时替代。劳动的跨时替代作为经济波动的有力的传播机制，使得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的较小波动作出很大的反应。由于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影响，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或储蓄)、劳动供给和投资的分析，都赋予跨时的维度。也因为如此，一些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把主流经济学中的[S.—lM模型看作是一种完全没有动态分析的结构，因而主张放弃这种模型。坚持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将包括“动态随机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3.对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产生的影响。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不是试图提供各种能够进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模型，而是提供一种校准方法(calibrationmethod)或“可计算试验”(computationalexperiments)。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要作出某种趋势预测(如计量经济学模型所做的那样)，而是首先按照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构造出特殊的总量模型，然后在计算机上用一个随机技术冲击序列对这个模型进行模拟，最后将模拟结果与经济的真实行为进行比较，然后再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校准方法的应用，又促进了经济学实验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促进了计算机技术在经济分析中更广泛的应用。由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得出的政策结论更加激进：常规的稳定政策不但不起积极的作用，反而有害。因为，根据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观察到的产量和就业波动主要是由供给方引起的自然率水平(或增长趋势)的波动，因此，政府就不应该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这些波动。虽然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但是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往往使产出和就业偏离经济当事人所选择的最优数量，这将导致福利的减少。五、“新生的凯恩斯主义”虽然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是切中要害的，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严重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力，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在70年代中期结束了。卢卡斯在1980年甚至宣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死亡了。但是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远没有消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躯体因重新赋予坚实的微观肌肉而获得了新生”(曼昆语)。这种重新获得新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孕育于70年代末、成长于80年代的以格雷戈里·曼昆(N.GregoryMankiw)等人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曼昆认为：“新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主义的再生(reincamated)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复活(resurrected)”。[5](p46)新凯恩斯主义是通过从其反对派那里吸取“营养”而获得“新生”的。到70年代中期，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已经把通货膨胀预期和供给冲击的影响纳入其理论模型。大多数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已经承认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1975年以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新版本不但融人了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包含了供给冲击变量。把供给冲击变量纳入凯恩斯主义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承认了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滞胀”)的可能性。这使得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当时的“滞胀”有了一定的解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新凯恩斯主义者继续为在短期内斟酌使用总需求政策来稳定经济进行辩护，其理由是，经济恢复到自然失业率水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为经济当事人对来自需求方和供给方的重要经济干扰的识别和反应是滞后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也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脱节有关。与货币主义相比，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加严密、更加深奥，形式化也更加漂亮。但是它是否合乎实际则又是另一回事。1979年春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面对高达13％的通货膨胀率，来自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沃尔克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方案。但是，进入80年代，美国的经济形势更加糟糕：1982年的失业率高达10.5％，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居高不下，长期利息率上升到5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13.8％)。英国撤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导致英国经济在1980—1981年陷入衰退。事实宣告了用“货币方面的意料之外”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的死亡。货币的经济周期在解释经济周期的长度和深度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无论是预期到的还是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都影响产出和就业，事实不支持政策无效性命题。曼昆和大卫·罗默(Dav床Romer)在谈到“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时说，对以下两个有关经济波动的理论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8](p2)第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违反古典二分法吗7它承认名义变量(如货币供给)波动影响诸如产出和就业这些实际变量的波动吗?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认为经济中市场的实际不完全对于理解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吗?对诸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刚性的考虑是这种理论的中心内容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接受了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假说，在此基础上他们致力于考察阻碍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信贷市场出清的工资、价格和利率粘性的各种原因以及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各种因素。并试图说明这些不完全性的宏观经济后果，由此形成了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名义价格粘性理论、实际刚性理论和协调失灵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这和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把价格接受者的厂商、新古典生产技术和名义工资粘性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衰退过程中的总需求收缩和实际工资提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实际工资是反周期变化的。经验事实似乎不支持这种实际工资反周期变化的理论。正是这种实际工资困惑促使曼昆和其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再度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的定价行为上。于是，“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nearrational)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2.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各种实际的不完全性(real—perfections)。这是新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曼昆和大卫·罗默在谈到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其他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的区别时指出：“多数老的宏观经济理论反对古典二分法，但是他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不完全是他们理论的关键所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多把工资和价格刚性加到非瓦尔拉斯经济上。因此，名义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征。[18](p2)这里的实际不完全主要是指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新凯恩斯主义者用这些实际不完全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狄克森(HuwDixon)认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关键的新思想是不完全竞争”。[5](p46)3.