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多维解构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多维解构

2012-04-28

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经济课题，而且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相结合的综合性课题。从一个“2+3”的“微观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内生框架来重新解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逻辑、约束和创新机制，从而揭示政治上合法性基础转变，经济上宏观均衡发展和社会上“两条腿”平衡发展的内在要求及相对照的宏微观约束，构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关联度。由此架构一个与“2+3”的“微观与宏观”和“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相对应的实践均衡创新机制。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逻辑，约束机制，创新机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战略要求，也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当前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阐释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阐释其必要性（宏观经济失衡与资源环境问题恶化等），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需求，而且也存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必要性，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构筑一个“三位一体”的内生性框架来解构其转变的逻辑、约束与创新路径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而尝试从这个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其整个研究分析框架见图1。研究的整个观点就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构筑一个内生框架来解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逻辑、制约与创新的三个维度来丰富转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容。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逻辑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其深层的内在逻辑，即存在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存在内在的经济逻辑，也存在内在的政治和社会逻辑动力，因而是存在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位一体”有机内生逻辑。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政治逻辑：绩效合法性困境与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9.9%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问题。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权贵阶层等问题，危及党的执政基础，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因为经济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也稳定，反而会出现经济增长、政治不稳定的格局。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因而合法性虽然需要一定的政绩支持，但决不能够把政绩或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所谓合法性的“政绩困局”的现象，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国内著名学者也赞同合法性基础与经济绩效之间并非是一一对等的关系。认为：统治者为得到合法性，只能不断地追逐更多或更高的绩效，一旦经济发生波动，绩效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合法性就可能立刻受到怀疑，这就使得ZF陷入了不断追求更高政绩的“政绩困局”之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突出的事实，就是民众普遍感到不幸福。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结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这个结论充分说明，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带来民众的支持与认同，其经济增长的合法性基础存在缺陷，必需改变。而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为新的合法性基础提供来源支持，其逻辑机制可见图2。

　　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可知，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那么破解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经济，即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三大偏向：一是收入分配上的资本偏向型；二是城乡关系上的城市偏向型；三是ZF与市场关系上的ZF偏向型。相对应的经济驱动力自然就是投资驱动型、城市工业化偏向与ZF主导型，其经济结果自然就体现在资本要素收入上升，导致了劳动报酬占比收入下降，劳动权益受损。城市偏向型的结果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3.33：1，一个城市人等于三个农村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就是其真实写照。ZF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结果，显然就是近年来突出的“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ZF而不是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导致民间私人投资不足，产生了ZF过度干预市场经济进而发生了腐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显然，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本偏向型、城市偏向型与ZF偏向型形成了政治上的劳动者权利、农民权利和市场权利处于弱势地位，超越绩效合法性困境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新来源——权利政治没有其经济基础，因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其政治逻辑，即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新的经济基础。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经济逻辑：宏观经济失衡与平衡
　　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宏观经济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之间应该保持大体平衡，而且主要以消费为主要驱动力；根据国际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较高。但在中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与世界相比却是“逆向”的。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的投资贡献率是不断上升的，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位置95.2%。可以说，2009年的经济增长贡献几乎来自投资，虽然主要是应付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的作用，但是2008年47.5%的投资贡献率大大超过43.5%的消费贡献率，而且消费贡献率在逐年的波动中却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最高点85.5%下降到2009年的45.4%，中国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明显。宏观经济的“三架马车”之间的失衡带来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式”产能过剩（不是市场主体的真实行为选择，而是各种指标压力下的赶超产生的，如国企的投资冲动），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低端产业上，甚至在高科技产业上也有些情况，是一种绝对式和相对式并存的产能过剩。二是资源环境问题恶化，其根源就在于当前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即“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低效率），必然带来资源环境问题。三是外贸依存度过高，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诉讼频繁增加。中国“入世”以来，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这是出口驱动性增长方式的结果。

　　中国的投资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有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关键，是解决内需不足——消费不振，而这是一个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因为是收入决定消费。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型的，其收入是资本偏向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也是自然的。我们从表1看到，代表居民收入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从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9年的46.6%，而代表ZF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从1990年的13.1%上升到15.2%，代表资本的企业的营业余额比重从1990年的21.9%上升到24.7%；特别是从表1还可以看到，2007年的营业余额比重为31.3%，而劳动报酬比重仅为39.7%。这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刻，国家实施了“扩内需、保民生、保增长”的方针政策后，以及《新劳动法》实施和“民工荒”等综合因素，使得劳动者报酬有所提高。2009年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至46.6%，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是与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在要素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平均在50%以上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那么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决定分配。因而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即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关键则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社会逻辑：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与再平衡
　　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又相对缓慢；以至于出现中国经济在增长，中国民众的幸福度和满意度却在下降的“悖论”现象。我们从表2可以看到，“金砖五国”的公共服务之一：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06年中国的医疗支出比重只有4.6%，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3%；我国与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家比较也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中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另一面，即身份的强化。以社会保障的参加状况为例（见表3），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保障享有率的身份特征，国有、集体单位身份人员享有较高的比率，普遍在70%以上，而个体与私营单位人员至少低30个百分点左右。

