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说说即错适用于马克思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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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寿
[摘要]文章以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为指导，将马克思经济学实际使用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放到逻辑科学和科学哲学在当代发展实践中去考察，从而实现马克思的术语到当代学界的术语之间的转换，由此把握马克思经济学工具的实质和精髓。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研究方法；现代解读；科学哲学；逻辑学。
[作者简介]曾永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柳州市委员会副秘书长、高级经济师，广西柳州 545001
一、文献梳理和本文的思路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写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P23—24)这里，马克思将他的经济学方法区分为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由此可知，马克思经济学工具就是由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所构成的系统。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学界有大量讨论[2][3][4][5][6][7][8][9][10]。概括起来有两个层次的理解。其中，第一层次是狭义的，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二层次是广义的，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总体上是唯物辩证法。应当指出，学界的研究有优点，其优点是：依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突出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但是，学界的研究也有缺点，其缺点是：脱离当代逻辑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实践，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性。毫无疑问，马克思经济学是前无古人的科学体系，马克思经济学所运用的方法也是超越前人的、独特的科学方法；此外，我们研究的目的也是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独特方法，从而指导我们的现实实践。但是，辩证法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联系。因此，只有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放到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中去考察，才能在比较中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独特性。如果离开普遍性来探讨其独特性，不仅难以真正理解其独特方法，而且还会给反马克思主义者以这样的口实：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独特方法造成的，而不是客观过程的真实反映①——这是违背学者们的初衷的。笔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仅仅在于其超前性，它不仅超越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且超越了当代。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所运用的独特方法，正是逻辑科学和科学哲学至今仍在苦苦探寻的科学方法，因此，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相对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说是独特的，但是，相对逻辑科学和科学哲学在当代以至今后的发展来说不具有独特性。这里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述毕竟是在100多年前进行的，其中的术语与当代学界所使用的术语有很大的差异，这妨碍了认识其普遍性。因此，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仅仅囿于100多年前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是不够的。基于上述讨论，本文的思路是：以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为指导，将马克思经济学实际使用的方法放到逻辑科学和科学哲学在当代发展实践中去考察，从而实现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到当代学界使用的术语之间的转换，由此把握马克思经济学工具的实质和精髓。当然，笔者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本文权当抛砖引玉。
二、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现代解读
1、当代叙述方法的理论和实践
一般的，理论的叙述方法就是理论的构造方法[7]（P16）。因此，本文对“理论的叙述方法”与“理论的构造方法”不加区分，将它们视为等价可替换的概念。人类关于科学理论构造方法的探索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然而，在1900年前后，经过数学、逻辑学的深入研究，科学理论构造方法的探索获得了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公理法和公理体系的理论。所谓公理法就是从初始概念和公理出发，按照逻辑规则定义出其他所有概念，推导出其他一切命题的一种演绎方法[11](P275）。公理法源于数学、逻辑学，学界认识到，经验科学与数理科学有区别，为此，在公理法基础上，学界探索经验科学理论的构造方法，形成了被称之为“科学理论的结构”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验科学理论一般由如下三种成分构成：一是形式系统。它是形式演算系统，不具有经验内容，只是理论的逻辑骨架。二是对应规则。科学语言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对应规则使科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从观察语言中得到经验的意义，因此，对应规则是理论陈述和观察陈述之间的逻辑桥梁。三是概念模型。概念模型就是用语义学的工具给形式系统作解释，赋予其经验意义，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假说——演绎系统结构的经验陈述系统。