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一段讲话,源自:“大学的逻辑: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三)”
3 学术水平与中国大学的“官本位”
赵晓: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官本位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张维迎:在中国,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中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Hierarchy(官僚)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个人成就的标尺。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
但是,我想强调,大学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内生的,与学术规范有关,与学者水平有关。
在中国,因为缺乏好的学术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地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欣赏。这样一来,做学问的人常常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人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官衔”来比较了。
在大学,什么样的人最重视当官?什么样的人官本位思想最重?普遍看来,越是学术水平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的学术成就,对当官反而不“感冒”,他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
在大学,在一个系或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像北大的季羡林教授,他才不在乎当什么官呢!在美国的优秀大学,担任系主任常常要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因为那是服务别人、伺候别人的事,会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没人愿意干。
但是,低水平的学者就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比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一个系里,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就只能根据“头衔”来推断学术水平,认为谁当了系主任“谁的水平就高”,大家就会拼命去争当系主任,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人搞学问了。
在我们中国的大学,好多教授喜欢“占摊”,所以大学里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但是很少有做出出类拔萃的研究成就的。其实这部分地反映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低的状况,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
我的研究发现,几乎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越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越低的人忙着去分配。大学的官本位损害学术研究,它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
因此,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逻辑,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员的水准,而这正是我们这次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改革会对破除官本位非常有益。
比如说,不直接从本院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教员,就会对官本位产生很大的冲击。在现在的体制下,导师的官越大,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学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一定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这样,就激励教授当官。在新的体制下,比如说,当有10个外校的博士竞争一个本校职位的时候,学术标准,而不是导师的行政职务,就会成为学校聘任的主要标准,一个人要找到好学校,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当官的教授。这就会大大降低教授当官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