　　为何会出现经济一条腿长，社会一条腿短呢？许多学者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以前经济问题是主要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社会问题慢慢成为主要问题。如谢地、刘佳丽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增长和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正在转型，即从私人产品供求失衡向公共物品供求失衡的矛盾转变。迟福林也认为，中国社会正在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主要矛盾向公共物品供求失衡转变，也即中国社会的失衡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说明加强社会建设是必须的，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但如何加强社会建设以应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转变呢？重要的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根源是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王宁总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低成本发展模式，具体体现为“四低”，即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这种模式必然产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是ZF和企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反应。自然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造成公共物品供求失衡，进而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要求，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重要的在于公共服务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在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通过公共服务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新的社会动力结构。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性约束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一定动力，同时也存在制约因素，使之并没有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进而形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路径依赖”，这种制约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存在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有机联系的整体性内生约束。
　　（一）内生政治体制约束：微观动力与宏观压力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约束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在本质上都是结构转变。即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要素投入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因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内容就是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转变。那么，政治体制又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变化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呢？这就是政绩考核和晋升激励体制。通过图4，我们可以看到政绩考核体制和晋升激励成为地方ZF的压力和动力。通过地方ZF行为这个传导机制，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大结构转变。

　　为何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一种政治上的制约因素，即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与晋升激励体制呢？这个政治机制又如何影响到三大结构转变呢？原因在于：提拔官员的考核机制被学者称为“政治晋升机制”，官员促进经济发展是一种“晋升激励”的动力，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政绩考核机制的核心却是GDP和财政收入，因而ZF官员的目标是如何提高GDP和财政收入，其最快、最有效推动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方式就是招商引资，这就是为何地方ZF一直以来热衷于招商引资活动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此，经济发展方式也就难以实现真正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官员的任期制，地方ZF就必须追求“短平快”的项目，实现其3-5年内任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产业结构上自然是选择工业为主导，进而就会出现中国各个省、各个市、甚至各个区县乡镇都想上马能够立刻带来提高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GDP）指标的那些雷同的工业项目（主要是重化工业项目），进而出现了各省、市、县乡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引致中国各省产业的“一窝蜂”局面。正因为此，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目标就难以实现。同样，在要素结构上，企业和ZF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下，出现一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压低劳动力价格，降低社会福利成本，依靠投入而不是创新来提高经济利润。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企业的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不一致时，特别是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过度地供应，偏离社会理性的均衡水平。当前企业不考虑其行为的社会福利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产品质量与安全成本时，其结果是大量供应其产品，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当企业不考虑这些社会成本时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是靠低成本的投入而不是创新来提高其效益。总之，微观与宏观的晋升激励与政绩考核体制就成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种政治上的内生约束。
　　（二）内生经济体制约束：微观价格机制与宏观财税体制约束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受到经济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微观层面就是市场价格体制，宏观层面就是中国的财税体制，其整个制约架构可参见图5。企业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受价格这个指挥棒的指引，因而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制是制约企业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市场经济中的几项关键因素是：工资、利率和汇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指引着企业是否使用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当劳动力价格低时，企业就多用劳动力；反之，就减少劳动力的投入。中国的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还是相对低廉的，所以企业大量使用农民工，成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农民与市民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福利差异，企业雇佣农民工时，基本没有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福利支付，企业的劳动投入成本进一步降低，导致企业宁愿选择用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来增加企业效益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而不选择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科技创新来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的资本价格，即利率，在中国还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价格——利率，是受到相对管制的。为了照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利率偏低，对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巨大的投资冲动作用。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特别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利率导致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成本低，投资冲动明显。因此，能够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较低，导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饥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作用。同样，汇率作为本币与外币的价格，对企业选择是否出口与进口有关键性影响。如果汇率贬值则有利于企业出口；反之，就是进口。中国的汇率也是受到管制的，为了出口创汇，汇率一直以来处于相对贬值的状态，导致企业大量出口，加之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又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引致出口的动力更加强劲。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的贸易顺差强势增长，而实际上却是出口越多，损失越大，国际摩擦也不断。当然还有资源价格和公共服务价格，如矿产价格、能源价格、土地价格等价格机制也没有完全理顺，导致企业的投入成本不高，特别是社会成本低，这就使之依靠要素的投入而不是质量和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0 回帖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 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关键词 合法性 创新 而且 平衡