学者们明确说，所谓“科学理论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公理法在经验科学中的应用，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经验科学的公理法[12]（P157）。因此，当代科学理论叙述方法可以归结为公理法。卡尔纳普指出：“一种理论的公理化就在于：这个理论的全部命题都被安排在以公理为其基础的演绎系统中，并且这个理论的全部概念都被安排在以基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构造系统中。”[13]（P5）。这里有两句话，分析可知，前一句意在科学知识的统一性；后一句意在科学知识内部无矛盾。由此可见，公理法的实质和精髓在于追求科学知识的统一性（一体化）与相容性（内部无矛盾）。笔者以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理想，是完全正确的。知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因而对客观世界的同一个领域不应当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统一性；理论内部无矛盾，这是理论可以付诸实践的前提条件，正因为此，希尔伯特说：“对我来说，全部假说的无矛盾的令人满意的证明是重要的”[14](P277-278)。因此，公理法所体现的科学理想，是应当坚持的。那么，公理法的实践达到这一理想了吗？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区分数理科学与经验科学。大家知道，逻辑学运用公理法已经形成以命题演算系统和谓词演算系统为基础的一系列逻辑演算系统，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公理化。数学运用公理法，除自然数的起源外，一切概念都被安排在以基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构造系统中，一切命题都被安排在以公理为其基础的演绎系统中，以至数学界流行这样的名言：“上帝创造了自然数，所有其他的数都是人造的”[15]（P142）。然而，经验科学则不然。学界认为，经验科学公理化的典范是物理学和经济学。诚然，“无论是牛顿的划时代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都是按照《几何原本》的精神和方法从少数几条公理出发，按照演绎逻辑规律来构造的”[16]（P121），但是，“光速不变原理和经典速度相加公式，和伽利略变换式以及绝对时间空间观念都是矛盾的”[17]（P32），可见，牛顿的经典力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两个基础不同的公理体系。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在公理化方面迈出了较为成功的一步”，是“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最成功之处”[18]；但是，“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五花八门的理论，构造了各种不同的模型，它们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不休和不可协调是当代经济学流派间的特征。”[19]。上述实例表明，经验科学还只是一些分散的公理体系孤岛，或许公理体系孤岛内部是无矛盾的，就此来说，经验科学达到了公理法科学理想的一个目标；但是，另一个目标即科学知识的统一性则远未达到。应当指出，没有达到科学知识统一性目标，那么，科学知识内部无矛盾则只是局部的，因为将那些公理体系孤岛连接起来，矛盾就可能凸现出来。大约正因为此，卡尔纳普提出“要把一切概念都从某些基本概念中逐步地引导出来，‘构造’出来，从而产生一个概念的系谱，其中每个概念都有其一定的位置”[13](P3)。为此他撰写《世界的逻辑构造》，并规划“本书就是要讨论这种构造的方法并把它应用于科学的概念系统，应用于全部统一的科学的概念系统。只有在成功地构造出这样一个关于一切概念的统一系统时，才可能不再把整个科学分割为各个互不相关的专门科学。”[20](P05）。但是，卡尔纳普并没有实现这一任务[20]（P148）。当代关于科学理论构造方法的理论和实践告诉了我们什么？第一，公理法体现的科学理想，这是应当肯定和坚持的。第二，数理科学运用公理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理想。第三，经验科学运用公理法则基本不成功。那么，这里隐含着什么道理？显然，公理法是数学、逻辑学的成果，它所运用的工具仅仅是思维逻辑（思维操作）；而数学、逻辑学的对象也仅仅是人的思想（点、线、面、数都是思想，而不是在人的思想之外的客观实在），因而它有思维逻辑工具足矣。但是，经验科学的对象是在人的思想之外的客观实在，因而它不仅需要思维逻辑，而且还需要事实分析操作（这是与思维操作完全不同的操作）[21]。因此，运用公理法，数理科学实现了科学理想，而经验科学则没有。笔者以为，这是必然的结果。那么，是否存在经验科学实现科学理想的叙述方法？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就是这样的叙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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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者 经济学方法 马克思 广西柳州 柳州市 经济学 经济师

2、由比较视角所看到的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
马克思说：“现实的运动…适当地叙述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先验的结构”，显然就是公理体系的演绎结构。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其中也有公理法[22]（P25）。但是，可以证明，公理法只是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系统的子系统，而不是全部。为此，需要将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与公理法做比较，从而以公理法系统结构为参照系，给出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从卡尔纳普的论述可知，公理法由两个分系统构成（下称“公理法系统结构”）：一是“理论的全部概念都被安排在以基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构造系统中”——此，我们称之为“概念构造分系统”；二是“理论的全部命题都被安排在以公理为其基础的演绎系统中”——此我们称之为“命题演绎分系统”。分析现实的数学和逻辑学公理体系，亦可证明这一点。然而，以公理法系统结构为参照系，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由三个分系统所构成（下称“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系统结构”）。其一，概念构造分系统。《资本论》从对商品具体的分析开始，由事实分析和逻辑推导，首先获得隶属于商品具体的概念群。接着，以此为基础，引进新事实并加以分析，依次构造出隶属于不同层级具体的概念群。