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具有逻辑一贯的微观基础，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刚性及其缓慢调整。自从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猛烈攻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以来，新凯恩斯主义者就把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以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来探索严密可信的工资和价格刚性模型。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派的关键区别是，后者的模型只是假定存在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而前者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提供一个微观基础。通过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或“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假说结合在一起，新凯恩斯主义力图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积极行动的政策并非无效。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稳定政策的有效性的看法要温和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提倡政府对经济实行“微调”(fine-tuning)。但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几乎都赞成政府对经济进行“粗调”(rough-tuning)。这与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主张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或规则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凯恩斯主义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新的综合”。这里所说的“新的综合”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新凯恩斯主义既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又吸收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用成果；第二，新凯恩斯主义着力寻找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基础，从而把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均衡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微观分析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这表现在：新凯恩斯主义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市场出清是经济的常态”的说法，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市场失灵的证据；认为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货币是非中性的；认为古典二分法失效；重视短期分析；强调市场不完全性；赞成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认为总的说来，政府干预比自由放任要好。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力图吸收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用成果来修补凯恩斯主义的缺陷。这表现在：新凯恩斯主义愿意接受货币主义的分析框架，尤其在长期间题分析方面；承认理性预期假说；接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着重从微观层面上来解释失业和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现象。美国学者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和小威廉·戴瑞提认为，新古典主义有三个基本假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价格和工资有完全伸缩性)，“新凯恩斯主义者接受了三分之二的新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即货币主义(至少就长期而言)和理性预期”。[19](P311)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不同。后者主要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古典”微观理论综合起来，强调在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以后“古典”理论仍然有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重要，同样有效。新凯恩斯主义则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的关系。新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新的综合”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两大主流派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他们之间的对立和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研究按照非市场出清价格进行交易的经济的非均衡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所研究的主题是一样的，这就是“什么原因引起失业，什么原因造成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给出的答案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可以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上找到原因。虽然凯恩斯主义也从价格和工资粘性上寻找失业和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但是他们常常从制度和历史方面去寻找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原因。新凯恩斯主义则试图提供一套系统的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因此，我们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论著中看到大量的有关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微观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与新古典主义——实际的经济周期研究思路相抗衡的主要力量。这两大主流派的争论左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着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思路。六、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沉寂了大约15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增长问题重新进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导致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既有经济事实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理论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事实方面，萨默斯(RobertSummers)和赫斯顿(A1anHeston)对114个国家1960年到1985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国际差异不但是明显的，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这个研究成果否定了索罗(RobertM.Solow)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率趋同说”。20世纪80年代，国际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净流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无法解释这种“资本倒流”现象。“在相当长时间内，共产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未能在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充分提高其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是促使经济学家对增长问题重新产生兴趣的重要因素”。[20](p22)在经济理论方面，索罗等人的增长模型虽然认为技术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他们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索罗增长模型中的“A”(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成了一个神秘的变量，我们不知道它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索罗模型假定各个国家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技术进步。80年代初出现的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也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帮助。卢卡斯[21][22]、保罗·罗默(PaulRomer)[23][24][25]等人试图使技术进步或增长率内生化，即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一种产出。新增长理论虽然没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认可的基本模型，但是他们都接受这样一种共同的观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决定的，经济可以在这些内生因素的作用下实现持续的长期增长。新增长理论主要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上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探讨实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机制。于是，新增长理论致力于研究私人市场力量、公共政策和不同的组织机构如何导致技术进步的不同模式，如产品品种增加、私人投资、国际贸易、研究与开发机构、边干边学、政府的税收与支出政策等。