宏观上的财税体制影响经济发展：一个是财政收入，另一个是财政支出。宏观财政收入方面，在ZF、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上，ZF的财政收入过快增长，从表1可以看到居民的收入比重处于逐步下降，而代表ZF的收入比重却在不断的上升，这个还可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1994年以来的税收弹性在1.8至2.4之间，这说明国民收入向ZF倾斜。财政收入向国富集中而未向民富集中，导致ZF主导型经济明显，国富而民不富，自然内需结构就难以改变，ZF主导型经济下ZF承担的责任越大，投资越多，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内需结构的“路径依赖”特征。另外，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力度不够，强化了收入不均等的逆向调节，中低收入者负担较重，承担了50%，相比之下美国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80%左右的税收。财税体制的结构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消费倾向下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内需难以启动。同时以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ZF和企业加大投资重化工业，不顾资源和环境效应，只顾增加财政效应的投资冲动，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出方面，1994年我国实施了新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2009年，中央ZF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2%，地方ZF财政收入则由1993年的78%下降到了2009年的48%。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80%。就是说，地方ZF拿到48%的财政收入，却要承担80%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这使得地方尤其是县乡一级ZF的公共服务能力普遍偏弱。地方ZF的财力不足，事权更多，在政治上晋升激励和考核压力之下，地方ZF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近年来房价不断攀升，土地财政占地方ZF财政收入的四到六成的比重就是很好的说明。因而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虽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反而加剧了固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　　（三）内生社会体制约束：微观主体利益博弈与宏观公共事业体制约束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即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说明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的社会动力基础，但反过来也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变化，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例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土地财政需要进一步规范，会遭到地方ZF的不同阻力。高帆也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调整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而存在着三重陷阱之一：利益格局锁住陷阱。更重要的是：利益博弈的能力决定了其利益所得的大小，因而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塑造，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其逻辑机制见图6。当前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央地ZF利益关系博弈、地区利益主体的关系博弈、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的关系博弈，这四对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这些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变化是背离的：即与消费驱动、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和要素创新驱动的要求相反。例如，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点是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中国的公共服务非均等，主要体现了两大差距：一个是城乡居民不同身份的差距，另一个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必然导致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变化，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上升，城镇居民社会福利下降，这样城乡之间的利益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城镇居民不会反对吗？因而可以看到，城市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内涵导致改革难以一步到位，存在利益格局调整的阻力。富裕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高于贫困地区，那么加大先富帮后富则需要一个过程，这又会涉及到富裕地区居民与落后地区居民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就会遭到各种形式的阻碍与抗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涉及到当前的许多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如劳资利益关系，不同收入群体利益关系、宏观ZF、企业、居民的三者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等等。如果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十分困难的，而利益关系不调整，农民收入不提高，农村市场就难以启动；如果居民收入不增长，劳动者报酬不提升，内需不足就难以解决；如果央地利益关系不改革，地方ZF行为继续投资型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就难以转型；如果劳资关系不调整，企业的要素投入数量型增长模式就难以转变，要素投入结构转型也难以实现。由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然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和分配的过程，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重塑，那么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博弈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制约力量。