其构造逻辑线索可表为：隶属于商品具体的概念群（商品和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等等）→隶属于资本具体的概念群（资本和劳动力商品、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等等）→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概念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企业生产有计划和社会生产无计划，社会财富积累和社会贫困积累…等等）。其二，命题演绎分系统。《资本论》从对商品具体的分析开始，由事实分析和逻辑推导，首先获得以“劳动创造价值”为核心的初始命题群——我们称之为“劳动价值论公理群”。接着，以此为基础，引进新事实并加以分析，依次演绎出隶属于不同层级具体的定理群。其演绎逻辑线索可表为：劳动价值论公理群→剩余价值论定理群→社会制度变迁论定理群。其三，工具生成分系统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给出了历史唯物论的经典表述，将经济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23]（P82-83）；其中最为基础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此，我们称之为“生产方式的二重性”。显然，这是马克思经济学最原始的分析工具。接着，马克思运用这一原始工具，通过事实和逻辑的分析，从商品具体、资本具体、资本主义社会具体，依次引出不同层级的分析工具。其生成发展线索可表为：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资本的二重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现在，我们有必要将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与数理科学公理法的系统结构以及经验科学“科学理论的结构”作一比较，从而明确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第一，就形式说，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与数理科学公理法的系统结构相比，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个工具生成分系统。前面说过，数学、逻辑学的对象仅仅是人的思想，原本就存在于人的思想中的概念和命题，仅仅运用逻辑思维就可以引出，因而它有思维逻辑足矣（也因而有概念构造分系统和命题演绎分系统足矣），就此来说，公理法本质上是逻辑法（由逻辑来构造知识理论的方法）。然而，经验科学的对象是在人的思想之外的客观实在，其表达客观实在及其属性的概念，不可能仅仅通过逻辑分析操作直接从思想中引出，而且还需要结合对客观实在进行类似于物理实验那样的事实分析操作构造出来。这是经验科学叙述方法与数理科学叙述方法的本质区别。考察《资本论》可以看出，由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工具生成分系统生成的分析工具，就是类似于物理实验那样的事实分析操作，《资本论》中的所有概念、命题都是通过这样的事实分析操作加上逻辑推导构造出来的。由此可知，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经验科学的叙述方法，是与数理科学的公理法不同的叙述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已经超越了数理科学的公理法，数理科学的公理法只不过是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系统中的子系统。第二，就内容说，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系统结构中的概念构造分系统和命题演绎分系统与数理科学公理法系统结构中的同名分系统也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系统所生成的概念、命题，都是隶属于不同层级具体的概念群、命题群；这些概念群、命题群不单纯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对研究对象具体（商品具体、资本具体、资本主义社会具体）进行事实和逻辑的分析引出的。然而，在数理科学中，“公理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点’、‘直线’等词只不过代表概念的空架子”[24]（P136）。可见，数理科学的公理系统其概念和命题都是纯粹思维的产物③。这是数理科学的公理法与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三，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与“科学理论的结构”也是不同的。前面谈到，学界有一个“科学理论的结构”的理论，认为经验科学理论一般由形式系统、对应规则、概念模型三种成分所组成。乍一看，它与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相类似。但是，应当强调，二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首先，“彭加勒说，牛顿理论本身是一种纯逻辑结构，力学定律也都是语言的约定。所以，我们应当像看待几何学中‘点’、‘直线’等概念那样把力学中的相关概念也看作是不涉及实在的‘空架子’”[20]（P146）。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的结构”的概念模型和形式系统与数理科学概念构造分系统和命题演绎分系统，其性质是相同的，由这种分系统构造出的概念和演绎出的命题，都只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而不是来自对客观实在的分析。这与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概念构造分系统和命题演绎分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其次，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工具生成分系统与“科学理论的结构”的“对应规则”也是不同的。工具生成分系统所生成的工具是事实分析工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谈到“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23]（P103）；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完整的表象”就是事实，“抽象的规定”则是概念，而实现“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手段就是事实分析工具；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就是将事实加工成概念、命题的加工器。然而，“科学理论的结构”的“对应规则”不过只是“理论陈述和观察陈述之间的逻辑桥梁”，它只是将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联系起来而已，其中并不存在对事实的加工。此外，“科学理论的结构”的“对应规则”，显然是纯粹思维的产物。