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人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造成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技术又是一种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经济学就应该研究一个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和体制促进技术进步。参考文献：[1]Samuelson，PaulA.＆Nordhaus，WilliamD.Economics[M].The17thEdition.NewYork：McGraw-HillCompanies，Inc.，2001.[2]Solow，RobertM.Towardamacroeconomicsofthemediumrun[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V01.14，No.1.[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Hicks，J.R.Mr.Keynesandthe“classics”：asuggestedinterpretation[J].Econometrica，1937，April.[5]Snowdon，Brian＆HowardR.Vane.ConversationwithLeadingEconomists[M].EdwardE1gar，1999.[6]Friedman，M.FreetoCheoose:apersonalstatement，withRoseFriedman[M].HarcourtBraceJovanovichPublishers，1979.[7]Friedman，M.Thequantitytheoryofmoneyarestatement.inM.Friedman(ed).StudiesintheQuantityofMoney[M].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ogoPress，1956.OntheAchievementsandDevelopmentofMacroeconomicsinthe20thCentury[Keywords]macroeconomics；development；achievements[Abstract]Inthe20thcentury,macroeconomicsmademanyachievements,suchasthefoundofmacroeconomics,theoriesofmonetary&realeconomiccycle,endogenousgrowth,micro-basisofmacroeconomics.Themajoreventsineconomics,theKeynesianRevolution,MonetaristCounterrevolution,RationalExpectationRevolution,etc.,madeupmainpathofdevelopmentofmodernma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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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批判
我对宏观经济学和由此派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看法如下：1）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式是荒谬的；2）宏观经济学本身对经济问题的把握是过时的；3）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4）由此派生的国家经济政策和策略也是错误的。一．先从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理论谈起：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筑于1）收入恒等式，2）消费需求，3）投资需求，4）货币需求，四条等式之上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型：1）收入恒等式：Y=C+I+G,(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和政府开支)；2）消费需求：C=a+b(1-t)Y,(C为消费需求，a为常数，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平均税率，Y为国民收入)；3）投资需求：I=e-dR,(I为投资，R为利率，投资和利率反向相关，d相关系数)；4）货币需求：M=(kY-hR)P,(M是货币需求，Y是国民收入，P是价格水平)。综合四式就可以得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模型（IS-LM模型）：5）R=(a+e+G/d)-(1-b(1-t)/d)*Y 6）R=kY/h-M/Ph从表面上来看，政府手里有两个政策手段G和M，即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这个模型中的政策的目标也是两个：利率水平R和国民收入Y。稍微有点控制论知识的人都知道（当然，大多数人是不懂控制论的），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论模型，两个目标和两个手段。要实现有效的控制，要检验的是：１）这两个手段是否独立，２）这两个手段是否完全可控，即是否在负无穷和正无穷之间有完全的自由度。先从货币政策谈起，政府能否，或应不应该，实质性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关于货币银行学的研究世界上有两个学派，一个是通货学派，一个是银行学派。通货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是佛里德曼，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希克斯。通货学派的结论是政府的货币政策只能改变价格水平，银行学派的结论是一个经济的货币量取决于该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政府不应该试图主动地调整货币的供应量。而就凯恩斯模型来说，两派的结论是相似的，即政府并没有一个可以称为“货币政策”的手段。再来看政府开支，政府开支的能力取决于政府开支的来源，来源有三个：税收，发债，和印钞票。就税收来说，它受限于国民收入和税率，并且源于税收的政府开支不可避免地产生“挤出效应”，即相应地限制个人和公司的开支。发债实现的是政府收支的跨时间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以税收为前提的。第三个方法就是印钞票了，在这一点上，财政政策就和货币政策不再相互独立。而货币政策本身还有上节所述的困难。综上所述，凯恩斯模型的荒谬性在于：政府试图控制经济，但控制手段是不足的，而控制手段的强度也受到严重的限制。二．再来看看宏观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本身。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在该套经济学理论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Y*，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是：当实际的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潜在经济产出水平的时候，即在经济危机和过热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同时，经济学家假设潜在的经济产出水平一般地取决于社会的资源/劳动力和科技的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熨平”经济的活动。时代不同了。二战之后，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不是看哪一个政府在“熨平”自己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水平方面有多少能耐，事实上比的是各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少潜在的能力以及这样的潜质发挥到什么水平。宏观经济学家在研究第一个经济问题之前，通过一个假设将经济问题本身放在了脑后。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时髦的宏观经济学师生一定会对我上面的看法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尽管我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脱离了凯恩斯的核心理论，而真正变成了一门研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学说了。我在写作此贴的时候，顺便访问了几个经济学的教学网站，注意到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现在已经非常强调数学和统计学工具在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巧合的是，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不仅学习了经济类的研究生课程，也学习了数学类研究生的控制和运筹学相关的课程，以及数理统计类研究生的专业课程。我们所学的线性规划，最优控制，数理统计可能略有不同，我所学的可能更专业一点而已。但是，工具本身仅仅是工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要想清楚的是，自己到底在研究什么事情？自己的研究想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清楚，那么，在我看来，数理统计和运筹学在宏观经济变量方面的研究还比不上买卖证券中的技术分析方法。四．由此派生的国家经济政策和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组织机构。不再多说。[Money=5][/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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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公告]曼昆《宏观经济学》配套PPT（中文）,共18章，PPT非常专业，PDF格式
曼昆《宏观经济学》配套PPT（中文）,共18章，PPT非常专业，PDF格式；我还没见过制作如此专业精美的宏观经济学幻灯片；内容有：ch01绪论ch02宏观经济学的数据ch03NI来去何方ch04经济增长1ch05经济增长2ch06失业ch07货币供给与需求ch08通货膨胀论ch09国际贸易原理ch10小型开放经济ch11AS-AD模型导论ch12凯恩斯交叉模型ch13财政政策理论与工具ch14货币供给与货币政策ch15总供给和Phillips曲线ch16IS-LM模型ch17IS-LM模型的应用ch18开放经济中的总需求可惜无法传上图片给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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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摆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出路 （2005年10月10日）
