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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1980年代初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一般自称“数量经济学学者”，区别于以意识形态文字描述的传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长达30年的交锋，以1982年的这个会议为缩影。茅于轼是张维迎所在小组的副组长，他注意到这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的发言。传统与现代的针尖对麦芒，最后多半演变成各说各的，互不搭理，而这位23岁的年轻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场，审视对方，并能准确道明传统的局限、现代的优势，如他的论文标题。
副组长茅于轼推荐张维迎代表小组参加大会发言，遭到组长的坚决反对，组长是年龄颇大、坚定的传统经济学者。两人一阵好吵，最后茅于轼说服了对方。
无关胜负，这个会议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生路。对于23岁的张维迎来说，这个会议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论，明显区别于和现实脱节的、僵死的教科书，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学校不久，他即创办了一个6、7人的读书班，由他主讲，每周讨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会议，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长。在那个没有人敢自称信奉市场经济的年代，和这些师长的辩论和研讨，成了青年张维迎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无尽担心。文革结束6、7年，社会风气虽明显好转，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更深了，引为改革战友和忘年知己。
茅于轼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轼又去信了，说，旧观念何时向新认识道过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锋时，又是新观念、改革派被批。
24岁的张维迎还顾不上下一次，仅这一次已经够他受的了。他差点毕不了业，而且，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陕北吴堡县老家的父母虽不识字，亲戚好友总会不经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伤心之至。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再没比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数次被骂当口，常有媒体约访电话，张维迎习惯回复，20年前就骂过了。有时夫人抱怨，不能少说两句？张维迎便会说起24岁时那个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决心。
西北大学现象
一年后，张维迎又成典型，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次日的《新闻连播》对该文做了摘要播报。《新闻连播》对一个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报，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学校研究生处那位处长这次的总结是，对研究生的管理，还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有一说法，当何老师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张维迎在《恩师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一文中说，“何老师从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学生。”
何炼成说，张维迎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决定去体改所工作时，何老师“很是舍不得”。何炼成的印象中，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又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张维迎到体改所后，常有同事惊诧于他微观经济学的地道和扎实，电话何老师，问有何秘诀。何炼成没有揽功，说是因为读书会。
张维迎后来说，他们这一代人，上了大学后之所以如饥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为了解释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没有权利决定它该种什么；公地上的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青黄不接时，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农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不允许土地有偿转让，不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也首先从农村研究开始。1987年，张维迎署名“陕仁”，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说，“后来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源于此。”
张维迎在吴堡农村土生土长，1975年，16岁在县城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团支书兼会计，两年后，在一次惯常劳作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茅于轼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会议后，茅于轼和其中的多位毛头小伙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杨小凯、张维迎。一次，张维迎看完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茅于轼的印象中，其时的杨小凯，已相当成型，而张维迎，仍在懵懂寻找；在理论的创造性上，杨优于张，而在和现实问题的契合上，张优于杨。
无论如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随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张维迎说服了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观点，“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从此处开始，“双轨制”——计划和市场，国有和民营，公立和私立，甚至长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黄包——成为最富中国改革特色的历史景观。考虑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从两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问题，而计划价格的一统天下和计划价格制订者致命的自负，是社会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实行意义深远。
1980年代初期，青年经济学者展示出爆发力。张维迎后来说，我必须表达对1980年代体改所同事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观点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遗憾。”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经济学者的惊人创造力，以及其后的命运分野，是了解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而在当时，对他们中的数位而言，体改所和茅于轼的书房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场域，两者是自由、宽松且富有创造力的“议政厅”——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担纲的体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又是他们的道德道场。
张维迎在茅于轼书房里的“议政”对手，有他的体改委同事宋国青、张敢明、栗树和等，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碰几次头”。这是张维迎在北京的“读书会”。
自离开体改所后，张敢明和张维迎已经近10年没有联系，但当他看到网上消息，说有人用8万块钱买动了张维迎时，他还是下意识地说，“绝对不可能。”与其说，是他对故友学品的信赖，不如说，是他信赖于，那个“议政”书房里，茅于轼维护和供给的道德力量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持续影响。
张维迎常跟他的学生说起的当时书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独缺宋国青，其时电话不便，联系不上，茅于轼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骑个自行车，从月坛南街的南沙沟，骑到北大，足足三个小时。到宋国青宿舍时，见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铺伏案疾书赶制论文，担忧全无，又顿生欣喜，自己骑着车又回到南沙沟。
二是，另一回，“议政”时间过长，几个人从先生家出门时，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爆胎了，干脆坐在路边继续侃，张敢明其时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张敢明的又一说法，两张一宋，都是陕西农村娃，都是犟脾气，但数宋国青家里最穷，先生给他补助最多。
在送给茅于轼的著述《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的扉页上，张维迎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张敢明说，他不相信那个书房里走出的人，“会被8万块钱收买”。在采访中，数位学者对张维迎的观点持保留看法，但对他的学品和人品，却一致称赞。张敢明认为，“有人有意拿张维迎的人品说事，转移话题。”
“最激动”的岁月
宋国青是张维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张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宋现在就职北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称宋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两句话，在当时的体改所广为流传：一是，“以前是报国无门，现在是报国无法，想不出好办法来了”；二说改革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改革的深入越发暴露体制痼疾，而“学中干”又加大社会对新知的需求。张敢明的印象中，同事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新名词，很快就会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有人说，体改所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维迎说在体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动”的岁月。
25岁张维迎的兴趣，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每个现实问题都有吸引力，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会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
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都是“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便有权力寻租，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腐败大面积产生。因“双轨制”导致腐败，它的创见者遭受广泛攻击。张敢明记得当时的一句玩笑话，“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价格“双轨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时乡村干部因为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比一般农民更快地致富。“双轨制”使得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这是张维迎没有想到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张维迎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
在遭受巨大骂名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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