然而，如前所述，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工具系列，并不是单纯思维的产物，而是对象具体内在的本质规定，是从对象具体分析引出的。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来源，由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可以给出清楚明白的说明：它们是马克思运用事实分析工具和逻辑工具，通过对对象具体（客观实在）进行事实和逻辑的分析引出的。然而，由“科学理论的结构”并不能做到这一点（等下将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证明）。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与“科学理论的结构”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实际上，“科学理论的结构”只是数理科学公理法的变形，它决不是经验科学理论适当的叙述方法。只有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才是经验科学的科学叙述方法。现在，我们再来讨论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抽象”和“具体”这一对名词。学者郑道传通过分析指出，这一对名词在不同范畴中可以表达两种不同的概念。第一种是“日常用语”范畴，其中“‘具体’一词往往带有‘实际’，‘实在’的意思，人们常常把‘具体’当成有形的，可触的，可感知的同义语，把可触摸、可感觉的东西都看作是具体的。…与此相对应，人们常常把‘非感性存在’，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内容叫做‘抽象的’” [3]（P76-77）。显然，这里“抽象”与“具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第二种是“专门制定的辩证逻辑范畴” [3]（P77-80），其中“抽象”是由“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简单的概念”，而“具体”则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显然，这里“抽象”与“具体”是明确区分的。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抽象”和“具体”这两个名词的两种含义都有。首先，“抽象”和“具体”有日常用语的含义。在《资本论》中，商品是一种具体，资本也是一种具体，但是，两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更具体（更丰富因而更实在）。由此应当认为，在《资本论》的理论结构中，前者属于“抽象”，后者属于“具体”，因此，叙述过程从商品开始到资本，就表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其次，“抽象”和“具体”又是“专门制定的辩证逻辑范畴”。前面说到，《资本论》的概念都是隶属于不同层级具体的概念群。例如，商品和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等都是隶属于商品具体的概念群中的概念，它们都是商品具体的“抽象”，而由隶属于商品具体的概念群刻画的商品具体则是“具体”。就此来说，叙述过程从各个单一概念到由概念群刻画的商品具体，就表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诚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构造方法，也是从初始概念和公理出发，按照逻辑规则定义出其他所有的概念，推导出其他一切命题的一种演绎方法，正因为此，马克思说由此构造的理论“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但是，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5]（P240），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初始概念和导出概念，分为不同层级（处于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商品具体、资本具体、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和不同层级的抽象（隶属于不同层级具体的各个单一概念），其中的联系是极其丰富复杂的。要准确刻画这些丰富复杂的真实联系，不仅需要有以逻辑规则为基础的演绎工具，而且还需要有对事实进行分析的事实分析工具；理论构造过程不仅是一个逻辑演绎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事实分析过程。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叙述方法与公理法（包括“科学理论的结构”）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3、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本质
前面，从比较视角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系统结构，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独特本质。有如下结论。首先，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具体法。这是从认知对象的角度得出的论点。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的客观世界。诚然，人们从客观世界获得的感觉和关于感觉的认识是抽象（“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及其“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是，客观世界本身则不是抽象，而是客观具体（物质整体）。由此可知，认知过程指向的对象是客观具体，因此，理论叙述亦即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叙述，其目的是用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客观具体，而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前面说过，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抽象”和“具体”属于“辩证逻辑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表现为将众多“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及其“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辩证地综合起来，由此获得再现客观具体的理论具体（“精神上的具体”，它是“多样性的统一”）——此可以理解为再现研究对象静态现状具体；二是“抽象”和“具体”属于“日常用语”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则表现为从感性相对贫乏的“具体”（例如商品）上升到感性相对丰富的“具体”（例如资本）——这实际上是再现研究对象历史过程具体。