摆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出路左大培（2005年10月10日）当前有关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表明，中国当前在宏观经济上已经陷入了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房地产业的泡沫不仅导致经济过热，而且严重地威胁着长期的经济稳定；但是一旦消除了房地产业的泡沫，就可能出现总需求严重不足的宏观经济萧条。而摆脱这一两难困境的最佳出路，就是由政府发行适量的国债并相应地对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产业进行实物投资。房地产业泡沫造成的两难困境中国的房地产业近年来是否出现泡沫，对此社会上一直有激烈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受益者——房地产开发商及其喉舌们激烈地否认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表明，中国的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已经产生：——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最显著标志是住宅价格的急剧上涨。上海在两三年中每平方米住宅的价格平均上涨了好几倍；在中央政府今年采取坚决措施遏止房地产业的过热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虽有下降，但是住宅价格仍然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涨，这就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最明显标志；——证明房地产泡沫存在的更有力证据是，新建住宅的销售主要依靠银行向消费者过度提供的购房贷款维持。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目前主要用于个人购买小汽车和商品房，而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2001年底为6990.25亿元，2002年底为10669.20亿元，2003年底则为15732.59亿元，2002年和2003年两年的增长率都在50％左右。而我国全部的银行贷款余额每年的增长率不过20％。很明显，银行给购房者的住房按揭贷款的这种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银行给购房者的购买住房贷款的增量却是房屋购买资金的主要来源。2003年银行给购房者的购买住房贷款余额增加了大约5千亿元，同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不过1万亿元，而商品房的销售金额则远远不足1万亿元。银行贷款提供的这些过量的购房资金使商品房的销售快速增长，也鼓励了商品房价格的上涨。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通过外资银行流入的境外资金投机性购买商品房，对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起了极大的作用。房地产泡沫不仅使中国宏观经济过热，而且带来了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崩溃的巨大危险。目前的这一轮中国经济高增长表明，中国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每年仍为9％左右。但是2003年和2004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都高于9％（2003年为9.1%，2004年为9.5%），物价总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有所加快，这都表明中国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而造成增长率过高的主要因素，就是过度的房地产投资拉动。不仅房地产投资过大，过高的房地产投资还一度使钢材、水泥、铝材等房屋建筑材料的需求剧增，引起其价格暴涨并导致了对这些原材料生产行业的投资剧增，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投资，拉动了经济的高增长。不仅如此，房地产泡沫还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危险——未来出现住宅供给过剩、房价暴跌和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崩溃。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就是始于房价暴涨之后的“泡沫经济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也都普遍出现了房价暴涨的房地产泡沫。中国如不及早消除目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未来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宏观经济的崩溃。反对采取坚决措施消除目前的房地产泡沫的人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那就是房地产过热的消除会大幅度减少房地产投资，造成宏观总需求的不足，使中国经济重新陷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种长期萧条。现在，已经有经济学家在媒体上谈论中国经济落入通货紧缩的危险了。这种担心确实有道理。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东亚各国1997年之后都曾经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陷入了长期经济萧条。但是，担心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并不是不及早采取措施消除房地产泡沫的理由。房地产泡沫总是要破灭的，泡沫破灭之前拖的时间越长，泡沫破灭时宏观经济的崩溃就越厉害。日本和东亚各国受泡沫破灭之害的教训只是说明，让房地产泡沫长久拖延不破的害处是多么巨大。隐含的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及早消除房地产泡沫的同时保证不出现严重的总需求不足。最简单的一条思路是把消除房地产泡沫的措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力度，使每年的房地产投资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以致总需求恰好既不过多也不过少。但是这个设想是个不能实现的幻想。房地产泡沫与任何泡沫一样，靠的是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这种预期一旦破灭，价格就会暴跌，从而使泡沫彻底破灭。这样，房地产泡沫只能是要么不断膨胀，要么彻底破灭，中间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就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来说，它不仅靠银行过度增加给购房者的贷款维持，而且靠“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购房者维持。一旦房价快速上涨的预期消失，房地产业的泡沫就会破灭，这终将大幅度减少房地产投资，从而造成宏观总需求的严重不足。根本的问题在于，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量早已过大，超出了长期可持续的宏观总需求结构允许的范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在1999年是4103.2亿元，2002年为7790.9亿元，2003年更达到10106亿元；而按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1999年为80579.4亿元，2002年为103935.3亿元，2003年为116603.2亿元。据此推算，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宏观总产出的比重，从1999年的5.1%逐步增加为2002年的7.5%，2003年则达到8.7%。而美国的住宅投资平均只占每年GDP的5.1％，我国住宅投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明显高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水平。当然，中国的统计口径与美国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有一部分用于建造写字楼等办公用房，这在美国应列入“非住宅固定投资”的范畴内，而不应包含在住宅投资之中。但是即使考虑了这个因素，也推翻不了我们上边得出的结论——中国前几年的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而人均收入越低，个人支出中用于食品等必需品的比例就越高，这会大大降低住宅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而且在2004年以前那样宽松的住房贷款条件下，中国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金额一般都不到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完成金额的80％。这就证明，长期可持续的宏观总需求结构允许的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每年也只能占中国GDP的5％左右，前些年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允许的范围。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宏观经济结构问题就在于，如果将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在这个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总需求不足。前边已经指出，这个没有泡沫的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只允许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产出的5％，象1999年的情况那样。但是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1%，低于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处于严重的总需求不足状态。就是到了200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宏观总产出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5%，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才回升到8%，仍未摆脱总需求不足的阴影。而到这时，房地产的开发已经出现过热的泡沫迹象了。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将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在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允许的范围内，中国会面临严重的总需求不足；而如果靠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消除总需求的不足，就势必会出现未来必将破灭的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也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大力鼓励中国居民消费，靠增加消费需求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但是个人的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的分配结构和个人的储蓄行为，显著地增加个人消费需要对经济体制和结构甚至人们的观念作出重大改变，这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靠鼓励个人增加消费显然不能消除短期内的总需求严重不足。更重要的是，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整个经济中的储蓄显著大于意愿的投资，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较多的储蓄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问题只在于如何恰当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对中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先进的技术和物质资本。