　　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仅是微观利益主体的博弈问题，而且是宏观公共事业体制的问题。当前突出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的另一大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单中心”的、近乎垄断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所导致的供给效率低下，远远满足不了居民迅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决策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基本没有考虑居民的真实需求，提供与生产没有分离，生产效率低下，特别是公共服务事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改革，导致公共服务价格居高不下，甚至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ZF公共服务供给的“缺位”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宏观社会事业体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约在于：ZF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抑制，形成内需不足；公共服务具有的经济效应即公共服务的内需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效应呈现供求矛盾，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结构转变（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进而需要在社会公共事业体制的提供模式、决策机制、提供机制和供应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体性创新架构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有内在的逻辑动力，又有制约因素存在；因而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自然就要破除制约因素，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同时，存在的制约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三位一体”的有机联系，那么消除这些因素的政策也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机制的创新。迟福林认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实现发展方式的“三重力”：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这就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力”的改革与创新。但有“三重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政策动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基础上深化的方向是微观与宏观的机制，即形成“2+3”的“微观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的政策创新动力机制。
　　（一）微观晋升动机的优化与宏观公共服务型ZF架构
　　微观动机的晋升激励与压力型政绩考核机制的结合，造成地方ZF官员的眼里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社会发展，为此，塑造一个新的微观动力是有其必要的。塑造官员的晋升动力在于考核指标的优化，重点把经济建设的指标与社会建设的指标综合起来，均衡发展的设计，而不是单一重视经济建设指标。指标的设计涉及到新的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上进行全面的优化，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的指标考核，形成公共服务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径，公共服务均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机制，公共服务建设成为新的发展理念，成为超越绩效合法型政治的一个新突破。微观——官员动力的指标优化，还需要宏观制度的新架构与其相搭配，这就是ZF职能等方面的转变，即公共服务型ZF的架构。实现从生产建设型ZF向公共服务型ZF的转变，实质就是ZF的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经济与社会建设均衡发展，即ZF的职能要实现从“卸责”到“负责”的回归，工作的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公共服务享有状况。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公共服务ZF职能的法治化。要从立法的高度对ZF职能进行规划和设计，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第二，公共服务职能的细化与分解。公共服务面向群众，需要对适合群众要求的各种公共服务的特点作出安排，这就需要细化和分解ZF的职能，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基层ZF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提供职能。第三，公共服务型ZF的架构需要进行按照公共服务特点进行的机构改革，让该市场化的部门市场化，让公共性部门回归ZF，进行新的整合，这就是继续推进大部制的机构改革。第四，公共服务型ZF的架构必须得到居民的真实公共服务需求反应，需要构建居民的公共选择机制。公共服务型ZF的基础机制就是居民的公共选择机制，能够真实反应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监督ZF，为生产建设型ZF转向公共服务型ZF提供基础保障力量。
　　（二）微观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与宏观公共财政体制架构
　　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引导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挥棒效应难以实现，加之财税体制的不完善，进一步恶化了固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必须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价格机制和财税体制。市场价格机制的完善和深化，就是要推进工资增长机制的改革，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以形成机制的改革，同时推进资源类价格机制的改革，让价格真正反映其资源的稀缺性，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企业提供经济激励与约束。宏观财税体制方面：首先，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ZF间财政分配关系。其次，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比重较大，而真正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较小，这就是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还带有很浓厚的“经济建设型财政”的特点，财政支出被大量地运用于那些本应由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竞争性和盈利性的经济领域以及行政管理支出上。因此ZF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缩减ZF的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由经济建设型ZF向公共服务型ZF转变，厘清ZF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减少ZF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使之转变到间接调控轨道上来。再次，税收体制的改革深化。税制结构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速度和效益，需要推进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结构改革，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上来，同时为实现低碳经济，还要推进碳税的完善与深化。
　　（三）微观利益主体博弈结构重塑与宏观社会公共事业体制架构
　　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微观利益主体的博弈能力的变化，也即需要重塑微观利益主体的博弈结构。马西恒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是突破现有发展方式赖以延续的利益格局，打破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重塑社会利益关系建构趋向新型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因而首先就是要对社会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与改革，最主要的利益关系格局调整有：一是ZF与居民的利益关系。通过结构性减税藏富于民，加大对社会公共服务支持的力度，减轻老百姓的支出压力，进而调整ZF与居民的利益分配关系。二是城乡利益关系的调整。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大支农力度，逐步消除户籍制度的歧视性的社会福利身份，特别是建立农民工群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支撑体系，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利益关系。三是劳资关系的调整。完善工会，落实《新劳动法》的要求，逐步实现工资的增长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四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就是财政体制的完善与改革。其次，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与反馈机制的转型与升级：问责制的转型。当前虽然有官员问责制，但主要是内部建立的制度，而没有外部压力，导致其问责流于形式，约束弱化，因而要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制度。以农村居民的公共选择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为突破口，增强对基层ZF行为主体的行为约束，主要就公共服务提供进行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公共选择，使得公共服务的供求结构趋于均衡，而非领导意愿，导致与公众需求相脱节的结构非均衡化。这样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机制，同时对民众的需求意愿进行反馈考核，进行问责，形成良性互动的约束机制。最后，按照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分开的理论，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结构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在于ZF垄断公共服务的“单一中心治理”模式，没有区分提供与生产，市场、私人部门和社会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程度较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ZF提供绩效不够理想，因而要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及社会第三部门的作用，提高其供给绩效。
作者简介：胡志平，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讲师、博士（上海 201620）

作者： 胡志平 来源： 《社会科学》2012年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