总之，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亦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其核心是具体，抽象只是说明具体的材料，只是上升到具体的手段。然而，公理法则不同，其核心是公理和定理，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表达，公理和定理无非是抽象，因此，由公理法构造理论体系是从抽象到抽象。综上所述，如果用一个与“公理法”对应的简略语词来刻画，那么，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可以称之为“具体法”。其次，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系统法。这是从方法构成角度得出的论点。这里，“系统”一词的意义是“完整有序”[25]（P“引言”）。深入考察可知，科学研究（人的认知）活动可概括为做两件事。其一是获取知识，这包括获取事实、分析事实，从而获取概念即最初的知识。其二是整理知识，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是具体（物质整体），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则是分散的抽象（此前已论及）；知识整理的过程，就是将在不同场合（由不同角度）获得的分散抽象，按照分散抽象之间的真实联系进行整理，由此构造反映客观具体的理论具体的思维过程。应当强调，获取知识和整理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适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获取事实、分析事实，从而获取概念即最初的知识，所需要的工具当然有思维，但不仅是思维，而且更主要的是类似于物理实验操作那样的分析操作；然而，整理知识所需要的工具则只是思维操作。目前，数理逻辑已将思维操作形式化，公理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然而，获取知识的操作尤其是获取事实的操作，则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④，以至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事实是明摆着的，只要搜集即可，并不需要什么分析工具。大约正因为此，学者们以为科学理论的叙述方法有公理法足够。然而，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所使用的工具不仅有思维逻辑（公理法），而且还有事实分析工具。由此可见，作为经验科学的叙述方法，公理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而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才是完整有序的——正因为此，我们说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系统法。由此，我们能够体会到，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将公理法包含其中从而超越公理法的科学叙述方法。第三，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这是从世界观角度得出的论点。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无论是概念、命题还是分析工具，都源自研究对象具体，都是从对象具体内部引出的。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本质特征是：方法仅在对象中。可以证明，方法不必外求，方法仅在对象中，这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1]（P217）。诚然，马克思将自己的叙述方法称之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但他强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不能如“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23]（P102-103）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说得更明白：“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26][P52]由此可知，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彻底唯物主义方法，“彻底”到方法仅在对象中（方法不必外求）。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知识（概念、命题）和方法（分析工具）都来自研究对象，这正是彻底唯物主义的体现。然而，公理法则不是这样，在那里“公理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是将人的思想“从外部注入自然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具体法”与公理法之间的本质区别。第四，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是经验科学实现公理法科学理想的可行方法。这是从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对科学的贡献角度得出的论点。如前所述，公理法的科学理想是追求科学知识的统一性（一体化）和相容性（内部无矛盾）。那么，经验科学何以达到这一理想呢？爱因斯坦说：“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24]（P102）。诚然，说客观世界与基本定律之间“没有逻辑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说“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则是不科学的，因为“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不是可操作的通路。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的分析工具，就是从客观世界到基本定律的通路，但这是清楚明白的、可操作的、事实分析的通路，是与“逻辑的道路”不同的道路。此外，爱因斯坦说“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本文的讨论表明，世界体系并不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需要用事实分析方法与演绎法的结合亦即系统法才能建立起来。前无古人的马克思经济学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由此，我们能够体会到，马克思经济学叙述方法，就是经验科学实现公理法科学理想的可行方法。

三、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现代解读
1、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及其根源