潜在的储蓄可以化作研发先进技术、制造物质资本的投资，因而是经济中最可宝贵的资源。当然，储蓄化作的投资要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就不应当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投资是不可能直接增加一个国家的生产潜力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今日的宏观经济问题，并不是储蓄太多，而是储蓄没有用在正确的投资方向上，没有把潜在的储蓄能力化为真正增加国家生产能力的投资。这是一个投资的方向和结构问题，而不是投资的总量问题。我们应当把更多的投资用于生产部门，特别是用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提高制造业的水平上，而不是浪费在制造房地产业的泡沫上。一提到向生产部门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熟悉产业情况的人就会说，现在没有有利可图的部门供我们投资。这话说得不错。以部门为单位而论，现在世界上就没有中国企业能够有把握盈利的投资领域。这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投资机会缺乏、利润率普遍下降，它正是当前全世界都告别了普遍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并且进入了低通货膨胀的市场经济的直接后果。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特殊的生产技术，一个全面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再有现成的有稳当利润可赚的大量投资机会。而我们前些年加入WTO，全面放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更是把最后一些本国企业有可能稳定盈利的投资机会让给了外国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再是去寻找现成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是如何在各个行业普遍无利可图的现实面前为中国的企业杀开一条血路，尽可能有利地与外国企业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从而找到一条尽快增加人均产值和收入的道路。这是一条真正的发展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增加人均收入，而发展首先意味着增加人均收入。要恰当地动员潜在的储蓄能力，使用多余的资金去投资，我们显然不应当把剩余的资金进一步投入中国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生产部门，因为这些资金之所以过剩，本来就是因为那一类部门已经没有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纺织品和鞋等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生产部门，再进一步对这样的生产部门增加投资，扩大其生产，不仅会加剧其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生产过剩局面，而且会造成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过剩，使其价格下降。而这种价格下降只会使增加生产和出口的中国企业不增加收入，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使中国永远陷于不发达的境地。恰当地动员潜在的储蓄能力，就应当将多余的资金投向研制和生产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产品。中国企业目前的劣势，主要是在生产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产品方面，而中国的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也正是因为中国在生产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物品方面处于劣势。现在中国有这样多的剩余资金，这正是中国发展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产品生产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是中国全面赶超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将剩余资金从投向已经形成泡沫的房地产变为投向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产品生产，这是当前需要作的最大的经济部门结构转变。需要大量投入资金的发展方向一旦明确了要在经济上全面赶超日本和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我们就可以立即搞清楚应当向哪些部门和领域投入中国的剩余资金。这些部门和领域应当是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它们当然也是带来更高的人均收入和人均福利的，而中国目前又在这些领域大大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是我们急需发展的关键领域。根据其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排序，我在下面依次说明目前我们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全力发展的领域：第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科学特别是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其中当然包括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和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众所公认的是，中国企业相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最主要劣势之一是技术水平低，而长期不能改变低技术水平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少。中国不但研究和开发经费的总额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就是在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上也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继续存在下去了。在中国现在有大量剩余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立即将研究和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韩国等国的2％的水平。当然，资金的使用要合乎正确的规划，首先要用于解决经济发展最急迫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且要建立严格的制度来保证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中国的军事装备生产领域，特别是高科技的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如果中国和美国都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人民币永远不对美元升值，30年后中国以美元计的总产出也可以赶上美国。到那时，如果中国军费开支占总产出的比重与美国一样，中国就可以有与美国同样多的军费开支。按照经济学家的思维习惯，这同样多的军费开支应当意味着中国拥有与美国同样的军事实力。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确实需要有不弱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即使是简单地为了不受别国摆布，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有了足够实力的中国也应当如此。但是现实是，有了同样多的钱并不就等于能够有同样好的武器装备。如果30年后中国自己还不能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即使那时中国按美元计的军费开支已经多于美国，中国也不可能有与美国一样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原因很简单：最好的武器装备往往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中国的武器装备现在比美国差那么多，美国已经在竭尽全力对中国实行武器封锁，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法来动员西欧、以色列甚至俄罗斯不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当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时，美国、日本甚至欧洲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加的武器禁运势必更加严厉。如果中国不加紧发展自己的先进武器装备研发和制造，几十年后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有着比美国还多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却比美国落后许多，因为有钱买不到先进装备，自己又造不出来！每一个懂得高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种先进技术或设备的研制都需要很长时间。想等到有了足够的钱而买不到先进武器时再去自己研制这些武器，不仅浪费资金，而且会误过增强军力的最有利时机。这样，对我国来说，最优的做法只能是：现在就投入大量资金，大力研制和开发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必须现在就确立30年后在武器装备的生产上全面赶上美国的大目标，力争作到美国有的先进武器我们也能成批制造。当然，这样规划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今后30年中国还能够保持年平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一点似乎很难达到。一般说来，随着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落后国家逐步缩小其与最发达国家在人均产出上的差距，这个高速增长的国家本身的经济增长率会逐渐降低。不过，今后3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不比9％低多少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即使中国的总产出与美国相等，中国的人均产出也才只达到了美国的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已经表明，一国能否保持长期的经济高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掌握的技术能否尽快进步。保证一国掌握的技术最快进步的真正捷径，又是在尽可能学习和采纳他国的先进技术的同时全力推进本国的自主研究和开发。而推进本国自主研究和开发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力研制先进的尖端武器装备。从这个角度看，投入大量资金大力研制先进的尖端武器装备甚至反过来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它有助于使我国今后30年能够达到年平均9％的高经济增长。