关于科学研究方法，当代学界也进行了深入探索。但是，很遗憾，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而是陷入了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因此，要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现代解读，就不能不对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有一个大致了解。先说科学发现之谜。据资料，在20世纪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方法论，不论是经验主义的，还是理性主义的，都是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可靠论基础上” [27]（P01），在那时，人们“普遍信奉科学发现的逻辑，后来由于科学理论的可错论取代可靠论，使得科学发现可以通过纯粹逻辑的途径而实现的迷梦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发现问题成了不可理解的对象”[27] （P05-06）。这就是科学发现之谜。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发现问题的论著急剧增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发现的方法论，没有发现的逻辑，主张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从规范性向描述性过渡，即用描述性语言，而非逻辑规范的模式去研究科学发现以至科学证明的问题”[27]）（P3）。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科学发现这个对象至今还是奥秘难测的”[27]）（P24）。再说理论检验困境。这可以从爱因斯坦提出的两个“一般观点”引申得出。两个“一般观点”即“外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写道：“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 [24]（P10-11）显然，理论检验是研究方法的内涵，就此来说，爱因斯坦提出“外部的证实”作为理论检验的重要原则无可厚非；然而，爱因斯坦所谓“内在的完备”显然与用公理法构造的公理体系有关——按照马克思的划分，这是叙述方法的内涵。那么，爱因斯坦何以要将“内在的完备”作为理论检验的重要原则呢？这里的原因在于，在“外部的证实”过程中，“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然而，这实际上就是“依靠使用特设性假设来扩大理论使用范围，其后果是导致理论的松散和繁杂化”[22]（P129），以至“在极限状态下，公理化理论最终会蜕化成一个编目式的知识体系” [22]（P17）。正因为此，爱因斯坦提出将“内在的完备”亦即保持理论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作为一条原则，以此来限制随意使用特设性假设。然而，这样一来，理论检验就陷入一个逻辑怪圈：原本，检验的对象是理论亦即公理体系，其评价标准是“外部的证实”；后来，为防止在“外部的证实”过程中随意使用特设性假设，“内在的完备”亦即公理体系本身又成为评价标准。这表明，以往关于理论检验的理论陷入了困境。那么，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和理论检验困境，根源何在？笔者以为，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根源在于寻找科学发现方法的视野仅仅停留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学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根源在于没有找到从经验到达事实的通路。先说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的根源。据美国学者M．W．瓦托夫斯基总结，关于科学发现可供选择的“理论有三种；一是经验主义的或归纳主义的理论，一是理性主义的或假设——演绎主义的理论，一是直觉主义的理论。”[28]（P81）然而，经验、假设本质上是知识，归纳和演绎则是纯思维过程；直觉，尽管其机制说不清道不明，但是一种思维则是肯定的。可见，学界寻找科学发现方法的视野仅仅停留在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此外，有学者认为，“科学发现的奥秘在科学家的智慧的头脑中” [28]（P80-81）；甚至有这样的幻想：通过对人脑的研究，“找出在脑的一百五十亿至二百亿个神经原内部把相互作用的过程译成密码的文法。无疑如果以这样的脑科学成就作为基础，存在不存在一种科学发现的逻辑就不会再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了[28]（P104）。

再说学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的根源。在经验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经验等同于事实，因而理论检验的评判标准就是经验；然而，经验实际上是人对事实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知识；于是，理论检验就是知识（成系统的知识即理论）与知识（单一知识）相对照。显然，这样的理论检验程序是不正确的，但却不会产生矛盾（不会陷入困境）。后来，人们发现经验并不等于事实，经验只是通往事实的桥梁[22](P27)，此时，正确的理论检验程序应当是理论与事实相对照。但是，学界却普遍认为“从经验材料到逻辑性演绎以之为基础的普遍原理，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逻辑的通路”[24]；而且，在学界看来，除“逻辑的通路”之外，再也没有其它通路，于是只好归结为神秘的“直觉”。这样，学界就找不到经验通往事实的通路，因而不可能严格规范“外部的证实”科学程序，从而不能有效防止随意使用特设性假设——这正是爱因斯坦“非常伤脑筋”的问题。理论与事实相对照亦即“外部的证实”之路走不通，最后不得不诉诸“内在的完备”，于是，陷入理论检验的对象成为理论检验评价标准的逻辑怪圈。显然，理论检验相当于理论的证明。然而，“科学史实说明，科学理论的证明也不是纯粹逻辑的过程”，而是与科学的发现问题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27]（P3-4）。此外，深入分析表明，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的根源最终也是同源的。如前所述，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是因为他们寻找科学发现的方法只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然而，事实不等于知识，因而从经验达到事实决不仅仅与人的头脑、人的思维、人的知识相关，既然学界只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又怎么可能找到经验通往事实的通路？！这就是说，学界无论是陷入科学发现之谜还是陷入理论检验困境，其最终的根源都在于：学界关于科学研究工具认识上的局限，即认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只是思维。必须指出，认为科学研究工具只是思维，科学发现的奥秘存在于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这是一种虚假的认识。