第三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当然这个航空工业的发展必须与军事装备工业的发展形成有机的联系。中国的航空工业一直比较落后，现在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无论是自制的各种军用飞机如歼击机、轰炸机，还是在民用飞机的制造上，我国都严重落后于美国、欧洲甚至前苏联各国。对航空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打击本国航空工业的各种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著名的“运十”大型客机成功试飞20年后还末定型，只是这方面的一例。美国、欧洲各国和俄罗斯仍然在不断开发更先进的军用飞机，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亚不惜亏损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欧元联合发展欧洲自己的“空中客车”大型客机，这些都表明了航空工业对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意义。对于航空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基础的中国来说，已经找不到任何借口再停止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20年前为拒不发展自主的航空工业辩护的那些理由如“缺乏资金”之类都已经不能成立。是投入巨资把中国的航空工业搞上去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的是立下远大的目标，争取30年后成为民用客机制造大国，自己生产各种最先进的军用飞机。第四个需要增加资金投入的领域是中国的汽车工业。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轿车生产的增长尤为迅速。但是中国的大轿车生产厂商几乎都没有自己的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在品牌和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技术上严重依赖外国大公司。轿车生产的这种依附性增长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就不可能发展起一个强大的汽车工业。造成汽车工业的这种依附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汽车产业指导方针和国有大汽车生产企业领导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但是外部对汽车产业的投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中国汽车厂商都强调，要形成自主的品牌、自主开发核心技术，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既然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剩余资金，我们就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些资金调动起来投入汽车工业，以确立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品牌，开发中国汽车业自主的核心技术。第五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中国的信息产业。中国的信息产业包括计算机的生产规模已经很大，但是核心技术却掌握在美国和日本的少数大公司手中，特别是在软件和芯片方面几乎完全依赖外国。甘心这样在核心技术上依附于外国大公司的人总是说，象微软那样开发和推广“视窗”那样的计算机软件、象英特尔那样开发和成批生产微处理器芯片都需要巨额的投资，光建立一条芯片生产线就需要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资金。而既然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剩余资金，我们就应当下决心在信息产业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技术，开发和推广使用可以与微软抗衡的计算机软件，建设大规模的芯片生产企业（它们可以是台湾式的代工工厂，但是必须面向满足国内的需求），最终从美国和日本手中夺取信息产业的主导权。第六个需要增加资金投入的领域是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新型的开发资源产业。中国每人平均的陆地面积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说相当贫乏。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能源甚至水资源缺乏的弱点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已经造成了并且势将进一步造成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发展可持续，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像日本那样，采用最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资源利用效率。这都要求中国采用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上水平最高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技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都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得到并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如以足够低的成本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技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这方面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而且必须大力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使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技术上走在世界最前列。就目前来说，煤炭开采就急需投入大量资金提高装备程度和安全生产水平，以后还应当研究和推广各种低污染、高效利用和高回收率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先进技术。此外，还应当及早大力发展风能发电、太阳能利用、海水淡化等，在这些项目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利用上投入足够的资金。第七个需要增加资金投入的领域是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制造现代的机器设备，真正高水平的工业和制造业主要体现在装备制造业的优势上。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经济优势和工业优势首先在于它们统治着先进机器设备的生产。而中国近年来的工业飞速发展并没有导致装备制造业的相应进步。中国不仅仍然主要依靠进口的先进机器设备来发展工业生产，甚至就在中国产品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的纺织业和服装业中，也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纺织机器设备。中国纺织业在全世界的优势并没有相应地拉动纺织机械生产足够快地进步。这是中国工业仍然极为落后的表现。为了摆脱这种落后状态，使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水平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我们必须加快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制造业的特点在于，高水平的装备制造业主要并不体现在单种产品（机器设备）的产量大，而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水平高，种类多。因此，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资金应当主要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用于研制和开发种类繁多的先进设备，用于技术力量的培养。第八个需要投入相当多资金的领域是各种关键设备的制造。在各种机械设备的制造中，以及许多行业的生产中，往往需要使用某些大型的或特别精密的关键设备。20世纪60年代我国自行制造的万吨水压机就是这样的关键设备。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之所以强有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拥有许多这样的关键设备。它们十分清楚这些关键设备对一国实力的决定意义，因此美国政府严令禁止向中国出口这样的关键设备。而这些关键设备的研制和建造需要大量资金。为了从根本上增强国力，增强中国工业的实力，我们应当舍得资金去研制和建造这种大型的或特别精密的关键设备。第九个需要投入相当多资金的领域是大幅度地添置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设备和仪器，并主要以资助科研与教学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来作到这一点。我国的科研单位特别是教育部门配备的设备和仪器少得可怜，已经大大妨碍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教育的正常进行，也使教育和研究部门的专业人员无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出现了大量闲置资金的今天，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是可笑的。我们应当利用闲置的资金来为教育和科研部门大幅度地添置设备和仪器。为了通过这种添置发展中国自己的高附加值产业，我们应当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对科研与教学设备的研制和生产。第十个需要投入相当多资金的领域是研制和大批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飞机、轮船等的发动机。长期以来，我国的大部分运输设备都不能配备本国生产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动机，许多汽车、轮船和飞机都只能安装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发动机，以致内行人嘲笑中国的这些产业患了“心脏病”。而发达国家制造业水平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在发动机的研制和生产这样的高技术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动员闲置资金全面赶超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应当投入足够的资金自主研制并大量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各类发动机。现代的化学工业与生命科学衍生的产业也是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生命科学还有可能成为信息产业之后的下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领域。要与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地快速发展现代的化学工业，要在下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中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都需要我们在化学工业和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应用中投入足够的资金。还有一个现在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密集，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是大城市中的地下铁道和网络性的轨道交通。而现在中国东部的铁路等轨道交通和城市地铁方面的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要求。这也是今后我国必须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一旦明确了需要在上述十多个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投入足够的发展资金，我们就可以很快地计算出，中国今后几个十年内光为了这些领域的发展就需要投入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资金。如果我们真的下决心发展这些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中国可以储蓄下来供投资用的资金就不会过剩，而会不足；我们需要提防的就不再是投资不足、资金过剩的经济萧条，而是投资用的实际资金不足造成经济过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下决心发展这些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因为这是我们为产业升级所作的必要投资，是我们唯一的通向富强之路。动员剩余资金的有效途径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导致实际投资小于人们的储蓄潜力，因而宏观总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增加货币供应只会导致金融系统中产生大量的剩余资金，这些资金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人们普遍感到“在任何行业投资都有很大的可能亏损”。在这样的环境下，象前面所说的那样实行全面赶超日本和美国的战略，将大量资金引向那十几个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领域的发展，也是中国剩余的储蓄资金唯一有利的出路。前边所说的这些部门一般都有这样一种特点：技术水平越高、技术越密集，或单个企业的资本越多，就越有竞争优势。而在中国这样的技术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要迅速提高国民掌握的技术，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长期的研究、开发和人员培训。在这样一些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去提高技术水平、添置机器设备，短期中可能没有合适的回报，许多企业和单位甚至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在投入了足够资金并投入了足够长的时期之后，一旦中国在这些领域获得了足够的竞争力，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资金回报。而如果再继续向那些已经处于严重生产过剩状态的劳动密集产业投资，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似乎短期内不会产生亏损，但是更多地生产已经过剩的产品必定会使这类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继续下跌，进一步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最终造成这些生产过剩的劳动密集产业利润率不断下降，并可能使投入这些行业的资本全行业亏损。这样，即使全局性地长期考虑全部中国资金的盈利性，再继续向劳动密集产业投资也不如将大量资金转向上述那些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而中国目前的尴尬处境却在于：一方面是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和没有利用的储蓄能力，另一方面对长远经济发展最有用的那些高技术资本密集领域却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这样的尴尬局面，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这种经济政策放弃了政府以财政手段对生产和投资的调节，放弃了国有经济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引导作用，片面地依赖所谓的“金融市场”和货币银行政策。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就放弃了系统地通过政府财政向国有企业投入和融通资金的做法，改而由自主经营的银行动员和分配储蓄资金。在自那以后的最初十几年中，政府对银行的经营活动没有实行有效的监管，致使银行内部普遍发生严重的经营腐败行为；地方政府又对专业银行的业务活动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专业银行发生坏账却不会伤害地方政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银行没有有效地遏止信贷膨胀的经营机制，这使得整个经济中没有内在的运行机制系统地导致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银行发放贷款时实际上不考虑回收是否有保障，造成了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改革结束了银行经营中的混乱局面，遏止了银行坏账的增长，但是银行为防止坏账而努力保证贷款的回收，却导致了银行可贷资金的过剩和总需求的不足。至今为止，中国居民的储蓄一直主要采取银行存款形式，这决定了企业从外部的融资归根结底只能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这样就造成了企业普遍具有极高的资产负债率，而这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环境下又极大地增加了银行贷款无法收回的可能性。银行规避不良资产风险的惜贷行为使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总需求不足。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企业资本金不足会导致银行信贷质量下降，想通过普遍的企业股票上市来大幅度增加企业的资本金。但是20世纪90年代新生的中国股票市场极不成熟，没有经验的中小股票投资人无法防范各种欺诈行为，而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又一直没有达到足够的效率，以致大批中小投资人在购买股票后经历的是长期的财产损失。中国私商之间固有的互相欺诈、互不信任的传统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起了极恶劣的作用，使得目前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丧失了融通资金的正常功能，不可能再通过股票上市而普遍地为需要大扩张的中国企业补充资本金。在这样的银行信贷和金融市场运行态势下，货币扩张政策就象前边所述的那样失灵了：由于人们普遍感到“在任何行业投资都有很大的可能亏损”，单纯增加货币供应只会导致金融系统中产生大量的剩余资金，银行并不敢将这些资金贷给经营实业的企业。于是各商业性银行中经常有几千亿的可贷资金找不到有利可图的贷出项目，而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起到扩大宏观总需求的作用。这种困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曾出现。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局从1998年开始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使中国经济走出了那一轮的经济萧条。但是当时发行国债的数量并不足够，实业界利润低下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房地产开发业成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有丰厚利润甚至是暴利的行业。于是房地产开发商成了银行争相贷款的热门，而贷给房产购买者的消费信贷由于有房产作抵押的可靠性也成了银行大力推广的信贷品种。通过直接贷给房地产商和贷给购房者的两类贷款而流向房地产开发业的银行资金造成了房地产投资的剧增，引发了目前的这一轮宏观经济高涨。我在《宏观经济过热实质上仍然来源于经济上的困境》一文中已经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缺乏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本国银行和个人的资金不敢再进入工商业而流向购买房产，才造成了房地产业的投资过度和整个宏观经济的过热。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和这一轮暂时的经济过热其实是投资机会缺乏和可持续的总需求不足的后果。但是任何有经济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中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利润并不是真正的经营利润，而是通过“寻租”获得的城镇土地的级差地租，而日本、美国甚至香港都是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收房地产税等手段将这些级差地租收归政府。更何况本文前边已经指出，在过快增加的用于购买房地产的银行贷款下每年仍然有20％建成的住宅销售不出去，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这个泡沫的破裂终将使宏观总需求的不足急剧地凸现出来。在这样的形势下，真正走出困境的道路是坚决地纠正整个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将过度地投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重新引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产业升级上。作到这一点的途径是回到政府财政通过国有经济进行投资的正路上来，以政府财政的国债和税收所筹集的资金投向那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十几个领域，以便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的真正可持续发展。这是由政府财政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所作的投资。前边已经指出，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目前仍为每年9％，而根据1999年以前各年的数据，如果房地产业的投资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总需求的不足就可能使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以政府财政通过国有经济对关键领域进行的投资，应当足以弥补这大约为每年2％的总需求缺口。而由于投资对总需求的拉动有乘数效应，我们估算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使得投资乘数可能低于2，因此动用政府财政资金对关键领域的投资应当达到每年中国经济总产出的1％略多一点。按照现在中国的当年价GDP，最近两年此项投资应为每年1千5百亿到2千亿元人民币，今后的5年中如果没有经历显著的通货膨胀，5年后此项投资应达每年3千亿元人民币以上。