再说学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的根源。在经验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经验等同于事实，因而理论检验的评判标准就是经验；然而，经验实际上是人对事实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知识；于是，理论检验就是知识（成系统的知识即理论）与知识（单一知识）相对照。显然，这样的理论检验程序是不正确的，但却不会产生矛盾（不会陷入困境）。后来，人们发现经验并不等于事实，经验只是通往事实的桥梁[22](P27)，此时，正确的理论检验程序应当是理论与事实相对照。但是，学界却普遍认为“从经验材料到逻辑性演绎以之为基础的普遍原理，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逻辑的通路”[24]；而且，在学界看来，除“逻辑的通路”之外，再也没有其它通路，于是只好归结为神秘的“直觉”。这样，学界就找不到经验通往事实的通路，因而不可能严格规范“外部的证实”科学程序，从而不能有效防止随意使用特设性假设——这正是爱因斯坦“非常伤脑筋”的问题。理论与事实相对照亦即“外部的证实”之路走不通，最后不得不诉诸“内在的完备”，于是，陷入理论检验的对象成为理论检验评价标准的逻辑怪圈。显然，理论检验相当于理论的证明。然而，“科学史实说明，科学理论的证明也不是纯粹逻辑的过程”，而是与科学的发现问题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27]（P3-4）。此外，深入分析表明，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的根源最终也是同源的。如前所述，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是因为他们寻找科学发现的方法只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然而，事实不等于知识，因而从经验达到事实决不仅仅与人的头脑、人的思维、人的知识相关，既然学界只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又怎么可能找到经验通往事实的通路？！这就是说，学界无论是陷入科学发现之谜还是陷入理论检验困境，其最终的根源都在于：学界关于科学研究工具认识上的局限，即认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只是思维。必须指出，认为科学研究工具只是思维，科学发现的奥秘存在于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这是一种虚假的认识。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29](P501)应当强调，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认知，因此，科学发现的方法存在于人对客观实在的认知过程中。诚然，人对客观实在的认知过程，其中有思维，但不仅仅是思维，而且还有“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东西。因此，认为科学研究工具只是思维，从而仅仅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是不可能转出科学发现的方法，也不可能转出理论检验的科学程序。实际上，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现问题的探索过程也能证明这一点。前面说到，在20世纪以前，人们“普遍信奉科学发现的逻辑，后来由于科学理论的可错论取代可靠论，使得科学发现可以通过纯粹逻辑的途径而实现的迷梦破灭了”。学界有定义，逻辑研究的是思维形式规律，因此，纯粹逻辑的途径等价于纯粹思维的过程。由此可见，仅仅在思维中寻找科学发现的方法和理论检验的程序，无异于沉浸在20世纪以前的迷梦中，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2、以破解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为视角探析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
现在，再来探析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以破解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为视角，考察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实际使用的研究方法，我们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再现客观具体的明确意识和批判地综合方法——找到对象的科学方法
科学是对科学对象所进行的研究，科学理论是对科学对象内在规律的反映，且，人类对科学对象的认识总是从不完整（与客观对象不完全相符）逐步逼近完整（与客观对象完全相符），因此，找到相对完整的科学对象（发现相对客观完整的对象与相对不客观不完整的对象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发现，而且是一切其他科学发现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可见，准确找到对象的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方法亦即科学发现方法之一。
以上述认识为线索，我们发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包括找到对象的科学方法。那么，具体说，马克思找到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有哪些？这需要区分两个角度来概括。其一，科学一般即科学共性角度。就此来说，马克思找到对象的方法可概括为两个要点，一是再现客观具体的明确意识，二是批判地综合方法。其二，科学特殊亦即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特性的角度。就此来说，马克思找到对象的方法可概括为三个要点，即在科学一般角度概括的两个要点之外，还有一个要点，那就是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立场。在此说明，我们的标题是“以破解科学发现之谜为视角探析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这里的“科学”指的是科学一般，因此，本小节的标题没有将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立场列入“找到对象的科学方法”。但是，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学，因此，本小节也要谈到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立场。为此，下面先讨论科学一般角度所概括的前两个要点，最后再讨论科学特殊角度所概括的第三个要点，并且说明第三要点与前两个要点的关系。
先说第一个要点。马克思说：“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3]（P103）。仔细分析，这里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黑格尔方式，其对象是“思维的结果”，它原本就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因而不需要“找”，也不存在“找”的问题。第二种是马克思方式，其对象是在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具体，需要用“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所谓找到研究对象，就是这样一个再现过程。由此可见，再现客观具体的明确意识，是找到对象的前提条件。次说第二个要点。大家知道，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然而，从马克思的经典表述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是：将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由此可见，历史唯物论本质上是明确经济学研究的客观对象。然而，马克思把历史唯物论称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30]（P261）。在马克思来说，批判不是简单地抛弃，批判不是全盘否定，批判就是比较甄别；就发现历史唯物论原理亦即找到经济学真正的对象来说，批判是将人们和自己通过实践获得的关于客观对象的各种感觉、知觉、知识以再现客观具体为宗旨进行比较甄别，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再体”的过程将比较甄别后的结果综合起来，从而得出再现客观具体的“精神上的具体”。由此可知，批判地综合方法就是马克思找到经济学客观对象的方法之一。[31]仔细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们看到，他们正是在再现客观具体的明确意识指导下，通过批判地综合方法找到经济学的客观对象的。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很多，本文仅举一例来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另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还有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30]（P15）“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他们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未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统计学给他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证明。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30]（P16）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深刻揭露了“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社会意识与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接着由这一矛盾追根溯源找到经济学真正的对象。诚然，具有意识的确是人的特征，这一认识并没有错，但却是片面的。因为具有意识并不是人的全部特征，甚至不是人的最重要的特征，人最重要的特征则是人的社会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和现实作了大量的分析后继续写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30]（P30）这里，所谓人的社会生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通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全篇，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是对“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认识进行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抛弃，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将“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认识与自己通过实践获得的认识，以再现客观具体为宗旨进行比较甄别，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辩证的综合，得出正确的系统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通过批判地综合方法，发现历史唯物论亦即找到经济学的客观对象的。再说第三个要点。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32](P230)“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32](P211)。实际上，马克思所运用的批判地综合方法，其中渗透着阶级分析方法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阅读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字里行间都体现着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正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并在这种方法中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才发现历史唯物论亦即找到经济学真正科学的对象的。这是毋容争辩的事实，用不着更多的引述分析。但是，从科学一般角度来说，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立场，本质上是再现客观具体的明确意识在经济学或社会科学的特殊应用。因为社会是有意识的人群的生活，然而直到今天社会仍然分裂为彼此利益对立的阶级，因此，经济学或社会科学，如果要获得再现客观具体的“精神上的具体”，就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经济学或社会科学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才能发现和理解社会前进的方向。这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将阶级分析方法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作为重要方法，并不表明马克思有什么个人情感上的好恶，而是经济学或社会科学再现客观具体所必须，是再现客观具体明确意识的必备内容。然而，阶级这种现象，毕竟只是经济学或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自然科学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又酸又臭的春秋笔法。病树为何跑到华尔街去？你的不止一般的“深刻”独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