政府财政对关键领域进行的这些投资，应当是直接的实际投资，也即针对具体的、规划好了的项目直接进行购置、安装设备实物或组织研发，而不应当是将货币资金拨付给某个企业或单位任由其自由支配和使用。这样的财政投资支出方式，应当类似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方式。政府财政这样进行实际的直接投资，是因为这笔财政支出本来是用于购买实物以扩大总需求的，支出的项目又用于提高技术水平、添置机器设备以增强整个中国经济的生产潜力。保证专款专用、真正进行实际投资，才能真正发挥这笔财政开支的作用。如果将这笔财政开支仅仅作为货币资金拨给中间执行的企业或事业单位任其自由调配，这些中间执行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就可能将其用到证券投机之类的金融运作上，使政府的财政开支无法真正起到拉动总需求、提升生产能力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对关键领域进行的这些直接的实际投资，又应当有严格的制度化监管；其中的大多数投资完成后将交给企业使用，对这样的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就应当由未来负责该国有资产运营的机构或企业参与监管，投资完成后则交由这些机构或企业经营。在这里规划的政府财政投资领域中，大都已经有相关的国有研究单位或国有企业，如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领域中有科技部、中科院或信息产业部的各种研究单位、研究项目，大飞机的制造上已经有大的国有航空工业企业工作多年。如果政府财政投资的领域中或相关领域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国有研究单位或国有企业，上边所说的对投资过程的监管和投资完成后的经营就可以交由这些国有研究单位或国有企业来进行。至于政府这些财政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主要资金来源应当是政府发行的专门的建设公债，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某些专门的税收资金。不管资金来源于何处，这样的政府财政投资都必须建立专门的财政帐户，专款专用，不准挤占挪用，也不准与政府财政的其它资金交叉混用，以免管理混乱造成财政危机。目前可以从现有的税收中为这种政府财政投资提供资金的最好来源，是改变税收政策所能够节约的资金。税收政策的这种改变包括取消资源出口的出口退税、对资源出口征收出口税，以及对某些出口优势过于强劲的劳动密集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不应当再出口自然资源。取消资源出口的出口退税、对资源出口征收出口税，是保护本国资源、不再出口资源的最好手段。对某些出口优势过于强劲的劳动密集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则是因为中国目前在纺织品、鞋类等劳动密集产品上有极强的出口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已经使中国的这几类产品统治了世界市场，不仅造成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世界下降，而且激起了欧美发达国家采取各种严厉的保护本国企业、封锁中国产品的措施。这都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再以出口退税鼓励这些出口优势过于强劲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我们必须逐步降低、必要时甚至取消对这一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将节约下来的财政资金用于提升关键领域的生产潜力。当然，对政府财政投资新建的这些国有项目，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杜绝一切贪污舞弊行为，预先禁止一切“经营者持大股”式的权贵私有化，绝不能允许政府财政的产业升级投资变为新一轮侵吞人民财产的机会。政府财政产业升级投资在金融上的可持续性政府举债开支可以增加宏观总需求，使整个经济摆脱萧条，但是它也可能使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并且由于政府丧失还债能力而引起金融危机。实际上，现在妨碍政府举债开支的最主要障碍，就是政府借债的这种金融上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对于我们这里所主张的这种政府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来说，政府举债开支在财政金融上是可持续的，不仅不会引起政府丧失还债能力的财政危机，而且长远说来会缓解这样的财政危机。说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长远说来会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因为政府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是最具生产性的财政开支，它其实是一种货币回报远远高于投入的长期投资，会给整个中国和政府的财政都带来远远超出最初支出的回报。政府的举债开支扩大了总需求，避免了经济萧条，也就减少了企业的亏损和银行坏账，避免经济萧条还可以减少政府必须支出的福利开支。这都会减少政府财政为拯救银行业和向人民提供福利保障所必须负担的支出，在短期中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更重要的是，我们主张的这种政府举债开支长远说来会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潜力和企业的竞争实力，从而在长期中减少企业的亏损和银行坏账；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还可以加快经济增长，这有助于提高人民收入，减少对政府福利开支的需要。如果不这样举债开支提高技术水平，在技术进步停滞的情况下将剩余资金继续投向已经生产过剩的低技术产业，只会进一步降低这些产业的利润率，造成更多的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并且放慢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的放慢又会增加对政府救济贫民福利开支的需要。两相比较，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长远说来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不是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政府象本文前边所说的那样举债开支，绝不会陷入丧失还债能力的财政危机。按照现代金融市场上的标准衡量，一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余额如果不超过其每年GDP的40％，金融市场就不会怀疑该国政府的偿债能力而不购买该政府发行的债券。这样，只要一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余额没有超过其每年GDP的40％，该国政府就永远可以用借到的新债来还老债，永远不用担心国债的偿还问题。而目前中国的GDP每年的正常增长是9％，如果中国的国债余额已经占当年GDP的40％，则下一年增加的国债余额要占上一年GDP的3.6％，才能保持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从40％的比率上下降。而我们主张的政府举债投资只不过才占当年GDP的不到2％。还有，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货币发行都可以成为政府的“铸币税”，其方式是中央银行以其发行的货币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则可以在从中央银行借债后，不断地从中央银行借新债以还老债，实际上永远不必偿还最初借入的债务。而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已经有几万亿元之多，只要卖掉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等其它资产以购入国债，就可以把中央银行发行的所有货币都变为政府举债的资金来源。这笔政府债务实际上是可以永远不还的。而我们主张的那种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十年中需要政府借入的资金也不过三万亿元人民币。我们主张的那种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最终会形成一大批有足够技术水平和物质资本设备的国有企业或国有的企业股权，因此政府在未来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向其它投资者甚至私人投资者出售国有的企业股权，这样至少可以部分偿还最初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而借下的国债。由此观之，政府为这种开支所借的债务，比政府通常为修建基础设施、补贴出口甚至增加社会福利所借的债务，在偿还上更有保障得多。最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对全体国有企业征收专门的国有企业偿债税，未来国债到期时要求国有企业按其利润或净产值的一个百分比向政府财政上缴该项税收，专门用于偿还政府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而借下的国债。而目前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在上缴这样一笔特殊的附加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承担着政府主要的税收负担，而且上缴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一直大大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将国有企业相对外商投资企业多缴的所得税视为政府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所收的税，将其专门划出专款专用，用于政府的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或偿还为这种投资所借的国债。总结本文以上所作的分析，我们可以根本不必顾虑金融上的可持续性，放心大胆地按本文所主张的那样由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只要我们象本文所说的那样建立并执行严格的开支管理和监督制度，严厉禁止并惩罚一切贪污、侵占包括“经营者持大股”的私有化行为，把每年的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控制在GDP的2％之下，就可以避免政府丧失还债能力的财政危机，同时又在短期内消除宏观总需求的严重不足，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足够后劲。根据本文的这一分析，中央政府打击房地产泡沫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正确，而且十分必要。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坚持遏止房地产泡沫的经济政策，而且是采取更坚决的手段、更有力的措施来彻底坚决地消除房地产泡沫。根本就不需要害怕因此出现总需求不足的萧条，有足够的手段来防止这样的萧条。避免这种萧条出现的方法是从现在起就立刻作好预案，着手准备并及时实施上边所说的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的那一系列措施。这样相互配合的两方面措施一方面遏止了房地产投资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将储蓄资金引向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不引发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前提下正好完成中国目前正需要的经济发展结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